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新加坡身份，回国

按照大赛组委会的规定，进入决赛的。十名选手将在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半边天”、“人与自然”等二十个名牌栏目进行实习主持，主持的节目将在2002年1月中央电视台播出，并通过专家打分和观众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评选出前十名佼佼者，在2002年3月底揭晓决赛的最终结果。前面紧张的初赛复赛仿佛只是八百米比赛的前五百米，离最后的冲刺还有更为艰难的路程。我因此一点都没松懈，复赛结束后，我被安排进中央台的《半边天》节目和四期《对话》节目做实习主持。为录制好节目，我精心地做着各项准备工作。在中央电视台工作，感觉完全不一样，紧张的方式也不一样。文案都是自己写的，写完也反复看过，开始心里还是害怕，不知道自己行不行，就把文案放在那里，反而是一种依赖，有时候看一眼。后来就不用了。平时学习的积累和努力是很重要的，在决赛中，当主持人宣布沈冰以观状选票三万零九百四十九票继撒贝宁之后获得“观众推荐奖”时，远在苏州看电视直播的爸爸激动地笑了。我很看重这个结果，因为涉足主持这一领域快半年，一张张的票数是观众对我的认可与信任。当主持人再次宣布我以八点四六分获得本次主持人大赛第二名，夺得银奖第一名的时候，我终于松了口气。

央视名主持赵忠祥，也是我从小就敬仰的主持人颁奖。我当时的心情就像鸽子展翅高飞的感觉，觉得微笑一直甜到了心里。我当时的获奖感言里有我对家人的感谢，有我对老师朋友的感谢：“我还是一个新人，感谢评委老师和许许多多的观众朋友，我一定努力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大奖赛结束后，央视多个节目组的制片人找过我，既聊节目也聊我的兴趣和爱好，也有邀请我试镜的。《东方时空》、《对话》等众多节目都找到我。在慎重考虑以后，凭自己的感觉，我选择了《对话》。因为当时我觉得我经验不足，对中国的国情也隔膜太久，不太适合像《东方时空》的节目。《对话》和我就特有缘，看见王利芬老师就觉得亲切，加上我的专业背景，很自然地就选择了《对话》。

如果让我重新选择，那我毫不犹豫，还会选它，因为它确实适合我，也给了我足够的空间。由于我上大学拿的是新加坡政府奖学金，毕业后签了留薪工作合约，到现在，我和新加坡政府的违约金问题还没解决。但是，央视决定要我后，我一刻也没有犹豫。说不清楚是什么，只能说是像催眠一样，我是被召唤回来的。我放弃了新加坡已经拥有的一切，回到中国，走进了中央电视台，在这个全球最大的电视平台上，开始自己的崭新人生。央视新兵无知却大胆《对话》节目每次时长六十分钟，每次节目由突发事件、热门人物、热门话题或某一经济现象导入，捕捉鲜活经济事件、探讨新潮理念、演绎故事冲突，着重突出思想的交锋与智慧的碰撞。《对话》通过主持人和嘉宾以及现场观众的充分对话与交流，直逼热点新闻人物的真实思想和经历，展现他们的矛盾痛苦和成功喜悦，折射经济社会的最新动向和潮流，同时充分展示对话者的个人魅力及其鲜为人知的另一面。第一次主持节目，我有点信心不足，节目完后老老实实坐在椅子上等批评。没想到，得到的却是大伙的鼓励。胆子大了以后，我开始全程介入《对话》的策划，越做越顺。不过，成功的背后永远是付出，到《对话》节目组前三个月，每过一个月我就瘦一公斤。

每次节目的文案最多可以改八次，以至于后来举行的中国电视节目榜评选中，我一人就被选为年度节目主持人、年度电视新人、最佳谈话类节目主持人等三项候选人。进入《对话》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主持了二十多期节目。到了后来，《对话》节目声名鹊起，几乎所有大型跨国公司的全球总裁，只要来中国，不管有多忙，一般都要挤出时间登陆《对话》。《对话》选择的一般都是些比较前沿的话题。我们并不想把节目做得太小众化，但也不放弃高品位的定位，话题的选择比较专注于专业。主要是新闻事件跟有关的人物的组合。《对话》只有顺应潮流不断发生变化才能保持它永久的生命力。《对话》专业性特别强，再说都是针对行业精英，现场的观众层次也非常之高，说实话我也在内心深处也生怕自己会出洋相或者控制不了现场的气氛。难得我总能情况下能生出一些“急智”来。

在做金庸先生的访问时，我并不是一个金庸迷，只好临阵磨枪，一口气看了一整套《笑傲江湖》，又忙着从四处收集资料与史料。见到金庸的时候，我还在心里打鼓，怯怯地问金庸记不记得自己参加九七年国际大专辩论会时，当时金庸是这届辩论会的评委，自己还找他签过名。想不到金庸马上想了起来，还与我用苏州话聊起家常来了。这一聊，距离拉近了，我也不怕了。联想集团的老总柳传智是企业界公认的三大思想家之一也是《对话》的常客，有一次节目录完后，我调皮地说，“柳总，您能不能把胸前的这个‘联想’徽章送给我做纪念。”柳传智笑着说，“好啊，又多了一个热爱‘联想’的人，我回去再找一个戴上就是了。我见柳总一般出来都戴着‘联想’的徽章，可想而知他始终是把自己的企业放在心上的人。

对话吴敬琏，让我审视自己。在《对话》中，我每次面对的都是国际国内的第人物，这种面对面的交流，也许会受用终生。刚到《对话》不久，就赶上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做嘉宾，那时吴老正处于舆论中心，他对中国股市混乱和无序的批驳言论的发表，正遇到一些经济学家的反击。在这期节目上，吴先生流泪了，他说到他的老师顾准，说到了顾准所代表的知识分子的理想境界：“虽不能致，心向往之。”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期节目是我经历的现场观众最火爆的《对话》，其热烈程度丝毫不亚于任何一个明星。我刚一站到观众席，就有人拉我的衣服，有人碰我的手指，还有人想抢我手里的话筒，有人干脆直接站起来发问，这令我万分惊讶。

整个现场有一种失控的感觉，实在没辙了，冲吴老说，“今天现场有许多人都是个博士生，您教教我该怎样跟他们打交道吧。”吴老摆摆手，客气地，“没关系，你就让他们问吧。”后来节目现场放了一段交响曲《我的祖国》，是吴老年轻时非常喜欢的，瞬间犹如打开了吴老心灵的钥匙。吴老深情地回忆起他曾与老师有过的交往，讲得非常感人，甚至流下了热泪。当然，这也是我们栏目组在前期策划阶段都体现出的良苦的用心，也是《对话》的一个人性化的体现，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激发出嘉宾的真情实感。从金庸到柳传志到吴敬琏，我涉足了许多自己不熟悉的专业与领域，每次我虽然精心准备却仍然惊得一身冷汗。

每当我要失去分寸时耳边就会响起父亲的嘱托：保持自信，临乱不惊。就这样，无数次把将要失控的场面稳定了下来，一场节目录制完毕，我已经汗透衣背。虽说压力很大，但也很适合我。可能是我从小就比同龄的孩子成熟，比较认真、严肃，这一点用在现在职场里很讨巧，容易获得别人的信任。而最重要的是要有开拓精神，每期节目从请业内人士座谈、出题，我都全程参与，节目所有的文案，包括现场的问题、怎么开场、结尾。都是自己写，身边的资料袋不到节目完成是不离身的，这里面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临时有什么点子也会赶快加进去，《对话》的成功取决于整个团队的力量，每期节目前会都会有个智囊级人物参与讨论，也会先采访嘉宾，和观众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