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我因病在家休养，借这个机会学着写一些小文章。对我这个没有读过书的民间艺人来说，是很不容易，拿起笔来困难重重，想得很好，笔底下却写不出来；就像茶壶里煮鸡蛋，肚子里有，就是倒不出来。感谢《解放日报》的记者同志，专程来京要求我写一篇回忆新旧上海的文章。我答应了这一要求，这几天倒是想起不少往事。

我虽是个评剧演员，但我的祖籍是江苏苏州。听二伯母讲，我三岁就到了北方。六七岁跟京剧演员堂姐姐学戏，后来学了评剧，完全用普通话唱，因此我已是个地道的北方演员了。

评剧这个地方戏，历史虽浅，只有七、八十年，各方面也都不够健全完善，可它有它的独特优点：通俗易懂。特别是解放后，在党的大力培植下，已成为北方的一个大剧种。它用普通话四声为正音，同时还保持了它的滦平韵味儿，因此它始终带有浓厚的泥土气息。

早在三十年代，就有很多著名的评剧女演员和文武双全的男演员们，曾经到南方演出，如白玉霜、朱宝霞、蓉花、朱紫霞、玉灵芝、爱莲君等。她们跑遍了上海、南京、武汉、安徽、江西。那时叫蹦蹦戏。解放后发展到了云南、贵州、湖南、湖北等地都有评剧团。南方人很爱看评剧。

上海我从小就去过，至今还有点模糊的印象。记得跟我的堂姐姐京剧演员杨金香去上海唱过戏。姐姐是很好的刀马花旦演员，曾和唱老生的梁一鸣在一起合作。梁一鸣老师很喜欢我，他不让我出去乱跑，说"小姑娘别被坏人拐带了……"

那时我只能上台演个《三娘教子》中的小孩，或扮个小动物什么的，我的主要任务是跟着姐姐学戏，同时来点零碎活儿。

那时候的上海给我的印象是拥挤的马路，眼花缭乱，红红绿绿，花花世界，十里洋场，神话般的地方。

听说要跟姐姐去上海唱戏，家里很紧张，母亲想方设法转卖东西、借钱，为我做两件新衣服。她说："去上海演戏可不是小事呀，那可是洋地方，不能叫人家小看了。咱们胳膊折在袖子里，疼也得忍着，外面得讲究。"那时去上海要从南京搭轮渡，火车还不能直接过江。虽说是火车开上船，觉得怪麻烦，但是那个新鲜劲儿至今还记得。到了上海，在一家很好的大戏园子里唱戏，是哪个戏园现在不记得了。我们都住在后台，一早起我就扎上用面粉口袋缝制的一条围裙，光着两只脚干活，擦地板、收拾屋子，身上穿着破衣服。要见人了，姐姐就让我罩上件新衣服，为我梳好小辫子，处处要个面子。我每天还要给姐姐捶腰砸腿，等于是她的小丫环。

上海做小买卖的摊儿很多，出去为姐姐买吃的，常被很多小要饭的围上欺负我。我不会讲上海话，他们一看就知道我是北方孩子。真怪，那时小穷孩子怎么都是成群结伙的哪？当时我想这地方真可怕，大人里有流氓，小孩里有很坏的小瘪三。我可不喜欢这个欺软怕硬的地方！有一次我端着一个小盆为姐姐买馄饨，被小瘪三围了一圈儿，不让我走，还动手推我，不单把馄饨都洒了，还烫了我的手。怪不得人说："上海滩哪，阎王关啊！"真不是好地方。我也不示弱，跟他们对骂，把他们赶跑了。

我自己唱了评剧主演后，那时都是搭散班唱戏，跑码头是经常的，在各处流浪卖艺。但对上海，我们都觉得很可怕，戏班里流行着一句话："上海滩可去不得，洋人特务把你欺，受骗上当白唱戏，班主把头披人皮。"一个女孩子更去不得上海，那里是有钱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戏班里去过上海的人说："哪里都能去，就是上海可去不得。要是困在那里，哭都不知朝哪儿哭去呀！"因此我从小对上海的印象是个可怕的地方。

记得1943年，上海大世界有一个班主来天津约角，看上了我，约我去唱主演，头次见面就留下了一笔定钱。给我梳头的马褂子大舅舅多次跟白玉霜、朱宝霞等去过上海，他说我去了上海，准能发财回来。

那班主能说会道，是个北方通。事情大致定下了，他对我母亲说："你女儿扮相好，人也聪明，又有一条好嗓子，上海是个大码头，我保你一炮打响了，红着回来。不过出门可得找个保险的道哇，要活泛点儿！你带着闺女去上海，打算是活门呀，还是死门呀？我劝你叫你闺女活门能挣大钱……"母亲一听他的话，不等他说完就生气了："我叫孩子装男扮女吃这碗戏饭，就够难为孩子了。我们只求养家糊口，我是穷命人，也不想着到上海发大财。孩子天天在台上给阔佬们开心取乐还不够，还让我闺女去上海为你们卖门子呀！孩子才十四岁呀，你忍心让她去吃活门儿？我告诉你，我孩子唱戏卖嘴，不卖身！咱们先讲好公事，我孩子就是唱戏，别的不应酬！怪不得人都说上海可不能去呀！"

母亲决定不让我去上海唱了。她说："你上海给我个金山，我也不搬！"班主可不能吃亏，母亲接了他的定钱了，不去就得还钱，这还不算，还得拿利钱。这下子可真是着了急了，因为母亲接了定钱以后，就为我添制了几件戏衣，买了点随手用的东西，钱花得差不多了，没想到又闹翻了不去，还得赔偿人家损失，付利钱。母亲东求西借，打印子钱，好不容易才还上这笔钱。从此母亲说："上海这地方太危险了，不能去。"

1944年，上海的老板又来天津接评剧班，那班主又来找母亲，说柳说，一定约我去，愿意出大价钱。母亲跟我商量，我一向胆小，不敢去上海。母亲就接了山东班主的钱，去了山东青岛、济南、烟台。小白玉霜自己成的班"再雯社"，他们去了上海。

这次小白玉霜去上海也没唱好，不单赔了钱，还在大世界演出时，闹得大打出手。上海的地痞流氓大打大砸，差一点出人命。小白玉霜赶快躲开，来到青岛，到客店看我，讲了上海演出时的情景，我真万幸没有去上海。小白玉霜胆子大，大风大浪她都见识过，她都不行，要是我母亲跟我两个人单势孤，还指不定出什么事哪，真吓人。母亲说："上海这不是咱们去的地方，我就不叫我们小凤去。那是人贩子的地方！拿人当货卖！"

评剧是北方土生土长的剧种，唐山、东北、天津一带观众最欢迎。经过著名的评剧演员白玉霜、朱宝霞、芙蓉花等人的丰富创造，特别是一些著名的文明戏演员进入评剧班后，排了一些时装戏，如《蝴蝶夫人》、《茶花女》等等，又加上洋味儿，又移植了一些京剧剧本，使得评剧在上海打响了。

白玉霜在上海的拿手戏是：全部《玉堂春》、《马寡妇开店》、《珍珠衫》、《坐楼杀惜》，还有《武松杀嫂﹣﹣潘金莲》，这是一出京、评合作戏，武松由著名的京剧武生赵如泉扮演，白玉霜演潘金莲。

白玉霜在上海唱红了，真是南北驰名呵！她的胆识、气魄一般演员学不了。白玉霜嗓音宽厚，演戏放得开，在艺术上发挥创造，富于魅力，为评剧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朱宝霞也是三十年代在上海很红的评剧演员，她和白玉霜正好是一胖一瘦形成对比。她长得漂亮出众，人很瘦弱，一对大眼睛，出名的两个酒窝。她的戏路子不宽，主要唱评剧的传统戏，擅长悲剧，以哭腔出名。如《富春院》、《李香莲卖画》、《赵五娘寻夫》等都是她的拿手戏。

另一个著名的评剧演员爱莲君虽然在上海唱的时间不长，可是她在百代公司灌的几张唱片，红遍了南北。她在上海大世界演戏，爱上一个青年，因婚姻不能自主，硬被父母分开，把她带到山东。那个上海青年想她得了病，她想他也得了病，仅仅二十三岁就死去了。在旧社会，戏曲女演员就是父母的摇钱树。爱莲君是一个好演员，她嗓音圆润，咬字清楚，表演细腻，又能改革创新。她长得娇小玲珑，不爱讲话，深沉稳重。上海观众说："爱莲君的唱腔细腻圆润，声音娇弱","小圆面孔，鼻子不高；轻轻一笑，像只小猫"，一上场就有一种迷人的味道。上海老观众对她的死很觉得遗憾，她在上海唱的时间不长，也没有唱得大红大紫，可是给观众留下了好的印象。

那时的评剧只能在大世界、恩派亚等小剧场演出，大剧场进不去。

在旧社会，唱戏的是阔人的玩物，不单那些财主老爷能够花钱买去演员的青春，那些捧角儿的太太小姐们也能用金钱把一个演员的好年华葬送掉。爱莲君在上海就有一帮太太们捧她，她爱上了一个年轻人，就把这群阔太太给挤掉了。她的父母怕她被这人占有，断了财路，就硬拆散了他们两个，逼得爱莲君走了绝路，造成悲剧的下场。

在上海最红的评剧女演员还得数白玉霜。她到了上海，先去拜访那些有钱有势的东家掌柜，有一个叫魏庭荣（外号大老魏）的人是上海有名气的青红帮，又是做买卖的能人，生财有道，据说是美丽牌香烟商标上那个美人的丈夫。这人是烟草公司的东家，又兼是几个戏园子的股东。以他为首的一些商人，为白玉霜出主意，用白玉霜三个字，先出了白玉霜香皂。香皂是白色长圆形的，外表装潢很讲究，包装上印着一个和白玉霜相似的美女。用这种手段做宣传，上海观众还没有看戏，就知道白玉霜了。商人会做生意，白玉霜香皂立即成了供不应求的时兴货，白玉霜的蹦蹦戏也场场客满。

白玉霜这人很有气魄，为了排更多的新戏，她肯花高价买剧本，如她演的《玉狮坠》、《坐楼杀惜》、全部《玉堂春》，都是京剧的本子。

三十年代白玉霜在上海唱红了，电影界的前辈洪深先生还为她导演了一部电影《海棠红》。

记得在1952年，洪深先生来我家。我很仰慕尊敬他，我请他看了我演的戏《刘巧儿》、《祥林嫂》，洪老很满意。他说："我可是看评戏的老观众啊！早在三十年代我就常看白玉霜，那时还叫蹦蹦戏，人们说我是评戏的支持者。当时有白玉霜、朱宝霞，还有一个芙蓉花。过去很多人看不起评剧，我去看戏就有人嘲讽，说评剧庸俗低级。现在一看大不相同了，评剧已是一个新鲜、通俗、高雅的剧种了，时代变了，人变了，剧种也变了，这是非常好的现象。"

回过来再说白玉霜在上海的故事。白玉霜正在上海唱戏红得发紫时，除去演戏，她每天过着老爷太太包围、坐汽车、去饭店、打牌、跳舞、吃吃喝喝的生活。她不久就厌烦了那种庸俗无聊的生活，可又无法摆脱。她爱上了一个乐队里给她打梆子的乐师。这人年轻诚实，是有名的好梆子，名叫李永起。她跟母亲胖李奶奶一提出来，这位见钱眼开、爱钱如命的胖李奶奶坚决不同意。白玉霜答应给她挣足一笔大钱，给她买房、买地、外加开买卖，但还是得不到恋爱的自由。

白玉霜在台上唱戏，李永起在台上打梆子，免不了眉来眼去，常被胖李奶奶看见。她为了保住摇钱树，花钱买通了流氓、打手跟踪李永起，还把李永起毒打了一顿，阻拦白玉霜和李永起接触。

白玉霜跟李永起两人平时不能接近，只能偶尔在后台碰上偷偷说话，胖李奶奶时刻监视他俩。白玉霜跟李永起商量决定私逃来反抗母亲。有一晚演完戏她借口跟人打牌，同李永起坐飞机由上海起飞到天津，跑到河北省李永起老家杨村。

白玉霜私逃对这个班社影响太大了。她是班主，又是主演。她一走，台柱子没有了，胖李奶奶就把白玉霜的养女小白玉霜扶植起来演主角。小白玉霜嗓子虽没有母亲宽厚，但有她自己的演唱风格，她把很多白玉霜的戏都顶起来了。这也是小白玉霜初露头角的机会。

白玉霜和情人私奔在上海是一件特号新闻，消息马上传遍，大报小报可有文章作了。

白玉霜跟满身泥土气的李永起回到老家，震动了全村。李永起一家，哪见过这位从上海洋场中来的大演员，简直是天上掉下的财神奶奶。白玉霜下定决心跟李永起在农村过日子，她用带来的体己钱和金银珠宝在村里买了房子置了地，决心务农，并且宣称："我跟李永起认命了。"可是说的容易，做起来就没有这么简单，她习惯了豪华享受，看惯了那些阔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农村的一片黄土庄稼，她哪里受得了？又加上农村人也看不惯她，过了没多久白玉霜就住烦了，呆不下去了。

上海的观众想看白玉霜的戏，胖李奶奶又托出人情来，乃是上海有名的能人大老魏。他亲自去到河北省杨村，把白玉霜接回上海。李永起倒是得了房子得了地，可是这么一来不能再给白玉霜打梆子了，他就自己另去搭班了。

李永起有个外号叫"月饼"，是因为李永起跟白玉霜好的时候，白玉霜曾经问他要什么。那天正是中秋节，农民出身的李永起回答说："我要月饼。"从这以后李永起就得了这么一个雅号，后来他的真名反而没有人叫了。解放后的1949年，他搭我的班，跟我来到北京，直到1964年去世。

白玉霜私奔，报纸有文章可作；白玉霜又回到上海，文章就更多了。

在旧社会，演员唱红了，受恶劣环境的影响，再加上自己没有文化，知识浅薄，常常摆架子、耍脾气、骄傲狂妄、骂人、抖威风，还有的人抽白面、大烟……上海的小报文章上反把这些毛病说成是演员的派头。白玉霜也不例外。她除了不抽大烟、白面，上面的这些毛病，她全沾上了，一样也不缺。

归根到底她的生活是很不幸的。天天跟那些玩弄她的老爷财东鬼混。她的母亲就是为了钱，只要阔人肯花钱，让女儿干什么都行。

树大招风，人怕出名。白玉霜在上海名气越来越大，被誉为"评剧大王"、"评剧皇后"，灌唱片，拍电影，"白玉霜香皂"在上海也卖大钱。白玉霜自己大手大脚，花钱如水，早把她爱过的李永起扔到九霄云外了。上海洋场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怪事都会发生。旧戏班也非常黑暗复杂：争风吃戏醋、拉帮结伙，找靠山、讲势力、当面吹捧、背后使绊，到处锦上添花，哪有雪中送炭。在班亲兄弟，离班出五服；连师姐妹、亲兄弟都嫉妒的有你没有我。这时风头十足的白玉霜就遭到同行是冤家的嫉妒了。白玉霜虽然能交际，也不能面面俱到；哪处香没有烧到，就得罪了人。

无论南方北方，有过旧历年的习惯。尤其是戏班，平时都讲供神烧香，过年时"天神下界"，更要烧香祷告，可热闹排场了。上海人过年更是讲究。一进腊月，市面上就有办年货的。白玉霜平时很要面子，过年更是摆阔气。她在上海演戏，北京有她置买的磨砖对缝、带游廊、走廊、月亮门、前廊后厦的四合院房子；在天津旧英租界最漂亮的住宅区又置买了楼房。这座带小花园的洋房很惹人注目，白玉霜坐飞机常飞天津、北京，结交的都是当时的达官贵客。她在上海过年，要从北京、天津运年货；为了过年，她从天津特地做了一件带帽子、袖笼的灰鼠皮大衣。白玉霜是天津人，讲究过年穿红，在北京绣了一件红缎子花旗袍，再加上金色高跟皮鞋，电烫的鸡蛋卷头发。白玉霜又白又胖，又高又大，浓眉大眼高鼻梁，小樱桃嘴，头上还戴着天津特产的红绒花聚宝盆，长耳环上坠着红绿宝石，打扮起来好不漂亮，好不威风。

每逢过年，白玉霜都带上赏给小孩和佣人的红纸喜包，内装着喜钱和专给小孩的压岁钱，以备随时散给大家。年三十，一般都不演戏，封了箱。白玉霜这年在打过夜十二点就上香接财神辞了岁，大伙向她拜年祝贺发财，她高兴的赏了钱。她坐下和早就来等着她的朋友们搓麻将。她今年运气好，几把牌就和了满贯，赢了钱。天刚刚亮，年初一就要出门拜年。她打扮得雍容华贵，出了里弄刚要上车时，忽然从后边闯过一人，这人来势很猛，穿一身黑，头戴罗松帽，拉下来把整个脸都盖满了，只露两只眼睛。只听见这人叫了一声："二姑！"白玉霜双手揣在袖笼里边，还没有搞清对方是准，一个蒲包朝白玉霜头上扣来，这下子连汤带水、梆硬冰凉的从头上流了满脸满身，一阵臭气冲天熏鼻子的大粪味儿，白玉霜立即被熏倒了。

白玉霜被扣了大粪，满不在乎，她认为这是小人暗算，同行吃戏醋，花钱买通流氓瘪三搞这么一手，让她年初一演不成戏。但是白玉霜这人非常任性要强，她认为年初一非演出不可。她不会让大粪吓倒。她洗个澡，把臭味彻底洗掉，晚上照常演出，就是要给害她的人看看。报纸消息特别快，一霎时"白玉霜被扣大粪"，"评剧大王年初一大粪浇头"，"一蒲包黄金元宝送上"等等新闻传遍了上海滩，可白玉霜打扮得越发漂亮了，有人送鲜花，绸缎庄送衣料，鞋店送皮鞋，照相馆请她去照像……白玉霜更红了。

包打听、警察局、官方人物，纷纷登门要为她查找扣粪人，其实都是为了借机要钱，谁肯真替她查？老艺人劝她，冤家宜解不宜结，吃亏让人是本分。可是白玉霜还是得送礼请客，官方就是利用这机会敲钱的。

跟白玉霜一起唱小生的演员安冠英，嗓子不错，扮相也很俊秀。他有文化，唱戏气质很好。他虽然是给白玉霜配戏，可是专门为小生安冠英捧场的观众也不少，因此他在上海也很红，甚至于也引起了一些太太们互相妒忌。白玉霜出门买东西，有时要安冠英陪着去，安不愿同去，因为白玉霜这人喜怒无常。他说："我是伴君如伴虎。不知哪句话得罪了二姑，她要是一生气，我吃不了就得兜着走。"这话虽说是玩笑话，也说明白玉霜不是好惹的。这也是旧社会戏班的"角儿脾气"。年初一的一盆大粪，一头晦气，她早忘掉了。这一天她又逼着安冠英一路出门。安冠英勉强跟白玉霜坐上黄包车，一前一后，白玉霜在车上旁若无人哇啦啦地跟安冠英说话。这一生一旦很引人注目，一个人认出了白玉霜、安冠英，就招来一群人看。白玉霜叫车夫绕道走，七拐八拐，车夫为了多挣钱，转了几个里弄，人逐渐减少了……

两辆黄包车有时并走，有时一前一后。车夫看他们说话就放慢了脚步。白玉霜的车在前，安冠英的车在后，忽然从对面闯出一人照着车迎头跑来，不知是什么水从空洒下。白玉霜手急眼快，把手里的大衣向头上一盖，蒙住了脸，这也是她被扣了大粪得出了经验吧，总算白玉霜保住了脸，没有受伤。可安冠英的车正好过来，哗哗哗一股股呛人的怪水，全都泼在安冠英头上、脸上，安冠英还没有来得及喊人，就被呛得昏了过去。车夫也不知怎么回事，洒水的人来无踪去无影，转眼就不见了。白玉霜一点没受伤，只是她的大衣烧了很多窟窿。这是什么水呢？是什么人哪？怎么回事？先把安冠英送进医院急诊抢救。白玉霜再不敢在上海呆了，戏也不敢唱了，她只好回到北京。

这是又一次被人暗算，浇在安冠英头上、脸上的是一种烧伤性很强的镪水，烧伤很重，头脸全部烧坏，头发全部烧掉，连眼睛都瞎了。安冠英被烈性镪水烧伤后，旧社会"各扫门前雪"，谁都怕沾上边，就连一个敢出来替他说句话的人也没有。安冠英伤势一天比一天重，又没有钱医治，不久就死去了。他死之后逼债的人不断，他的戏衣全部当卖一空，妻子也改嫁了。这位著名的小生就这样结束他悲惨的一生。安冠英死后，同行们还有骂他的，说他不学好，招花掐朵，招惹来那些不三不四的太太小姐们，把命送了。可他们看不到那个黑暗的旧社会，穷苦的艺人为了生活拚命挣扎，安冠英只是一个可怜的牺牲品。

白玉霜灌了很多唱片，凡是有小生的大都是安冠英配戏灌制的。我每听到他的声音就想到他的悲惨结局。

白玉霜的结局也是悲惨的。她后来又爱上了一位理发师，母亲不准，只许她随便"交朋友"，但不准她正式结婚嫁人。由于她生活的不正常，更由于不知道爱护身体，仅仅三十岁刚过就得了妇女病死去了。

我和白玉霜的接触不多，因为那时我还很小，关于她的事情，有一些是评剧界流传已久，大家都知道的，有一些是小白玉霜讲给我听的。白玉霜在老一代评剧演员中，在演唱上，尤其在唱上有非常突出的成就。小白玉霜很好地继承了母亲的传统，并且又有发展。白玉霜的成名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她在上海唱红了，所以誉满全国。在那一段时期，评剧在上海确是受到欢迎的一个剧种，我至今还有一本1936年上海出版的《评戏考》。它的编辑方法、文字整理、印刷和纸张都比当时北京、天津和东北等地出版的《评剧大观》等水平高得多。

什么事情都有两面。在旧社会，艺人生活虽然有很阴暗的一面，但是更多的是讲交情、重义气的一面。不要说同一剧种之间，听前辈讲，当年北方演员去到上海，在那里唱砸了、唱黑了，全靠上海的南方同行帮助，才能度过困难。管什么南方北方，艺不分家。上海的许多剧团，也有的是长期落户生根的北方人。

当年在上海演过评剧的大世界是一个游艺场，里面有各样戏剧、杂耍……花很少的钱，什么都看到了，是劳动人民最喜欢的游乐场所。

几十年来评剧发展很快，但曾经十分热爱评剧的这么大的上海却一直没有评剧团。华东唯一的评剧团在淮南市。他们多年来在南方演出，落户在安徽，很多演员是南方人。主要演员李慧芳是我的学生。

解放后的1952年我去过上海演出，剧场是天蟾舞台。为了节省开支，我们全体住在后台。这里是京剧著名演员周信芳先生演出的地方，当他知道我们演的现代剧《志愿军的未婚妻》和《刘巧儿》，灯光布景很多，需要一个条件较好的剧场后，周先生当时虽已与这个剧场订了合同，但他为了照顾我们，主动提出退掉合同，让我们在这个剧场演出，我们剧团同志都很感谢这位老前辈。

我去上海正是八月天，好热呀！热得大家睡在地上、走道上。周信芳先生和盖叫天先生两老来后台看我，并接我去住他们家。我说："我们行动集体化，不能一人搬走。"两老表扬我，叫人为我送来蚊帐、席子，连扇子、蚊香都给我送来了。我们剧团的同志很团结，领队薛恩厚跟大家一样睡在台上。尹桂芳、傅全香大姐接我去她们家吃饭，看了戏给我提出意见，热情为我送避暑药来。周信芳老师夫妇请我吃饭。他说："看了你的戏，我很高兴。你有创造又不失戏曲的程式规律，朴实热情，跟观众通心，这个创造路子是对的呀。"

上海人热情好客。"蝶来"照相馆约我照相，很多报界人士来访问，剧场的职工对我们像亲人一样的照顾。

在我演出期间，为了替我们宣传，很多铺面买卖家放我的唱片《刘巧儿》，表示对我们的欢迎。

我们在上海很忙，天天演出，也没有工夫上街。有时出去走在街上，常被人认出我们这一群北方来的评剧演员；尤其是我梳了一根辫子，更显得土里土气，上海也就我一个人这样打扮吧。

上海有各种小吃。我从小就有在小摊上吃东西的习惯，因此我常常照顾小摊买卖，也可能是因为我父亲就是串街走巷做小买卖的原因吧。剧场后边摆满了各种小吃摊，汤团、排骨面、馄饨、馅饼、年糕、水煎包子，小吃多得不得了。散戏后我同几个演员和给我梳头的张洪山去吃夜宵，每天成了习惯。有一次我和张洪山刚刚坐在一条长凳上，当热馄饨端上来放在面前时，好几个人围过来看我。

"你是新凤霞同志吗？阿拉喜欢听你唱的评剧。"热情的夹杂着上海腔的普通话，我大致能听懂。看上去都是劳动人民，朴实诚恳，他们这样热情地跟我讲话，问这问那，一时馄饨摊好热闹。吃完了馄饨，几个工人模样的青年人一定要送我们走回剧场，一起走到剧场门口才分手。

第二天我一个人走到街上散步，但我出门走了不久就不认识路了。我着急地四面看着，连从哪边来的也认不出了。正不知该怎么好，过来了一位黄包车工人，双手把着黄包车，他走近对我说："同志，请上车吧。"他那和气诚恳的态度，使我很感动。我对他讲："好吧。我要去天蟾舞台。"他好像早知道了，招呼着我上了车。我坐在车上心里感到奇怪，怎么就认不出路了呢？这是我一生的缺点，就是不记路。拉车的同志抬起车把，转了一个小圈儿，把车放下了，他用手一指："喏，这就是天蟾舞台。"原来我一出门就转了方向迷了路，其实剧场就在跟前。心里可别扭了，真是笨！我拿钱给他，他却不要。他笑嘻嘻地说："我不要钱。你是……唱《刘巧儿》的新凤霞同志吧？"我点点头。他说："这一点点路我不能要钱。我昨天晚上在剧场看了你的戏，是演志愿军……"我接着说："对，《志愿军的未婚妻》。"他抢着说："我是站着看的，票难买呀！昨天晚上你出来吃馄饨我也看见了。"唉！我真感到难为情，我就是这样在上海出洋相的。

我想给了他钱赶快进去，可他坚决不要钱。我想出了一个办法说："同志，你不肯收我的钱，就像我不肯要你看我的戏一样。"他说："不，我要看你演的戏。"我说："好吧，如果讲朋友，请你今天晚上来看我演的《刘巧儿》，好吗？你肯吗？"他高兴地点头行礼谢我，还要拿钱，说："我给你买戏票的钱。"我说："我坐车，你都不肯收钱，我请你看戏能要你的钱吗？"走上台阶，他扶着我。我对他说："要讲信用呀！今晚你一定要来。你找收票的同志说我为你留的票就可以了。"他是一位四十岁上下的中年人，穿得很破旧，可是膀大腰圆，十分健壮。晚上，我不放心，怕他拿不到票。我便叫张洪山去六排一号看看。果然他很早就来了。他说："我这是头一回坐在天蟾舞台看戏呀！"我很抱歉，休息时他来后台，正是很多人来后台看我的时候。我远远地看见他站在门口，靠着墙，我向他点点头，打了个招呼，从这以后再没有看见这位黄包车工人了。一年以后，我再次去上海，把孩子送到婆婆家，黄包车在上海已经绝迹了，一辆也看不见了。我至今还怀念着这位黄包车工人。

我在上海出过很多洋相。上海南京路一向是热闹中心，我最喜欢上海鞋，最有名的是蓝棠皮鞋店。电影演员秦怡、孙景璐都送过我蓝棠的鞋。我在门前一看就被它吸引住了，进去看花了眼，哪双都好看，哪种颜色都漂亮。我挑了两双高跟鞋，服务员一看我们这一群北方人有点眼熟，发现我们是演员，对我们非常耐心和气。上海的服务态度真好哇！我们几个人买鞋挑来选去，挤在柜台前，也够人家忙的了。我又给我家的人也买了鞋。我从来不会算帐，就把钱包放在柜台上说："你看要多少钱，你就拿多少吧。"那售货员取出了应付的钱，我慌乱地拿起鞋盒就回去了。回去打开盒子一试鞋，糟了，有一双鞋是一只大一只小，这可真粗心！陪我去的有赵丽蓉、张洪山，他们也都买了鞋。我坐在那里看着鞋生闷气，退换吧，我已经起不来劲儿了；可是不退的话，人家鞋店里也是一只大一只小呀！好心的张洪山看出我的心事，说他替我去换，还让我再试试大小。他去了蓝棠鞋店，人家不单为我退换了鞋，经理还亲自跟张洪山来后台见我，向我当面检讨，说是工作粗心，向我承认错误。第二天，一位青年售货员同志还来后台送我一双鞋，他说："这双平底鞋是表示歉意的，经理叫我来送给您的。"我太感谢他们了，由于我自己糊涂把鞋挑来挑去搞乱了，人家反而向我认错，真不该。这又是我笨手笨脚造成的，我至今也忘不了我给上海人制造的麻烦。

在上海演戏的时候正是黄梅天，天天下雨，马路上积的水连三轮车轱辘都没过了。我们担心这么大的雨，上海观众还能来看我们的评剧吗？谁想到上海观众这么热情，一个星期卖光了一个月的戏票。前台经理对我说："你们是解放后第一次来上海的大剧团，南方人、北方人都喜欢。你们的戏一看就懂，观众很喜欢。希望你们有机会常来上海。"

那时陈毅同志做上海市长，在北京，陈老总常常看我们的戏，我也常有机会见到他。记得1951年，陈毅同志找我爱人祖光一同去齐白石老先生家里求画，和老人一起吃饭，还一起照了很多像。

陈毅同志夫妇看完戏后还上台来接见我们。陈毅同志说："我看了你们的戏，好的意见要提，不好的地方我也要说。看了你们演的《志愿军的未婚妻》，这是一出好戏。我是军人出身，看见戏中这么好的军人家属，我很高兴。唱得好，做得也好。就是你们的舞台布景太笨重了，穿的戏衣太写实了，贫下中农就非得穿这些破衣服呀？衣服太不讲究了，还有好多皱褶，戴的草帽又太新了，是从店里才买来的。戏曲舞台要有艺术加工嘛！满台都是布景，演员不好表演，这叫演员为布景服务，从节约来讲也不对嘛！再说一下，你们头一场为什么不演《刘巧儿》？新凤霞唱《刘巧儿》，不是上海也放唱片吗？应当先演《刘巧儿》，再演《志愿军的未婚妻》，这是我在汽车上听司机同志对我提出的。我是群众反映的，不是我陈毅乱说。"陈毅同志直爽亲切，我们都围在他身边，喜欢听他讲话。还有一次我去陈老总家，在汽车里张茜同志对司机同志说："你的意见新凤霞他们团已知道了，《刘巧儿》就要演出了。"还记得陈老总和张茜同志给我们送来一筐西瓜。在上海演出时间虽不长，从领导到同行兄弟姐妹们、热情的观众们给我的热情支持，使我至今不忘。想起旧社会评剧演员在上海的遭难，真是两个世界！

1975年，我由于受迫害得了重病，在这之前也早已被迫离开了舞台，疾病又使我永远失去了演戏的条件，今后作为舞台演员再来上海是不可能的了。但是上海留给我很多美好的记忆，那里有我的老朋友，领导过我的老首长，更多的是我所热爱的老观众。上海的前程似锦，我写了这一些作为我对上海的怀念。

新凤霞（1927年1月26日—1998年4月12日），中国评剧女演员、全国第六届至第八届政协委员、中国评剧团和中国评剧院演员、评剧新派创始人。新凤霞生于1927年，原籍苏州，身世不明，生日不明，由老舍先生"设计"为农历腊月23日，自幼被拐卖到天津，辗转被杨姓贫民老夫妇收养长大，并受教于"堂姐"杨金香（北派京剧武生大师李兰亭之妻）学习京剧基本功。新凤霞六岁学京戏，十三岁改评剧，十四岁出演评剧《唐伯虎点秋香》，在戏中饰演主角秋香，获得观众好评。1952年获得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员一等奖。1956年新凤霞主演评剧电影《刘巧儿》，该片成为20世纪50年代全国放映次数最多的电影之一。1963年出演戏曲电影《花为媒》，在全国以及东南亚各国放映。新凤霞以纯熟的演唱技巧，细致入微的人物刻画，塑造了青春美丽富有个性的少女张五可的艺术形象，从而将评剧新派艺术推向了高峰。1975年，新凤霞因受重大刺激，脑溢血发作致左肢瘫痪，从此被迫离开舞台，并开始写作之路。此后20多年间，新凤霞先后创作了《新凤霞回忆文丛》四卷本等400多万字20余部著作。1998年4月12日在江苏省常州市逝世，享年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