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岁的演员于清斌决定起诉短剧制片人，为了被拖欠四个多月的一万多元片酬。而在此前，为了维持生活，他已穿梭在北京街头送了大半年外卖。他曾与朱一龙同公司、天天一起拍戏，主演过《情定三生》等剧，是正经的科班演员。如今，他的遭遇撕开了影视行业寒冬下，一个庞大群体——中年腰部演员——残酷的生存现状，以及短剧行业狂飙突进背后野蛮的生存法则。

一、中年演员的“下沉”：从荧幕到外卖骑手

于清斌的经历是一个缩影。他的困境始于“影视寒冬”与“年龄困境”的双重夹击。长视频平台降本增效，开机项目锐减，有限的资源向头部明星或极致性价比的年轻新人倾斜。像他这样42岁、有演技但知名度和流量有限的“腰部演员”，处境极为尴尬：主演轮不上，重要配角竞争激烈，跑龙套又拉不下脸且收入微薄。一年收入骤降至五六万，面对北京每月上万的房贷，存款迅速耗尽。送外卖，成了一个无奈但能迅速产生现金流的“止损”选择。这不是个例，此前也有TVB老戏骨转行开出租车、做搬运工的新闻。这揭示了行业一个残酷的底层逻辑：

当行业收缩时，最先被挤出水面的，往往是那些“不温不火”的中坚力量。

二、短剧：是救命稻草，还是更深的坑？

迫于生计，于清斌在2025年7月转战短剧。短剧以其制作周期短、成本低、需求量大，似乎成了落魄演员的“救命赛道”。然而，他很快发现，这里可能是另一个“泥潭”。他的遭遇极具代表性：通过行业“通告群”接活、口头约定片酬、无正规合同、拍摄完成后制片人以各种理由（平台未回款、财务问题等）拖延支付，最后甚至失联。据行业调查，超六成短剧从业者无书面合同，超四成曾被欠薪。短剧行业在资本驱动下狂奔，但制作流程、薪酬支付等环节极不规范，许多草台班子抱着“赚快钱”的心态入场，恶意欠薪后换个马甲重来，违法成本极低。于清斌们怀着希望跳进来，却可能连最基本的劳动报酬都拿不到。

三、维权之难：成本与收益的倒挂

于清斌选择公开讨薪并准备起诉，这需要巨大勇气。对于被欠薪一万多块的个体来说，维权成本高得令人却步：时间成本、律师费用、诉讼精力，往往超过欠薪本身。这正是许多不良制片方敢肆意妄为的底气——赌你耗不起、嫌麻烦。这种“小额多次”的欠薪模式，成为行业痼疾。于清斌的起诉，不仅仅是为自己讨薪，更是为无数沉默的从业者尝试打破这种“受害者有罪论”的潜规则。

四、行业反思：需要的不只是同情

于清斌的遭遇令人心酸，但仅止于同情远远不够。它暴露出几个必须直面的问题：

1.行业保障体系的缺失

：尤其是对非顶流演员，缺乏有效的薪酬保障和维权支持机制。

2.短剧监管的紧迫性

：亟需将短剧纳入更规范的制作管理，推行电子合同，建立行业黑名单，让“老赖”制片人无处遁形。

3.演员自身的风险意识

：即使在“熟人介绍”或行业惯例下，也应尽可能签订正规合同，保护自身权益。

于清斌说，他不是想放弃演戏，只是想活下去。这句话道尽了无数中年演员的心声。他们的困境，需要行业机制的完善、平台方的责任以及社会观念的转变（接受演员作为一份普通职业的多元选择）共同破解。希望他的这次起诉，不仅能追回薪水，更能像一块石子，激起让行业变得更规范、更体面的涟漪。毕竟，一个健康的行业，不该让认真演戏的人，为基本生存发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