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子共振”的生态圈：傻子是骗子的经济基础，骗子是傻子的精神支柱。因此，没傻子，就没骗子；没骗子，傻子就缺乏精神支柱。

——摘自网络

前段时间，女演员闫学晶在网络直播时公开“哭穷”，网友对此有多有质疑和争议。

光明网转发辽沈晚报文章《知名女演员直播时“哭穷”：儿子年收入40万，无法承担百八十万的开销……》，文章摘录了部分网友的评论。

理性视角下，闫学晶直播时“哭穷”，核心问题不在于她有没有权利表达个人感受，而是这种表达与公众的真实感受产生了严重错位。当她希望听众共情她的时候，她并没有意识自己也需要学会对普通人共情。

这是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值得从多个维度进行分析。

本文基于网络搜索结果，从“能不能”和“该不该”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一、能不能哭穷？

从法律赋予的权利和事实陈述两个方面来看，答案是：能，但不能脱离事实。

1.法律赋予的权利：可以哭穷

包括公众人物在内的任何人，只要不涉及欺诈或虚假宣传，表达个人经济状况的真实感受属于受法律保护的言论自由。

闫学晶有权在直播间谈论家庭收支状况。

2.陈述事实必须真实：争议的核心因素

闫学晶描述：儿子年收入“仅几十万”，儿媳年收入不足十万；在北京年开销需80-100万，“这个家才能运转”；自己直播带货是为了“贴补家用”。

逻辑关系很简单：哭穷引起感情共鸣，打动粉丝购货。

网友挖掘出来的信息：

房产：北京178㎡大平层（估值超千万）、三亚两套海景公寓（其中一套约1760万），无贷款；

个人收入：短视频广告报价7-12万元/条，单场直播带货销售额破千万；

奢侈品：Prada外套1.2万、欧米茄手表7万、手提包12万，一身行头近15万；

生活消费：儿子婚礼耗资200万、家宴十一道菜（含海参、大闸蟹）、“100㎡房子太小”。

3.结论：卖惨营销收割同情

她所描述的“苦难”实质上是高净值、高消费群体的标准（年开销百万级别），与普通人心目中的“贫困”天差地别。这种选择性描述，并且隐瞒真实信息的叙事方式，逻辑层面上是偷换概念，事实层面上属于片面陈述，具有极大的误导性，有用欺骗方式赚取同情心的嫌疑。

二、该不该哭穷？

这个问题是一个社会伦理与社会责任相关的问题，不同的人或有不同的回答。对于一个公众人物来说，答案或许是：不该！

这是一种伦理与责任方面的道德缺陷。

1.把“维持奢侈生活的焦虑”包装成“生存危机”

收入数据对比，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4万元，她儿子年收入超过了全国90%的家庭。哭穷行为的背后是把“维持奢侈生活的焦虑”包装成“生存危机”，逻辑上是偷换概念，也与社会常识存在落差，这种差距必然造成共情桥梁的崩塌。

部分网友的反感才是正常的，比如网友吐槽“何不食肉糜”、“红旗遮不住豪车名表”，说明他们感受到了侮辱。普通人的“穷”是房租、医疗、教育等刚性支出挤压生存空间，而明星的“穷”是“年入百万无法维持体面生活”。

2.公众效应的社会负面影响

作为一个颇有名气的演员，直播间有360多万粉丝，其言论必须受到公共的审视。当内容与社会普遍感觉脱节时，带来的不是共情和理解，只能是反感和疏离。

公众人物的言行具有放大效应，当她宣扬“年入几十万不够花”时，难免诸多负面影响：物质主义的扭曲价值观、社会的金钱焦虑、“高消费是生存必需”等，最终可能加剧社会焦虑、制造阶层对立。

类似情况也出现在其他明星身上，比如董洁抱怨儿子百万马术课、高尔夫课程费用“快养不起”等等。但是也不乏对自身和社会有清醒认识的演员，比如演员秦海璐曾直言“演员一部戏的片酬够老百姓过一辈子”，葛优也坦言“干演员这行不辛苦，给的钱挺多”。

这两位的清醒认知，与“哭穷”形成了鲜明对比。

3.情绪煽动有欺骗嫌疑

直播的核心是营造亲近感和共情，用描述生存困境的词汇来包装维持奢侈生活的焦虑，客观上掩盖了普通人真实的生存困境，属于“自我感动的独白”，抑或是“优越感”的另类表演。

这种“哭穷”，核心是利用公众同情心塑造“接地气”的形象，这种销售转化的手段有欺骗的嫌疑。另外，隐瞒真实信息，也涉嫌消费公众的同情心，违背了商业诚信原则。

4.危机处理令社会反感

事件发酵后，其采取的关闭评论区、投诉网友“侵犯肖像权”、回应“自己刚刚脱贫”、删除奢侈品视频、更换国旗背景图等手段，被网友视为一种对抗性的公关，反而进一步激化矛盾，显示其对公共舆论缺乏基本敬畏。

5.社会资源的浪费式占用

现实社会中，明星已经占据了大量的财富和公众注意力资源，这种情况下再占用公共话语空间诉说“不真实的贫困”，挤压了真正的困难群体的发声机会，是对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

三、理性分析的结论

闫学晶的行为在法律上不违法，但在伦理和公共责任层面存在着严重的道德缺陷。不能将此简单认为是“表达方式的问题”，而是特殊群体认知麻木的典型体现。

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共情至少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在经历、价值观上有重叠区域（相似性触发）；内容需符合现实认知或真实感受（真实性感受）。

明星哭穷的本质，是数字化时代的精英阶层对“共情资本”的过度索取。当闫学晶们试图用“山顶的贫困标准”，获取“山脚下的共情”，用“凡尔赛式诉苦”收割流量时，他们忘记了一个事实：共情不是可以无限透支的信用账户，而是需要用真诚维系的情感契约。

公众并非不能理解明星也有压力，他们反感的是把“维持高配生活的现金流紧张”等同于“活不下去的艰难”。

“接地气”的表演，必须建立在对大众生活困境真正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否则只能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