1979年秋天，北京的一处排练厅里，戏曲演员们正对着镜子描眉画眼，准备上台彩排。有人在过道里悄悄感叹一句：“现在观众都追电视剧了，戏曲怕是要被抢了风头。”这句略带无奈的话，和几年后《西游记》的横空出世，竟不知不觉把一位京剧名角推到了风口浪尖——她叫杨春霞，起初只想着在舞台上唱好“柯湘”，却被一个反派角色改变了整个人生轨迹。

有意思的是，许多人提起她的时候，脱口而出的已经不是“上海第一旦”，而是三个字——白骨精。至于她与导演杨洁之间那段“承诺与食言”的故事，更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议论纷纷，却又始终难有定论。

时间往前推一点。1973年前后，样板戏风行全国，京剧《杜鹃山》里的“柯湘”家喻户晓。饰演这个角色的杨春霞，那时不过三十出头，唱念做打样样俱全，台风稳健又不失灵气，被同行称作“上海第一旦”，这不是夸张，而是当时戏曲圈内的普遍评价。

舞台上的“柯湘”，是又红又专的英雄代表，形象正面而高大。这样的角色，对演员本人的口碑与名声，有着极大的加持。观众走出剧场，说起她时，往往会带上一句：“那位演柯湘的，好。”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口耳相传，比任何奖项都更管用。

不过，时代的技术手段开始改变文艺生态。到了80年代初，电视机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荧屏上的连续剧一集接一集地播，覆盖范围远超剧场。对于长期扎根戏曲舞台的演员来说，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新媒介意味着新的机会；另一方面，也隐隐带来一种危机感——过去十几年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舞台形象，会不会被几部电视剧迅速盖过去？

就在这个节点，《西游记》的筹拍工作慢慢展开，杨春霞的人生，也悄悄偏离了原本的路线。

《西游记》的筹备起步于1982年前后，那时杨洁已经有了拍摄古装戏的经验，但要把这样一部长篇神魔小说搬上电视，难度远超一般电视剧。角色多，场景多，特效几乎全靠手工。更棘手的是，牵涉到大量妖魔鬼怪和女性角色，既要符合原著，又要顾及当时的社会观念。

白骨精，是原著中非常典型的反派。既阴狠，又伪装得极其细腻。她先后化作村姑、老母、老妇，轮番引诱、试探唐僧。为了呈现这种“外柔内毒”的矛盾感，杨洁非常看重“脸”的表现力。她要求《西游记》的女演员尽量不用皮套，不戴厚重面具，而是让观众看到真实面孔，这样才有戏。

问题就出在这里。80年代初，观众对反派角色的代入感极强。有些演员演了坏人，下了戏走在街上难免被人指指点点，骂一句“坏蛋”都算轻的，扔鸡蛋这种事也不是没有发生过。谁都明白，反派演得越传神，日常生活里可能就越不好过。更何况白骨精还必须穿着相对暴露，走的就是“魅惑”路线，对于当年保守的审美来说，这是不小的冒险。

在这样的环境下，杨洁一连找了好几位演员，对方听说要演的角色是白骨精，不是推托，就是含糊其辞。谁都希望在公众记忆里留下一个光明、正派的形象，这一点人之常情，并不好苛责。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名气很大的刘晓庆主动找上门，表示有兴趣出演白骨精。杨洁本来很高兴，以为难题解决了，结果条件紧跟着就摆了出来：白骨精她可以演，但同时希望把白骨精幻化出来的少女和老妇也一并演了。换言之，三个形态都由她来完成。

从演员角度看，这个要求并不过分，甚至可以说顺理成章。因为《西游记》的剧组经费紧张，很多演员本来就要身兼数职。闫怀礼出演沙僧的同时，还扮演过千里眼、卷帘大将、和尚、太上老君等多个形象，一个人换几身衣服几顶头套，就能撑起不同角色。

但女性角色有个特殊难点：不能像男角那样随便贴胡子、戴假发来掩饰面目。观众对女演员的脸识别度很高，一旦辨认出同一个人反复出演不同角色，很容易觉得别扭。再加上杨洁坚持“女演员不上皮套”，更希望白骨精、村姑、老妇这些形象的面貌各自独立，这样故事才更真实可信。

刘晓庆的“打包出演”想法，与导演的原则冲在一起。杨洁权衡之后，只能婉拒。白骨精的扮演者，又成了一桩悬而未决的难题。

兜兜转转之间，杨洁在戏曲舞台上看到了另一个可能性。她在一次排演中注意到杨春霞：扮相端正，眼神灵动，唱腔里有股韧劲。看完整出戏，她心里几乎就有了结论——如果白骨精非要找到一个“形神兼备”的人选，这位“上海第一旦”非常合适。

杨洁主动登门，邀请杨春霞出演白骨精。听到这个角色的名字时，杨春霞的直觉反应是抗拒。她过去塑造的都是正面人物，尤其是“柯湘”那样的典型形象，一旦转身去演一个阴狠的反派，观众能不能接受，是个大问题。更现实一点说，她自己也难免会觉得，这是在“毁”之前辛苦建立起来的清正形象。

“白骨精？穿得还挺露？”她听完大致构想后，据说当场就亮了态度：不演。理由也非常直接，不想一辈子背着“坏人”的名声，更不想出门和人打交道时，先遭到一顿误解。

杨洁的性子同样倔。她认准了人，就很难轻易放弃。对她而言，白骨精这个角色不只是一个反派，更是整个故事节奏的重要支点，一旦选错，整段剧情的分量都会打折。于是，从排练场到剧团，从单位到家门口，她开始了持续的“软磨硬泡”。

有一天清早，杨春霞出门排练，刚走到楼下，就看见门口坐着一个熟悉的身影——杨洁已经等了好几个小时。一番寒暄之后，话题还是绕到角色上。杨春霞有些哭笑不得，索性躲着走，排练结束也尽量不和她碰面。

杨洁见单凭自己劝不动，就把副导演请了出来，请他专门给杨春霞“说戏”。副导演没有从“机会”或“名气”去劝，而是从人物本身的内在逻辑，一层层拆解白骨精的复杂性：她不只是一具白骨，更是一种对人心的试探，是唐僧取经路上必经的劫难。

在这种纯粹从艺术出发的分析里，白骨精的形象逐渐立体起来。她的娇媚，是伪装；她的狠毒，是本性；她存在的意义，又不仅仅是“作恶”，而是一面镜子。杨春霞听久了，心里多少有了些触动。作为长期在舞台上“抠角色”的演员，她很清楚，越是难演的形象，越有挑战性。

态度的转变，并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既要顾及职业声誉，又要考虑艺术追求，在两者之间来回摇摆，是那几年她真实的心理状态。慢慢地，她从一句“打死不干”，变成“再想想吧”。

待到某天，杨洁再上门时，杨春霞已经不再一口回绝，而是提出了一个条件：白骨精可以演，但拍完之后，女儿国国王也希望由她来饰演。这样的安排，在当时看来，有点像一种“自我平衡”——既演了反派，也演一个温柔、庄重的正面女性形象，多少能抵消一些风险。

对于这个条件，杨洁几乎是脱口而出地答应了。她太需要一个合适的白骨精了，眼前这位又确实合乎设想，当场许下承诺几乎是一种本能反应。至于同一张脸同时出现在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中，会不会影响观众观感，她当时并没有细想。

很快，试装开始。化妆间里，工作人员给杨春霞换上白骨精的服饰，勾勒出细长的眉眼，点上妖异却不失美感的妆容。她走出门的一瞬间，现场好多人不由自主地吸了口气。有人低声说了一句：“这不是书里跳出来的么？”那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让人印象极深。

拍摄时，她的表演也没有让任何人失望。娇里娇气时眼波流转，狠辣出手时又一点不拖泥带水，把白骨精的双重面目演得极为到位。有剧组成员回忆，一场戏下来，杨洁几乎挑不出太明显的问题，只是细枝末节地做些节奏调整。

就在这样的节奏里，白骨精一集一集地拍完，戏份临近杀青。收工那天，杨春霞特地提了提当初的约定：“杨导，女儿国那边……”杨洁笑着应下，说等这边整理完，就会安排。气氛看上去轻松自然，双方都没有多想。

谁也没有料到，这个“应下”后来变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兑现的承诺。

等戏，是演员工作的常态。拍完一部，再接一部，中间的空档期既是休整，也是调整档期的机会。杨春霞拍完白骨精之后，没有接别的影视剧，心里装着的是即将开拍的女儿国国王，按计划，她会在那段时间进组，有新的角色要塑造。

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西游记》剧组的消息迟迟没有传来。等到后来整部电视剧已经杀青，陆续播出花絮与剧照，她才意识到，女儿国国王已经有了固定的面孔——那个人并不是自己。

这一瞬间的心理落差，很难用简单的“愤怒”或“失望”概括。客观上看，她确实被“骗”了——并非那种恶意设计的骗局，而是源于一个口头承诺无法兑现后的结果。她按约安排时间，拒绝其他邀约，最后发现，曾经的允诺变成一纸空谈。

从行业惯例来讲，导演对演员的承诺，哪怕只是口头上的，也不该轻易违背。演员围绕一个角色做准备，不只是腾出时间那么简单，其中牵涉到心态、形象规划、甚至长远的职业路径。一旦对方失信，所造成的损失很难用钱或者一句道歉补回来。

然而站在创作角度，杨洁的顾虑也并非无的放矢。白骨精播出后，杨春霞的表演极其突出，观众对这张脸的记忆几乎是瞬间固化。要知道，80年代的电视剧播出频率很高，观众会一遍遍看，尤其是寒暑假期间，小孩子甚至可以从早看到晚。反复曝光叠加之下，一个角色的形象更加牢固。

如果让同样的面孔再去饰演女儿国国王，即便服装、发型、妆容完全转变，观众在第一眼认出来时，难免会在心里打一个问号：这不是白骨精吗？对白骨精的记忆太强，女儿国国王那份温柔与矜持，很容易被拉扯出戏。对于注重整体效果的导演来说，这是不得不考虑的隐患。

从这个角度看，杨洁的取舍，其实是在艺术完整性和个人信用之间做了一个极为艰难的选择。她最后请来朱琳出演女儿国国王，这位演员的气质偏内敛典雅，缓慢的眼神和轻柔的台词，让整个剧情多了几分婉转的情绪。观众对女儿国一集的评价，证明了这个选择在效果上是成功的。

遗憾的是，这个成功以食言为代价。杨洁后来在不同场合，都提到过自己在这件事上的愧疚。她清楚，作为导演，失信绝不是值得提倡的事。但在拍摄条件有限、技术难以弥补、演员重复出镜又容易让人出戏的前提下，她所能做的，恐怕只有在两个不完美中选一个相对可接受的结果。

对杨春霞而言，真正难以平复的，并不只是“没演成女儿国国王”，而是由白骨精带来的长久影响——她发现自己彻底被一个反派形象“锁死”了。

《西游记》从1986年开始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一播就是全国轰动。那个年代，文娱选择不多，能让全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的，也不过就那么几部剧。《西游记》恰好赶上了这个窗口期，再加上重复播放次数众多，其影响力远超一般作品。

随着一集集播放，“孙悟空”“猪八戒”“唐僧”“沙僧”的形象深入人心，连带着各路妖魔鬼怪也成了老少皆知的话题。提起白骨精，几乎没有人需要解释是谁。那双带着笑意却藏着杀机的眼睛，已经刻在许多人的记忆里。

而被记住的，是角色，也是演员。街坊邻居见到杨春霞，会笑着说一句：“瞧，这不是白骨精嘛。”在他们眼中，这未必是恶意，更像是一种亲切的调侃。然而对当事人来说，每一次被这样称呼，都是对过去戏曲生涯的一次遮蔽。她当年塑造的“柯湘”，那些在舞台上挥洒的汗水和心血，在大众记忆里不断往后退，让位给一具“白骨”。

出于这种复杂的心情，她做出一个看似决绝的选择——不再接任何影视剧，只回归戏曲本行。在舞台上，她仍然是熟悉的那位旦角，扮相依旧，嗓音依旧，观众在剧场里依旧用“柯湘”来称呼她。在这个相对封闭又纯粹的空间里，她不必面对“白骨精”的标签。

只可惜，传播力的天平已经明显倾斜。戏曲演出再精彩，观众的覆盖面仍然有限；电视剧只要重播，影响又覆盖一大片人群。在公众场合，只要她出现在镜头前，许多人条件反射一样地把她和白骨精连在一起，甚至有些人干脆喊她“白骨夫人”，连本名都叫不上来。

为了尽量切断这种联想，她逐渐对《西游记》这个话题采取一种“回避”态度。节目组的邀请一波又一波，有的希望她上镜回忆拍戏趣事，有的想做专题，聚焦经典角色背后的演员。她几乎全部回绝。不是因为耍大牌，而是不愿意自己的后半生，全面围绕那段经历打转。

剧组重聚的邀约，她也不参加。一次次聚会，观众都习惯了看到“师徒四人”再度同台，看到女儿国国王、铁扇公主、水帘洞群猴热热闹闹地合影。唯独白骨精缺席。时间长了，不免引起外界猜测：是不是与导演有矛盾？是不是始终没有原谅当年的食言？

2017年，杨洁去世的消息传出时，许多主创与演员都前去送行。人们留意到，白骨精的扮演者并未现身，这让关于“恩怨”的揣测一下子多了起来。各种说法在民间传播，有的添油加醋，有的干脆把当年的口头约定演绎成“激烈冲突”。事实上，这些夸张成分很大，离真实都有距离。

直到2019年，杨春霞出现在《角儿来了》节目上，才正式正面回应这段往事。话不多，却很明确：她与杨洁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私下的深仇大恨。《西游记》拍完以后，一个回到戏曲舞台，一个继续忙于电视剧创作，各自有各自的工作，很少有交集。没有联系，并不等于记恨，更谈不上互相敌视。

节目中，她也提到了自己对白骨精这个标签的无奈。一位京剧演员，理想中的传承，是靠一个又一个舞台角色积累起口碑，再慢慢传到下一代；而她的现实是，在更广泛的观众群体中，被牢牢拴在一个反派形象上。不得不说，这种落差是残酷的，也是那个时代影视传播力量爆发所带来的特殊结果之一。

杨洁早年在公开场合曾多次表达过歉意，承认当年因为艺术考虑，违背了对杨春霞的承诺。这种坦诚，在一定程度上也化解了一部分误解。两人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恩怨”，不如说，是被同一部作品困住的两个艺术工作者：一个因为追求整体效果做了违心决定，一个因为过于成功的表演被角色反噬。

时光往前推，许多当年的争议已经淡了。白骨精依然是《西游记》里绕不开的经典形象，女儿国国王也稳稳地占据了观众心中的一席之地。观众提起这部剧，多半还是会温情地谈论它带来的童年记忆，很少再去计较当年的选角风波。

而那段“被骗出演白骨精”的往事，在多年沉淀之后，更多成了一段复杂的职业记忆。既有艺术上的高光，也有个人层面的苦涩。对外人而言，这是一段有故事性的花絮；对当事人而言，它参与塑造了整个人的后半生，既避不开，也无法简单下结论。

从结果来看，白骨精这个角色，确实给杨春霞带来了难以磨灭的标签，同时也让她的名字，以另一种方式，被牢牢刻进了一代观众的记忆之中。至于这份记忆是福是祸，大概也很难用一句话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