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笙给自己的第一部院线电影打了一个「及格分」。有人说他「犹豫了」，他觉得，说得对。

文｜

王媛

编辑｜

楚明

图｜

（除特殊标注外）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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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笙今年65岁。如果他是一个工人，他应该已经避开了延迟退休。如果他是一个农民，现在即使在农忙时也坐在地垄上抽烟也已经成为他的权利。但他是一个创作者，一个导演，于是现在对于他来说正是创作的壮年，他还有一个「电影梦」。今年，他推出了自己导演生涯的首部院线电影作品，《得闲谨制》。在此之前，他只少量地拍过一些不太为人熟知的非院线电影。职业生涯的大多数时间里，他拍电视剧。《闯关东》《父母爱情》、《北平无战事》、《琅琊榜》系列、《欢乐颂》、《大江大河》系列、《山海情》……（包含联合执导）。不需要继续列举了。他是当今中国电视剧行业作品最受好评与最具影响力的导演之一，是代表正午阳光品质的「金字招牌」。

不过他看起来很不像一个「导演」，合不上外界对文艺工作者的那种标准化想象。如果你见到他，会觉得他更像一个农民，一个从土地里冒出来的人。他的头发不仅花白，而且乱糟糟的，皮肤是被太阳长年累月晒出来的铜黑色，皱纹到处都是。他在唇边留了一圈寸把来长的胡子，也是花白且乱糟糟的，每当他讲着讲着，习惯性地用大手往下巴上胡乱地一抹，我就忍不住想，这胡子解痒应该有奇效。

我当然没好意思问，当时我们坐在导演工作室的会客间里，灯光不算很明亮，黑色的皮质沙发，茶几，还有三四把椅子，一屋子坐满了人。借由新片上映的机会，这是他近年来所接受的最长的一次访谈。这位更习惯居于幕后的导演——除了一直乐于在自己的电视剧中以龙套形式客串——第一次高密度地直面首映、观众与媒体。其时，电影正式上映两周左右，票房超过3亿元，豆瓣评分6.9分。

「我认可（这个评分）。」这是孔笙现在最想说的话。他说得很诚恳。在豆瓣的作品序列中，孔笙有5部电视剧评分超过9分，16部在8-9分区间。其实他身边有很多人会觉得，现在《得闲谨制》的评分「稍微有点低了」。理想倒也不高，能上7分最好。

「其实有一个网友的文章我看了，我还是很接受这个网友的说法，TA说『导演在处理方式上，在犹豫』，其实挺对的，挺符合我做这个电影的心态。」孔笙说，「因为我知道它的毛病，也知道我们真心想表达的东西。我觉得他们（豆瓣观众），对作品中的内心表达的东西还是挺看重的。有点遗憾，我们知道我们的问题。」

这是一个创作团队都喜欢的故事，关于战争中的老百姓，「老百姓对战争的态度」，所以要拍。在孔笙的经验里，电视剧的话，「基本上这个戏你表达出来了，或者你认真做了，然后平台给你播了，基本上成本就回来了，没有太多压力在那里。」

但是电影不一样，电影直接面对观众。孔笙现在复盘起来觉得，电影观众大致分两拨儿，一拨儿是「影迷观众」，他们想看艺术表达，「你可能越讲得『乱七八糟』的，他们才（觉得）对。」另一拨儿是「大众观众」，他们想看清晰的故事、看精彩的战争场面。「这就是两种方式，你要满足什么人，我想找一个折中点，可能就是错了。其实你应该要么坚持这个，要么坚持那个。」

「但是这个中间点就是你的问题。不是别人的问题，是导演的问题。」他觉得这就是自己的性格，总想找到一个最佳平衡，「既想要，又想要」。这就是他所说的「犹豫」，他接受对此的一切批评。「想要广大观众的认可，又想在艺术上——我们不是原本就想回到电影的本身里去做电影么？这也是我的梦想。可是这样做完了观众根本都不进电影院，我咋办？就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开机拍摄的第一场戏，顶着40度高温，剧组700多人在宜昌搭建了一个实景码头，走戏排练两天，拍摄一天。这是一个复杂调度的长镜头。作为导演，作为一个电影导演，太想要了。制作方和当地政府也都很支持。这是主线剧情开始之前，「炮兵团」如何相遇和组建成一个小队的场景。「这么热的天，以往我可能不会那么去坚持。」孔笙和剧组都坚持下来了。上了剪辑台，初版剪辑2小时40分钟，一个小时过去，主线剧情还没展开。孔笙给总制片人侯鸿亮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里的决定让侯鸿亮感到有点崩溃，「一剪刀全剪没了」。

「但后来我想他是对的。」侯鸿亮说，「我们是希望更多的创作上的自我表达能更多地传递给观众，但你不可能指望所有的观众都是『孔笙』。我们所有爆款的剧都是上下打穿，你像当年的《琅琊榜》，各式各样的观众一样喜欢。这个表达就是你怎么平衡，怎么去掌握的问题。如果是两个半小时的时长，那会很麻烦——也不好说，说不定观众觉得，哎，我就没看过这么一个故事，也是好的。只是说我们最后的时候，各自说各自的意见，最后集中在导演，他会有一个自己的判断。」

大刀阔斧地砍掉近40分钟片长后，故事被锁定在莫得闲身上。一个工匠，抗战时期带着家人从南京逃难来到宜昌，落脚在山坳里的「戈止镇」，后来遇到了几个走错路的日本兵。它会是那个完美的平衡点吗？创作者想讲这段「不太一样」的战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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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的「宜昌大撤退」是这部作品的原点，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一次「命题作文」。它完全可能是一部标准的正面战场，海陆空，大场面，战争戏，类型片。但当这个题材找到正午阳光，落到孔笙、侯鸿亮和编剧兰晓龙手里的时候，「这个点上我们是统一的，就是想破这个宏大叙事的题。」

三人上一次合作，是2008年的电视剧《生死线》，这也是兰晓龙「兵团线」三部曲的收尾之作。兰晓龙对战争军旅题材尤为擅长，《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至今仍是国剧同类型中的巅峰之作。

「实际上兰晓龙当兵当了很多年，他骨子里有一种当兵的情怀。从《生死线》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他要表达的很多东西是我喜欢的，我能get的。当（《得闲谨制》）这个剧本拿给我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有意思、有意义的事儿。有意思，是他写的人物有意思；有意义，是因为他表达了战争期间普通老百姓对待生和死的理解，和生存的方式。」孔笙说。

图源剧集《生死线》

兰晓龙想写一门炮。零件都散了的一门残破的老式炮，被一个工匠给复活，工匠总想甩掉这门给他带来厄运的破炮，可怎么甩也甩不掉。一堆炮的零件散在船上，工匠把一个个零件攒在一起，「他的动作像舞蹈一样」。最后这门炮对上了一架日本坦克，一架最新式的，根本不适合在巷子里行走的坦克。这是《得闲谨制》这个故事最初的意象。

虽然绝大多数电影都是集体创作的产物，但通常，导演有权利将之表述为「自己的作品」。孔笙不太会这样讲。聊起这个故事的创作经过，他几乎全程提及着兰晓龙。「他找到一个钳工（的视角）」，「他写了11万字」，「太繁杂了，我们就缩减，缩到5万、4万」，「他才有了这个故事，就是小人物的故事，一家人的故事。」

在两个人的配合上，孔笙更像是一个「理解者」。他需要消化，编剧的设想、表达的落地、市场的需求、各个层面的实际限制——确保项目运行在各方的平衡点上。剧本开发的中途某个阶段，孔笙一度想把这个故事提炼为一个「打坦克的故事」，他想起一部二战题材电影《狂怒》，那部片纯粹地围绕着一辆深入敌营的战车来推进。「太极端了，稍微有点太单一了。」他很快就放弃。

有时候大家读剧本，字里行间的，孔笙也得品。「他（兰晓龙）就不跟你们说，太坏了，让你猜。」读了三遍、四遍，「我和副导演一块儿讨论这句话想要表达什么，突然意识到还有这个意思在里边。你去问他，是不是这个意思，他肯定说『我没有』，『我没想』，太气人了。」

船明明开往宜昌，夏橙（周依然饰）偏偏要劝老太爷说「你在重庆安个家也挺好」。重庆这个地方怎么冒出来的？大家都不懂，孔笙把这句话改成了宜昌。后来他就后悔了。就应该是重庆，这就是夏橙这个女孩的思维方式。「他不是按照一个正常的逻辑来思考问题，他经常跳跃出来。」这里的「他」，指的是兰晓龙。「我说你告诉我，别让我们猜啊。反正我跟晓龙合作这么多年，吵到最后，有一段时间他都不回我微信。特逗，挺好玩的。」

好在这也是孔笙擅长的创作方式，他是一个足够理解编剧趣味的人。他意识到在这个故事里，兰晓龙有讲述整个抗战历史的野心。「如果我们做一个100%的类型片，我们就从『戈止镇』拍起就好，我们不用管他们是从哪儿来的，怎么来。」但他们想讲的是「整个抗战历史的过程」。故事需要从1937年，莫得闲带着90岁的太爷，离开南京，躲避战争开始讲起。你想躲避战争，但战争总会找到你。你怎么面对？

「我们就把它设定在逃难的小莫和这几十户人家的居民的暂居地。中国人的生命力特别强，你但凡给他一点和平的时间，他们就会生活了。鸡也生了，猫也生了，哪家哪个孩子也生了。它会有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那种感觉。但是后来三个日本人误闯到这个地方，然后打破了这片宁静，大家就要开始守家园。」

「它不同于以往的抗战的那种热血的戏。我觉得这是它有意思的地方」，「有点黑色幽默的，中国戏曲的元素。」他们想拍一个「有点毛病」的主角，自言自语、絮絮叨叨，脑子可能摔坏过。日本兵进了镇，他不会第一时间喊，让大家逃命，「他一定会用自己的方法来处理，这就是小莫选择的。」「肖战演出来的就是说，他的眼睛很干净，他的头脑没有那么复杂，没有那么缜密的思路，他只有一根筋地在想问题。『我要保护家人，我要把日本人给炸死。』这就是我们在现场，根据演员和各种不同的条件和环境，来完成这个系统。这是我们想尽力表达的东西。」

为什么不喊？为什么这个镇要设置于传声效果极佳的「朝天吼」？「日本侵略者在侵华的过程里，要的就是制造恐惧，把周边的村镇屠一半、留一半，让这些活着的人去告诉其他地方的人，日本侵略者太厉害了，太魔鬼了，他们就造成了这种恐惧的蔓延。对于『恐惧的传递』是兰晓龙一直想表达的东西。我们（从《生死线》到《得闲谨制》）这个系列也是想表达这个事情。」莫得闲其实就是要阻断这种对恐惧的传递。他通过「朝天吼」传递的是信息，告诉所有人，我们现在要干什么。

如果你不是熟悉兰晓龙创作风格的观众，可能，这些东西还挺难品出来的。但是对于能对上脑电波的观众来说，兰晓龙的写作风格是独一份的，无可替代，在思辨的同时又充满了趣味性。影迷之间流传着一个梗，孔笙像一头勤恳的老黄牛，拉着天马行空的兰晓龙的鬼点子在地里苦犁。

这片地在哪儿，看兰晓龙的创想，犁得透不透，得靠老黄牛。「晓龙现在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就是想表达的东西太多，他不能简单地用一个思考方式来说问题。我们两个都犯这个毛病。有时候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减少他想表达的东西。真的，他想得太多了。但是我也承认他的这种表达是我喜欢的，只是需要梳理一下。」孔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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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不会有人怀疑孔笙作为导演对作品的把控力。即使孔笙给人的印象总是过于朴实，喜欢带着一点戏谑地讲述自己在兰晓龙与现实的夹击下「受苦受难」的过程。在《山海情》中合作过的演员黄轩曾说，拍这么难的戏，孔笙从头到尾没骂过人，再着急也不骂人。黄尧回忆，「孔导时而笑眼眯眯，在讲述麦苗的故事时又无比认真。」

孔笙对于自己要的东西是很清晰的，且轴。实景拍摄是他的一大特色，因此在业内有「正午装修队」的戏称。即使是拍摄《鬼吹灯之精绝古城》这样的奇幻主题电视剧，「我看了（同题材）电影，玄的东西我们比不过，那就老老实实做事，墓就做一个墓，洞就做一个洞，做实了。」

他对一个好导演的标准是，「首先要喜欢这个作品，要爱这个作品」，其次，要认真。「其实观众在看的时候，是能感受到我们对它的情感多少，喜欢多少，能够在这个作品里读到作者、导演、工作人员和演员的爱。要不然你真的就是，我拍一条可以了。今天我拍一个镜头，明天我拍一个镜头，后天拍一个镜头，尽管我把故事已经讲完了，你也依然能感受到（区别）。」

《得闲谨制》里有一个片段，莫得闲给梅德福解释，什么叫「相濡以沫」。「相濡以沫」，就是鱼见了鱼要吐泡泡。拍到第四遍的时候，孔笙叫来梅德福的演员甘昀宸，「我说你有没有觉得，你（这个角色）的人生特别悲催？」这是一个全片只有几场戏的小角色，大多数时间里就随着炮兵团一路逃跑，没有太多的个人戏份。「他这个人物突然就丰富了很多，我在监视器里通过眼神看到他，和前面两条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也一下子被打动了。他就说导演，我看到你从后面走过来的时候眼圈是红的。他说其实没有别的，我一看到你我立刻就不行了。」

孔笙追求的东西是那种，精准的，关照的，实打实的。侯鸿亮评价，「孔笙有一个好处，他会把剧本里的一字一句都研究透，甚至每一发炮弹、每一个人的死法、每一个道具的陈设，他都研究透了，最后把它呈现出来。这么多年工作他已经养成了习惯。」

孔笙说，自己是看着第5代、第6代导演成长起来的，镜头里的故事都是他经历过的东西。「就像你们搞文字的，就会用语言描述怎么表达用词更准确，我们对一个作品里边就追求镜头表达更准确，当你觉得别扭的时候，一定是镜头没有给到。（准确的东西）有的时候存在，有的时候不存在，不存在的时候，你（会）完全忽略了它情感的一种自然的流露。」

1996年，孔笙还在做摄像。一个项目找到侯鸿亮，希望拍摄一位英雄公安的故事，侯鸿亮就想把孔笙拉进项目里。「他看了看素材，这个人天天做好事儿，戏剧性在哪里？他说拍不了。我那个时候年轻，也想做事儿，就逼着他，我说你再看看。压着他回到济宁，他整个人就投入进去了，所以他第一部戏完全是被我绑架着拍的。」侯鸿亮说。

投入进去，采访了一个星期，孔笙在这个「好人好事」的故事里找到了不一样的东西。英雄牺牲之后，他的家人从他床下搬出了两箱奖状。「他（孔笙）一下觉得这个人特真实，找到了他（故事原型）做好人好事的内心依据。因为他家庭也不是特别和睦，子女也不是特别的成才。他把所有的情感都给了街道上的孤寡老人，他很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很在意荣誉。」准确的内心依据是这个人物能成立的前提，这个时候，孔笙觉得，这个故事可以拍了。

刚做导演的阶段，孔笙追求过一种「比较刻意的影像的东西」。「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我拍过一个模特题材的戏，叫《燃情四季》，我觉得那个画面，我比较刻意。因为那个时候对电影的理解，觉得这可能是『更电影』的画面，就有这样的想法。之后慢慢一直到《北平无战事》以后，可能稍稍地回到就是更自然的表达方式。其实那是一个形式，并不是内核。我现在就觉得，还是内容和内核，才是真正的电影的东西。」

图源剧集《北平无战事》

虽然孔笙始终觉得，自己没有刻意选择「年代」，但从清末民初的《闯关东》《前门楼子九丈九》，到抗战时期的《战长沙》《生死线》，解放战争时期的《北平无战事》，再到改革开放前后的《父母爱情》《大江大河》，90年代《山海情》，当代的《欢乐颂》《县委大院》，孔笙几乎用自己的作品序列拍出了不同年代、不同地域、不同切口的荧屏上的近现代中国史。「有时候可能就赶上了，但我自己知道我不想重复拍，刚拍完这个故事、这个题材就不想重复。除了抗战时期有重合，你可以查一查，我的年代基本都不跨。」

与其说孔笙一直在拍「年代题材」，不如说，他有将任何一个题材拍出年代史诗气质的能力。「你讲好这个故事没？你在画面和表达上，让人相信这是那个年代发生的事儿吗？是那个年代的人吗？是不是？」「我觉得首先你要真实，影像也好，演员表演也好，服化道所有东西。这是我们认知的，最普通的现实主义。」

「最普通的现实主义」，在当下是一种如此稀缺的类型。在今天，不让人相信的故事，或者说，压根没想让你相信的故事，越来越多，观众好像也越来越习惯，「相信」不再是进入一个故事的必需。所有行业内的人都能感受到移动互联网对长剧和电影市场的冲击。观众正在分层，市场的需求在变化。我们也与孔笙聊到了这些。在这个激变的时代，他显得十分淡定，或者说是某种钝感。「一年两百多个短剧女主开错门。你天天看这玩意，会不会看两年之后你也烦了？」

「有时候我在家里看电视，打得太热闹了，我也爱看。看完了再看一个文艺片，我就特别静下来，给自己倒一杯啤酒，然后开始看了，该睡觉睡觉，睡醒再开始看。这不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么。你想想历史上也是这么过来的，一点都不夸张。没有电视、没有手机的时候，小报小杂志在街上卖得很火。同时它也有文学刊物，也有一个分层。我印象特别深，有人推着三轮车，在一个路灯下卖小册子、小书。这是很正常的事，跟我们今天没有太大区别。」

「时代的变化，包括节奏的变化，我觉得绝对不可能是始终往上升的。核心还是我刚才说的那种感觉。就是有很艺术的存在，也有很大众的存在，没有谁错误谁对。但还是希望大家对好坏优劣有一个正确的判定，（即使）可能不看，或者不喜欢它了。当你看到巴尔扎克，看到那些经典戏剧和经典小说的时候，可能你看着都读不下去，但是你会认为它就是『好』作品。你不能把这个书啪就扔了。那是那个时代的经历，那是一个优秀的文化作品。」

当然，也没有要与经典自比的意思。正午阳光是不是未来要继续拍电影？暂时还不好说。「我们想往艺术和文化上靠一靠，但实际上，也没那么简单。必然要考虑所有的问题，我们全都理解。和老侯（侯鸿亮）天天吵来吵去，但还是特别好。」

还是不聊艺术了。创作上的事，有时候讲太清楚，反而没意思。「还有问题吗？差不多了吧。这是我5年来说得最多的一次（笑）。」我们都站起来，他大手一挥，端着茶杯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