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这个人人都能当主持人的时代，很难想象更早时的现场是什么样子。舞台之上亮着灯光，观众都坐得十分满。台上仅有一个人，这个人没有什么表情，低着头在诵读稿件。

不进行沟通交流，不调动情绪，不允许即兴发挥，那不叫主持，叫报幕。曾经有这样一个时刻，一位女性出现了，随后，她打破了那种局面。

她叫阚丽君。在那极为火爆的年头里，圈子里有一句话传播得十分广泛：北有阚丽君，南有赵忠祥。但和赵忠祥不同的是，她的一生，几乎完全避开了世俗所认定的那种完整的人生。

没有恋爱，没有婚姻，没有孩子。但她所做的事情，比好好地度过一生要困难许多。很多人仅仅记住了她非常走红这一事实，却忽略了她是借助何种方式走红的。

1980年，北京首都体育馆举办了一场名为《新星音乐会》的活动，在那个夜晚，苏小明和朱明瑛立刻变得非常有名气。

真正让观众发呆的，是那个被临时推到台上去救场的姑娘，以前的报幕员，像在念公文。她不一样，她会多说一句背景，会换个语气。

甚至在介绍非洲歌曲的时候，学习了几句当地的土话，并且当场说出了很多土话，全场一愣，然后炸了。

掌声不是给歌手的，是给她的。就在那一个瞬间，中国电视史上那种冰冷的报幕时代，彻底宣告终结。

从那一天开始，主持人这一工作才真正稳稳地确定了其地位。那“一夜成名”这几个字，难道始终都在欺骗人吗？是。

阚丽君能够处于那个位置，并非由于她胆子大，而是因为她的命运相对来说比较强势。

她于1959年出生在哈尔滨，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后来转业做厂长。她上面有三个哥哥，她是家里唯一的女儿。

条件好是真的，生活也苦，去曲艺团学习河南坠子时，遇到了老师数量不足的情形，且没有相应的教材。

她就靠一盘盘模糊且变调的老录音带，一个字一个字地抠，一个音一个音地磨。别人练一遍，她练十遍，别人下班后，她留下来。之后，她进入了中央歌舞团，随后逐渐登上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

别人看到的是表面的风光，而她清楚，那是在拼尽全力支撑。真正让人难以承受的，并非在台上，而是在台下，你太亮，就一定有人嫌你刺眼。

她的主持风格被批评为“太活泼”，走路时，她被说成步子迈得大。甚至一度被限制工作、不安排排班。

说白了，就是一句话：你不该这么出风头。可她偏不收，她每一次机会都把握到极致；每一次亮相都不留把柄。

她没有争抢，而是让现实承认这种情况。你们离不开我。后来，她主持了春晚、《名人访谈》《法治栏目》等。

她站稳了，站了很久，然后，问题出现了，这么优秀的人，为什么不结婚。答案很简单，这种选择也很不合群。

她不凑合，介绍对象的人排着队，她却下定决心。有一次，好不容易看顺眼一个，聊天时，对方没意识到自己用手挖鼻孔。

她当场判了死刑，并非她在无病呻吟，而是她对于“体面”这个词语，有着属于她自己的底线。

她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也清楚自己不想用一辈子去承受那种不太正确的状况。代价？就是她没有孩子。

对于这件事情，外部的人觉得应当为她感到惋惜，但是她自己内心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具体的状况。命运真正发生转变的时刻，并非在舞台上，而是在她大约六十岁时。

2014年，她接下了没人敢接的担子，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的会长。前任突然去世，账上没钱，项目一大堆，说白了，这是一摊烂泥。

她完全可以拒绝，但她没有，不仅没有工资，她把自己存放多年的钱财一点一点地投入其中。

更狠的是，她放下了所有身段。去拉赞助，去求人。她需要一次又一次地说明，为什么这些山区的孩子值得人们关注。

她自己都自嘲：人在年轻的时候十分骄傲，到了老年却变得需要请求他人帮忙。可就是这个“求人”的阚丽君，把基金会救活了，图书馆建起来了，有了艺术教室，一批批孩子第一次离开大山，看到了舞台和舞台上的灯光。

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央视，不知道什么是春晚，只记得有这样的一位阿姨，她总是感觉很疲惫，但十分温和。

他们叫她：阚妈妈。你再回头看看她这一生，就会发现有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她没有走进婚姻，她却承担了比家庭更大的责任。她没有血缘意义上的孩子，却成了很多孩子的人生转折点。

六十六岁，无儿无女，却在某种意义上，仿佛子孙满堂。在一个习惯用有没有家庭来衡量女性价值的世界里，

阚丽君给了另一种答案，不是所有人生，都要进入围城。并非所有圆满的人生，都会被记录在户口本上。

她用前半生，给中国电视“开了口”，用后半生，给无数孩子铺了路。当她最终离开聚光灯，

留下的，不是孤独，而是一种非常少见、安静且带有一定分量的完成感。

这，才是她这一生，那一次的告别，是最为精彩且极具力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