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仪今年79岁，住在珠海一个老小区三楼。没电梯，她每天自己上下，脚步慢但不扶墙。邻居说她话不多，买菜挑得仔细，爱跟卖豆腐的大叔多聊两句，说他家豆花嫩。她不是不记得TVB，只是不再提。2008年她走得很安静，没发布会，没告别剧，连新闻稿都只写了句“因健康原因离巢”。

后来有人问她是不是身体不好，她点头又摇头：“不是我病了，是他开始不行了。”她丈夫陈四维糖尿病二十多年，2013年心肾一起垮，医生说撑不过两年。她没哭，先去学怎么测血糖，怎么换导尿袋，怎么翻身拍背。片场里她演过无数回妈妈、婆婆、岳母，可真当自己成了“照顾者”，才发现演戏容易，动手难。

她拒绝插管那天，是2017年3月。医院走廊冷，她坐在塑料椅上把字签了。护士递笔时手抖，她接过来，笔尖没晃。丈夫当时不能说话，只是把她的手拉过去，用食指轻轻按了三下——她说那是他们1972年在湾仔公园长椅上结婚时约定的暗号，意思是“行了，够了”。她签完字直接回家，烧了壶水，泡了杯普洱，坐窗边喝了两小时。

香港那套房子她再没回去过。电梯口她晕过一次，浴室扶手还留着丈夫最后握过的印子。她把东西一件件打包，运到珠海。不是图便宜，也不是天气好，就是不想天天撞见熟人问“阿仪，你老公呢？”“你一个人怎么过？”——有些问题，答了比不答更累。

儿子当时很生气。觉得她太早放弃，说“再搏一搏”，甚至翻出旧新闻说某明星父亲插管活了八个月。她没争，只说了句：“等我躺下的时候，你也这样帮我签。”后来她捐钱给糖尿病教育项目，专训护工怎么教老人在家自测，怎么识别低血糖前兆。钱是她拍戏存的，一笔笔打过去，没留名。

她在珠海晨运，六点出门，绕小区两圈，穿一双旧白球鞋，鞋帮有点开胶。早上七点半去市场，挑青菜看叶梗是否脆，挑鱼看眼睛是否清亮，从不讨价，但会多拿一把小葱，说“谢谢阿姐”。有时候下雨，她就在楼下棋桌边坐一会儿，看老头们下象棋，不插话，但谁赢了她会笑。

她写字，不是日记本，是便签纸。贴在冰箱上，记“降糖药上午九点”“血压计电池快没电”。字迹小，有点歪，但每笔都实。她说手写比打字牢靠，“打字删了就没了，写了擦不干净。”

前阵子社区搞义诊，她去量了血压，142/86，医生说高了一点。她点点头，回去后把咸鱼干收起来了，改煮冬瓜薏米汤。家里没药瓶堆着，但厨房台面永远放着个电子血糖仪，插着电，屏幕常亮。

她没复出的打算，也没人找她拍戏。去年有部怀旧剧想请她客串老教师，她回绝了，说“怕记不住词”。其实她能背全《狂潮》第一集台词，只是不想再穿戏服，不想再被灯光烤着脸讲别人写的句子。

她现在最常做的三件事：煮饭、散步、写便签。偶尔翻旧相册，停在1985年《大运河》片场那张——她扎马尾，笑着举水壶，旁边是当时还没生病的陈四维，穿着蓝布工装。照片边角泛黄，但她手指摩挲的地方，光亮得像新擦过。

她不用抖音，不会发朋友圈。手机里存着儿子一家三口的近照，拍得有点虚，是孙子用平板拍的。她设成屏保，不放大，就静静看着。

上个月社区发重阳节慰问品，一盒蛋卷，一袋米，还有一张手写贺卡，字是社工写的，署名处画了个笑脸。她把蛋卷分给隔壁养猫的老太太，米留下，贺卡夹进了那本《香港糖尿病护理指南》里。

她没觉得自己伟大。只是觉得，丈夫最后那几年，她没让他疼，没让他插管受罪，也没让他在陌生地方走。这就够了。

她现在吃饭慢，喝汤不出声，走路不赶。

她把便签纸撕下来贴在药盒上，字还是歪，但看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