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甲又一次把自己推到了聚光灯下

而这次，让他站在风口浪尖的不是他在湖北巴东任县委书记时疾恶如仇的反腐宣言，而是两份基金会年度报告里那些被加粗的数字——730100元与902700元。

1月18日晚，这位曾经的“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如今的知名公益人，在一段视频中做出了一个决定：他将启动交棒过渡程序，此后不再从自己创立的深圳市恒晖公益基金会领取薪水。

一场关于公益人是否可以领取“体面高薪”的公共辩论，以当事人主动退出的方式，迎来了一个颇具意味的转折点，也再次撕开了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那道观念与现实的深刻裂痕。

依据基金会官网公开的2024年度工作报告，担任副理事长的陈行甲，其税前总收入约为73万元。民政部门在接到关注后进行了问询与核实，基金会的回应是财务支出均经审计，且“民政部门核实后发现没有问题”。

更具权威性的注脚是，就在上个月，恒晖公益基金会刚刚以高分连续第二届获评民政部门主导的5A级社会组织。程序合规、监管认可，这似乎本该为争议画上句号。

然而公众心中的另一把标尺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度量。当“公益”二字与“奉献”“清贫”的传统道德形象深度绑定，任何超过朴素预期的薪酬数字，都极易被解读为一种“道德瑕疵”。陈行甲对此并非没有预判，他早已公开主张，公益人“应该获得体面、合理的报酬”，以吸引顶尖专业人才。他甚至遇到了理念契合的捐赠人，专门为大额捐赠指定用途，用以支持团队获得一份体面薪酬。这套在现代公益管理逻辑中通顺的论述，却在传统慈善文化中遭遇了强大的“羞于谈钱”的伦理压力。

回到陈行甲这个人，以及他试图实践的公益路径本身。他的个人轨迹充满戏剧性：从偏远山村考入大学，从基层公务员一步步成长为主政一方的县委书记。2011年，他调任国家级贫困县巴东，以一系列雷霆反腐举措和亲自跳伞为旅游代言的“网红”做派，成为舆论焦点，并于2015年获评“全国优秀县委书记”。

就在其仕途看涨之际，他于2016年底毅然辞职。后来公众才知晓，巨大的工作压力曾使他罹患重度抑郁。他转身公益的初衷，源于更早的思考。在清华大学攻读公共管理硕士时，《非营利组织管理》等课程为他打开了视野。在巴东的实践更让他痛感，政府力量虽强大，却无法包揽所有社会问题，尤其像“因病致贫”这样的系统性难题。数据显示，当时全国约42%的贫困户主要因病致贫，在巴东，这个比例高达48.7%。

陈行甲在2017年创立的恒晖公益基金会，他将之定位为一家探索社会问题系统性解决方案的“社会实验室”。

其核心项目“联爱工程”，选择在广东河源以儿童白血病为试点，目标不仅是为患病儿童提供经济救助，更试图通过专业的药物政策评估与研究，推动关键治疗药物纳入国家医保目录，从而惠及全国的患者。这便是一种“授人以渔”的公益2.0模式：公益组织扮演专业的研究者、倡导者和实验者，致力于从根源上推动制度性改善。同样，其“知更鸟”儿童心理健康项目，也强调专业的心理干预与系统支持。

要驾驭这样复杂、专业且需与多方（z府、医院、药企、学界）高效协作的公益工程，无疑需要管理者具备极高的战略眼光、专业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在陈行甲看来，为这样的专业能力支付符合市场规律的报酬，是公益事业可持续和职业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一种应有的尊严。他将薪酬完全公开，正是为了将这一敏感议题置于阳光之下，接受社会的审视与讨论。

从这个角度回看，围绕70万年薪的争议，本质上是一场观念的交锋，是中国公益慈善文化从情感驱动的“好人好事”，迈向理性化、专业化、职业化的现代治理模式过程中，必然伴随的阵痛。

公众的质疑，源于对善款使用效率与纯洁性的本能关切，这种监督是公益生态健康的基础。而陈行甲及其支持者的坚持，则指向一个更具挑战性的未来图景：当社会问题日益复杂，我们是否需要，以及如何构建一个能够吸引并留住一流人才，用专业方法解决专业问题的公益行业？要求从业者永远保持“苦行僧”式的奉献，是否会事实上限制这个行业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能力上限？

如今，陈行甲以“交棒后不再领薪”的决定，为这场具体的争议按下了暂停键。

这个选择充满了中国式的智慧与韧性，它或许能暂时平息针对个人的风波，但也让那个核心的行业之问悬置半空。陈行甲曾言，一个良好的社会治理结构应有“四只腿”：z府、企业、媒体和公益。

他认为当前中国，公益这条腿仍相对薄弱。他躬身入局，并试图为这条“腿”注入专业的力量与尊严。他的进退，正映射出这条探索之路的艰辛。风波终会过去，但关于公益的薪酬、人才与专业价值的对话，不应随之沉默。

这不仅是陈行甲一个人的课题，更是整个中国公益慈善事业能否真正成熟壮大，肩负起时代期待的关键命题。当轻舟试图穿过万重山峦，它需要的不仅是掌声与情怀，更需要理解那水面之下复杂而坚实的支撑体系究竟该如何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