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里，她站在他左边，穿一件素净的蓝布衫，领口扣得严严实实，手轻轻搭在他胳膊肘上——不是摆拍，不是剧照，就是1924年在上海甲秀里那间窄小亭子间门口，被邻居随手按下的快门。两人没笑，也没正眼看镜头，像刚忙完什么事，停下来歇口气。这世上独一份的合影，连底片都烧毁了，只剩这一张泛黄的银盐印相，边角卷了毛，人影有点虚，却比任何雕塑都真。

你翻过多少遍党史？可能只记得“杨开慧烈士”，三个字，刻在纪念碑上，响亮、整齐、不容置疑。可她其实是个会为孩子尿布发愁、会把润之爱吃的辣子酱多装一罐塞进行李、会在深夜油灯下把一封信撕了又写、写了又撕的女人。1930年11月14日，长沙识字岭刑场，雨下得不大，但冷。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旗袍，没戴镣铐，走过去时还理了理额前湿发。行刑前有人问她：“你要不要写遗书？”她只说了一句话：“我死不足惜，但愿润之的事业早日成功。”——没提孩子，没提母亲，没提自己才29岁。

更晚些时候，人们在她故居板仓杨家老屋东厢房的墙缝里，抠出三封用油纸裹着的信。那是1929年写的，字密密麻麻挤在糙纸上，墨色深浅不一，有些地方被潮气咬出小洞，像被时间咬了几个窟窿。她写：“润之，岸英今天喊了‘爸爸’，可你不在……岸青昨晚发烧，我用井水浸毛巾敷他额头，手一直抖。”写到这儿，墨团糊了一小片。还有一段涂改过三次：“你说过，理想不是天上掉的月亮，是人一担土一担土垒起来的高台……我信。”信封上写“润之亲启”，地址是广州、武汉、上海三个地方的名字，全划掉了。她不知道他在哪儿，只知道他一定还在走。

她父亲杨昌济是岳麓山下的大学者，教过毛泽东《伦理学原理》；她13岁进长沙福湘女中，英文比男生考得还高；她20岁就在《湖南通俗报》发文章，署名“霞”；她21岁和毛泽东在长沙清水塘结婚，没坐轿，没拜堂，只在一张木桌旁喝了碗热茶。婚后两年，她生下岸英；再一年，岸青出生；1927年白色恐怖最紧那会儿，她在武昌又生下岸龙。产后第三天，她裹着旧棉被坐在窗边抄《共产党宣言》油印稿，血水渗过草纸，混进墨迹里。

现在那封信陈列在湖南省博物馆玻璃柜里，底下标着“1982年发现于墙缝，距牺牲52年”。展柜灯光偏冷，照得纸面泛青。你凑近看，会发现她在“润之”两个字底下，轻轻画了条极细的横线——像怕别人看不见，又像只是下意识的停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