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佳卉死在2014年6月1号，台中一间出租屋。炭炉还在冒烟，人已经没了。她不是突然消失的明星，也不是新闻里一闪而过的陌生人。她是左宗棠的曾孙女，爸爸是联勤少将，自己唱过歌、演过戏，《怀玉公主》里那个笑起来有点傻气的丫鬟就是她。可这些身份，没帮上她一点忙。

她1991年结婚，2002年离婚。媒体只说“八次出轨”，没人提她当时带着两个儿子，几乎没分到钱。她签了净身出户协议，律师没请，调解没找，家族没出面。她爸是军官，但没人在离婚那天打个电话、见个面，或者帮她看看协议条款。后来她一个人在台中租房子，每天花60块台币生活，相当于13块钱人民币。她吃不起三餐，更吃不起抗抑郁药。医生开的药，她减半吃，再减半，最后停了。

2002年，她确诊抑郁症。不是“心情不好”，是医院写的诊断书。她没住院，没做心理咨询，也没进任何康复计划。那时候台湾的心理服务集中在台北，台中、高雄这些地方，挂个号要等一个月，看一次要自费七八百块。她没医保覆盖精神科用药，也没申请过社福补助——没记录，没痕迹，就像没人教过她怎么用。她爸2014年病重住院，她掏光积蓄垫付医药费，直到他走。那段时间她的医疗记录写着：重度抑郁发作，伴随明显躯体化症状，但没转介、没随访、没干预。

她试过去扛。离婚后她接戏，还开过咖啡馆，店名都起好了，装修花了两万块，三个月后倒闭。她2003年再婚，2004年生下第三个女儿。这不是“恋爱脑”，是她真的还想有家，还想有人一起吃饭、一起哄孩子睡觉。她不是不想活，是太累了，累到连喘气都要算成本。

2002年她开过记者会，拿出张孝正的通话记录，说他和蒋勤勤来往密切。记者没去查号码归属，没问运营商调单，只写她“情绪激动”。她说自己被欺骗，大众听成“闹事”。媒体一边喊她“豪门千金”，一边质疑她“至于穷成这样？”——好像有钱人的痛苦不叫痛苦，全职太太的委屈不叫委屈。没人记得，当年张孝正刚进政界时，是她动用家里关系帮的忙。

她不是没抵抗过。她打过抚养权官司，赢了。她坚持要把孩子带在身边，没妥协。她甚至试过写文章，发在小网站上讲自己的事，没人转发，没人评论。最后那条遗书只有七个字：“人家叫我这么做。”医生说，这不是谁指使她，是重度抑郁患者的现实解体表现——世界变得陌生，身体不听使唤，连“我想活”这念头都像是别人塞进来的。

她烧炭那天，房东说她前几天还在问隔壁阿姨借酱油。她出门前把三岁女儿的袜子叠好放在床头，奶粉罐里还剩半罐。她没删社交账号，没拉黑任何人，手机相册里最新一张照片，是女儿趴在她胸口睡着的侧脸。

2025年，台中某社区卫生所终于配了第一位驻点心理师。但那栋她住过的老式出租公寓，楼道灯泡还是坏的，楼梯扶手锈了一半，信箱里堆着三年没取的挂号信，收件人写着“于佳卉女士”。

灰烬早就凉了。

炭炉底下的灰，扫干净就没了。

她没留下什么惊天秘密，也没写谁该负责。

只留下一具身体，和一段没人认真听过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