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杨君中央电视台资深媒体评论员，节目主持人

媒体人物：谢晋 著名电影导演

杨君

杨君：享有一定国际声誉的中央电视台著名媒体人，著名节目策划、主持，也被称为国内少有的复合型媒体明星。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获得法学硕士学位，也是北京广播学院电视专业的第一位电视传播学硕士，为中央电视台第一位被派驻美洲东方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曾主持央视《世界经济报道》《纪实十五分钟》和《半边天》等多个栏目。

1999年开始出版媒体专著《英雄三部曲》(《英雄》、《现在》、《笑容》)，由于形象时尚，风度气质俱佳，温和与智慧并存，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被称为央视“智嘴”，国际著名大家金庸为《笑容》亲自写序，对杨君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多次出任中国电影电视发展高级论坛主持人并当选主席，2001年获得“新世纪百名杰出女性”称号，并成为新华社“环球20位最有影响力的世纪女性”仪式上唯一的颁奖嘉宾，影视传播学作品被译为17国语言。

2002年入选WHO'S WHO世界杰出职业女性，2002年10月出任香港“两地影视业大型交流活动”主持人，2003年3月8日世界妇女节，中国邮政发行了杨君“笑容”系列邮票及首日封。杨君被国内外媒体称为近年来中国影视界的焦点人物之一。

《杨君访谈媒体人物》、《杨君访谈国际媒体》介绍

媒介、思想、碰撞，当今媒体风云人物，谁在说?作为北京广播学院电视传播学专业第一位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杨君坚持传播学研究达26年之久。

杨君1990年成为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传媒学专业第一位硕士研究生，1992年因品学兼优成绩优异获得国家教委研究生奖学金和三台奖学金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央电视台工作，以媒体评论员的犀利笔锋撰写大量以媒体为内容的调查及评论，首次提出电影具有媒体属性的观点，同时指出应将媒体的范畴包含八大传播媒介——电视、电影、广播、报纸、杂志、图书、音像、网络等。提出以媒体事件中的典型人物作为研究个例来纵向集纳考察中国及世界媒体发展的观点，并加以成功实践。

《杨君访谈媒体人物》、《杨君访谈国际媒体》是我们准备了三年之后隆重推出的国际国内几百位媒体顶尖人物的大型访谈，以前沿、客观、发展、国家、国际的眼光考察中国媒体走向，有权威人士预计该访谈的推出和媒体人物的成功思想将对中国媒体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和影响。

嘉宾简介：

谢晋（JinXie，1923年11月21日-2008年10月18日），国家一级导演，中国第三代导演代表之一。 1948年毕业于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导演系。任大同、长江电影公司助理导演。建国后，历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导演、导演，中国影协第四届理事、第五届主席团委员，中国文联第五届、第六届执行副主席。是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届、九届全国政协常委。

1954年独立执导淮剧短片《蓝桥会》后升为导演。他执导的长短影片有20多部。1957年，谢晋执导的《女篮五号》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中国第一部彩色体育故事片。在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得银质奖章、1960年获得墨西哥国际电影节银帽奖。1998年获香港（海外）文学艺术家协会颁发的中华文学及艺术家金龙奖“当代电影大师”称号。获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2005年，获第25届金鸡奖终身成就奖。2007年，获第1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华语电影杰出艺术成就奖。

□中国电影科技研究、理论研究的时候到了。

□电影事业是一个工业和系统工程

□中国电影需要外援吗？

□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如何贯彻落实到实践中去。

□是不是产生划时代的作品，不是钱的问题。

□美国电影形象是强大的，千万不要小看

■中国电影完全应该有可能通过最好的演员，最漂亮的小伙子，最漂亮的小姐、姑娘，拍出最动人的电影。完全可以征服世界的。不一定搞大制作，我们自己的民族的形象既是我们中国人能接受，美国人也能接受。剧本要写得非常深刻，有这样的剧本，拍一个很小的电影，都可以征服全世界，我们一直有信心，中国题材应该是最丰富、最多的国家。我们一定会成功。

今天的题目是中国影视发展的高级论坛，我印象里是几十年，我们电影界还没有开过这样的会，自然这个会吸引了我，这几天开下来，听了很多各方面的意见，也很受启发。在会议中间听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对于我们中国电影电视的发展是很有建设性的。

我的题目叫做“中国电影的回顾思考”。

为什么说要回顾呢？因为，中国电影走过的道路太曲折了。在座的我看年轻的朋友很多，年纪大的有个别几位。很多电影界的情况不尽了解，于广远同志最近有一篇文章，叫“做向前看，还是向后看”。他讲出来为什么就向前看和向后看进行讨论。我们总结先要向后看。向后看什么意思？总结新中国成立到底走了多少弯路，有人提出来不仅要向后看，同时总结完了就要向前看。但是，我觉得，为什么这个高级论坛吸引我，因为中央提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前几年提了科技创新，“两会”中间提出来，我觉得是比较新的，是体制创新。还有一个叫理论创新。三个创新是中央的新的精神。

我常常在思考我们中国电影为什么没人看？我在上海的家对面，环艺电影院有五个，我经常的三部曲，就是从单位、回家再去电影院。

我有时最痛苦的就是中国电影在上海，最多一天两天就拉下来了，我去看卖票的也认识我，怎么样，都一层座，有时候一层座都不到，美国电影当然有六层、七层、八层、九层座这样的。

前几年提到科技创新，这个大家很容易明白，我们的科技创新很不够。我可以讲，作为中国电影工作者、电视工作者，最应该惭愧的，没有一样电影电视的东西是中国人发明的，我们的电影科技是人家发明的，洗印是人家发明的，摄影机是人家发明的，立体银幕是人家发明的，现在立体声也是人家发明的，电视也是这样，没有一样是我们发明的。我在北京电影学院经常讲，靠你们，我们中国人也争口气，搞点发明创新的东西出来。我们宋朝的发明很多，中国的科技发明很多，就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我们的国家民族整个衰落了，有些作家讲的笑话，我们蜕化了，蜕化是指动物蜕化。我们本来是水上动物，到岸上来，鳃没有了，有了脚，陆地动物到海里，慢慢脚没有了，那要几万年。我们新中国做了很多好事情，但是有些单位大锅饭吃到现在，大家就蜕化了。前几年讲的时候，引起轰动，我们民族引起蜕化，所以大家强烈意识到要有新的血液和生命力。现在大家讲的电影发行问题，有很多问题，我自己不但管导演。

中国电影科技研究、理论研究的时候到了。

■我自己一直想这个问题，先把观众争取来，我的意思不是不要到嘎纳去，不要到国际电影节去，也不是不能要奥斯卡奖，那当然好了，但是先要把中国观众拿来。

刚才为什么讲科技研究、理论到时候了。组委会发的，要很好的总结，很好的繁荣中国的影视，很好的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早日立足于世界前列。当然我们也希望能早点立于世界前列，我自己一直想这个问题，先把观众争取来，我的意思不是不要到嘎纳去，不要到国际电影节去，也不是不能要奥斯卡奖，那当然好了，但是先要把中国观众拿来，你自己的民族电影都没人看，民族电影处在什么情况？电影艺术不是我讲的，是我们国家最前列的几位导演讲的。

郑洞天和夏刚有一个发言，都是在南宁的会上讲的，这是中国的现状。夏刚有一个白纸黑字的，孟中同志是《玻璃透明》的编剧奖，我们创作人员像一张饼，我们想表现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个人感情问题，但是很多问题不能谈的太深。而从拍摄来讲，从场地上，酬金在往上涨，我们夹在中间很不好干。夏刚讲，新的戏在200万以内是相当低的投资了。在这样低成本的情况下，确实要求影片质量有多高，当然我们只好尽力了，大家提出来准备义务劳动，但是胶片不能不给钱，洗印不能不给钱，我们提出一个口号，大家生产自救，救自己和中国电影。这是我们国家非常优秀的导演。夏刚，生产自救，这个口号我们只是在过去，哪个地方有灾了，中央号召这个村庄，这个乡，这个县生产自救，中国电影就在这么一个状态。

郑洞天也讲了很多类似这方面的问题。讲了什么？我们怎么样争取票房，他讲的民族电影我们怎么搞，今后怎么弄？他说我们可以反映我们自己民族的生活、感情和人，而这种东西美国人再有钱也拍不出来。同时要对民族、历史的现实进行关注。张扬可以和全世界普通人沟通的感情，在他们的本土能够和美国电影敌对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种精神。观众欢迎什么样电影呢？这些问题创造人员并没有形成整体的共识。

电影的票价又降下来，问大家导演的意见，这个文章里中国比较优秀的，而且中坚力量的导演都说了，减价。现在买的起20块一张票的不多，买得起票的文化背景高，文化高的人，不一定能看上20块钱一张票，薪水阶层又买不起。这些问题现在影响到我们中国的电影，你想我们这样的，还不要说一种小导演，这都是我们国家目前的大导演，拍过很多很好的优秀电影，这么一种处境。200万人民币，美国人都不能相信。鸦片战争在美国，都是大制片人问我，我也直说，大概1000万美金左右，八千万人民币，美国人说，如果我们美国导演拍，起码5000万美金，这个200万人民币，人家1亿美金在拍戏，在我们是天文数字，9亿人民币，可以造一个大桥了。这样子在那儿对抗。

刚才我跟郑洞天讲一个事情，我说上海知道一个材料，最近上海有些片子，是我们国家引进的，美国非常聪明的老板，把去年、前年的奥斯卡四项、五项提名的。去年摄像提名的片子卖到中国，七万美金，六万美金，夏刚的成本200万。他7万，买谁的，我是中国片商当然买七万美金，这样版权买断，我在上海、南京、杭州放就成本回来了，北京放完就赚钱。七万美金买断，我们也想买断给他们，他们不要。这样的处境，你说中国电影怎么办？夏刚提出来的口号，我非常心酸，我们提出口号义务劳动，我们生产自救，今天媒体同志们很多，要宣传这种导演，他们在为民族电影拼搏，他们不为名，不为利，媒体老喜欢炒狗屁明星，我真奇怪。

电影事业是一个工业和系统工程。

■ 昨天《刮痧》的投资人讲了，从电影开始一直到最后VCD，到录像带、到最后进电视、进卫星，“一集五吃”。我们呢？都是日本发行了什么VCD，发行了什么之后，我们现在才开始做这个。

现在我在想，我昨天跟一个搞发行的同志讲，我这几年都管发行，搞《鸦片战争》都是我自己搞发行，我跟吴同志谈过，吴经常到美国参观，她说我对美国的娱乐界不太熟，我只懂得和电站谈判，这种我签字行。她说我介绍一个人，格林莫克，这个人是上海的荣誉市民，它是美国的九个大行之一，迪斯尼老板都要听他的，这样一个人物，他要开友邦保险公司。这个公司原来在中国不允许开的。说她到美国，所有的大老板都是他发请帖，人家就来了，找到她，她打电话，迪斯尼什么人都来了，结果来了以后怎么样？这些人真是大制片人，因为她打电话。来了之后，说这个片子压低价钱，压到什么程度，二十几万美金，我卖给韩国六七十万美金，卖给你二十几万美金。后来到了洛杉矶也是大使馆给我们接待，也是二十几万美金，怎么搞的？他都串通好了，都是这个价格，大家不许乱涨价，好了这个价格谈不下来，最后大使馆，领事馆很积极，唐同志、钱同志打电话支持，介绍一个爱国的，很友好的，150万美金，我觉得很高兴，这个人根本不能发行电影，别人抵制他，发行不进去，现在还欠我150万美金没有还。这是一个历史的例子。所以，发行问题非常难。

我就讲发行问题，我们在日本看到发行，在中国看到发行。我不是说日本、香港的发行，新加坡的发行就比我们好，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刚才说的大锅饭吃惯了，大家都躺着，谢导现在发行非常困难，有美国冲击什么的。是困难，我当时心里在想，中国的粮油、中国的丝绸这么快地就销售到国外去了呢？因为，我们国家的丝绸、茶叶有多年的渠道，石油也有多年的渠道。这个片子卖不过去你干什么？国内也卖不好。卖好卖坏跟他们一样。我就问我很多问题，我的片子要卖1000万，跟100万有没有什么区别？他说没有什么区别。

在日本发行到什么程度，昨天《刮痧》的投资人讲了，从电影开始一直到最后VCD，到录像带、到最后进电视、进卫星，“一集五吃”，赚饱了。我们呢？都是日本发行了VCD，发行了什么之后，我们现在才开始做这个。这是什么问题？中央不是提出体制创新吗，咱们这样体制怎么跟人家创新。所以，我们北京电影学院应该开一个发行的课，请最优秀的工商管理、经济博士来演讲。你不请这个人，跑到国外，找外交部就可以解决问题。外经贸部一把手，她说娱乐界我实在没有办法帮你们忙。我只能介绍“格林莫克”，是上海荣誉市民。这个问题已经进入市场经济，我们电影届是最晚的，起步最晚的。

中央提出体制创新，我认为三、五年，体制创新及理论创新，一定会有新的理论出来。我们电影届也不是没有新的理论，但是也有误导的，也有正确的，你走的过程中，总归有对的，有错的。新的理论出来了，推动历史的发展，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大推动历史前进。现在电影方面是起步最晚的。

中国电影需要外援吗？

■这个说容易也不容易，说容易也容易。但是法国人要设计国家剧场，马上钱一放就起来了，你说容易很容易，浦东机场已经花100亿，也起来了。你花5亿美金，出《红楼梦》小说出的来吗？作家协会2002年要出一部像《红楼梦》这样的长篇小说，绝对出不来。但是，现在很多人现在不懂，这中间的差别根本不懂。

我想电影能不能有外援？合拍片不等于就是外援吗，他跟我们合拍就等于是外援。上海500强在建国50周年的到达上海，浦东机场为他们提前一个礼拜开放，迎接世界上最强的500强。

最近香港在开《财富》杂志论坛，500强来的时候，很多国家都宣布，新加坡的国家都讲，谢导这500强比开奥运会还赚钱，开完他随便撒点胡椒面你就赚钱，现在500多强有200多强在中国投资。500强以后，上海有几个领导召开一个会，经济都上去了，但是文化怎么办？上海通用、别克车子都在中国制造，别克车子在中国制造，这跟其他国家比都是最快的。在国外，这块地打官司打五年、十年都办下来，我不搬你就没有办法。他们说不行，必须要搬进去，搬进去不多久，通用就搬进去了。环球公司来上海开一个电影厂，行不行？不行。为什么不行？我们的老话讲，我认为是阶级性的，别克汽车很典型。不管是通用公司在非洲开的分公司以外，根本用不着担心。

这个说容易也不容易，说容易也容易。但是法国人要设计国家剧场，马上钱一放就起来了，你说容易很容易，浦东机场已经花100亿，也起来了。你花5亿美金，出《红楼梦》小说出的来吗？作家协会2002年要出一部像《红楼梦》这样的长篇小说，绝对出不来。但是，现在很多人现在不懂，这中间的差别不懂。你给作家协会两亿人民币，明年你们要得“矛盾奖”，“金鸡奖”电影，“百花奖”的戏剧，不可能，上海好多年没有得奖了。所以这些问题，在我们国家是非常值得思考的。但是，我为什么说是回顾呢？为什么开会的很多记者也很不容易，每天要来开会，会议又是很枯燥的，我们国家开始的时候，对文艺的认识也不是很好的。以前有几件轰动的事情，我们开会，话剧怎么建设这个工厂，这种戏不要来了。旧戏可以吗？《四郎探母》，这实际上就是娱乐。

说说现在的《生死抉择》，在这本书里也有一个发言，他说完成以后拖了三、四个月。有的人说这个戏不行，就是含蓄地拖了三、四个月，没有通过，就写一个散的。这一下子票房好得不得了，发了财。这是什么问题呢？从理论上讲，文艺的功能是什么，讲到现在没有讲清楚，尤其是底下的干部，没有搞清楚。我们的悲剧在什么地方，下面哪有人说其他意见，虽然他几乎没有什么自己的判断。我们就是经常在这些问题上折腾来折腾去，错过了机会。这种精神状态能出大作品吗？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

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如何贯彻落实到实践中去。

■WTO来了，老有媒体来采访我，中国电影会不会有大的发展？我说你讲对一半，他说怎么讲对一半。我说，当然我们的汽车工业各方面也受到影响，但是整个会大大有好处。但是，文化艺术不应该你有钱就能好，这个不是对等的，你的国家经济的创造和经济的素质或者人均素质，你的文化艺术不一定就是90分，你的经济到90分，文化也到90分，不一定是这样的，当然，如果是那样，就太好了。

这些问题提出来，理论创新，体制创新，你们不改，这里再讲的天花乱坠是没有用的。电影界现在一般都不太开会，开会我也不参加，因为没有用，这需要非常长的时间。

我记得几个老前辈，我比较尊重像王光美同志，我有一个观念，拿不到好的剧本。那我就不拍了。

美国当年枪杀肯尼迪，美国拍了。我说的意思，是有很多题材。不是好的题材没有，中国的题材，我刚才讲了，如果这个剧本60分刚刚及格，我最多拍70分，如果这个剧本90分，我努力一下，也选的演员好一点，可以拍到95分，当然有的导演也有可能，80分的剧本拍成60分，这样的导演也有，不是咱们拿不到好的剧本。后来我的一个老师讲，中国的编剧“莎士比亚”没有出现。

我最近看了很多材料，丁玲跟周立波，解放初期，很了不得，当时是最后动的，贺敬之是《白毛女》，《暴风骤雨》的是周立波，都获过大奖，得了“斯大林奖”。而且他们希望这辈子要不辜负这个荣誉，要写一部像《红楼梦》这样的小说。到文革前期，我们具有过青年作家的会，老作家都不行，我们要培养青年作家。周立波去讲了一次话，当时我觉得我可以解释。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比曹雪芹的制度好多了，所以，我们应该能写出来。丁玲还讲过，要超过《红楼梦》的小说。现在我才清醒感觉到，我是绝对超不过。他已经明白，一部大的作品出现，绝对不是光是物质条件好，绝对不光是这个条件，还有时代和人的因素。这个问题得深入思考，WTO来了，老有媒体来采访我，中国电影会不会有大的发展？我说你讲对一半，他说怎么讲对一半。我说，当然我们的汽车工业各方面也受到影响，但是整个会大大有好处。但是，文化艺术不应该你有钱就能好，这个不是对等的，你的国家经济的创造和经济的素质或者人均素质，你的文化艺术不一定就是90分，你的经济到90分，文化也到90分，不一定是这样的，当然，如果是那样，就太好了。

我举两个例子，最开始日本人打到东北，打到华北，就是9.18，12.8，8.13，然后打到上海，国家都快要亡了，就是聂耳写国歌的时候。但是出现鲁迅、茅盾，出了那么多好的作者。我们还看到好的，《神女》、《十字街头》，都出来了。我再举一个有说服力的意思，第二次大战结束，德意英三个国家打美国，而意大利的失业达到70、80％，国家的经济困难到什么程度，讲意大利的电影崛起，就是在最贫困的时候，就是日本当时战败以后，是最困难的。

我们认识有一些日本朋友卖血过日子，但是那个时候意大利电影创造一个流派，我们的前辈“索桑体尼斯”，创造一个流派叫新现实主义，这个观念一定要认识。我经常在上海听他们放炮，都搞的泡沫经济，你造的剧都是外国请来，当然我们也好，看看多明哥。我也讲了笑话，我们一方面有全世界最好的的剧院，比悉尼还要好，2000多块钱一张票，结果发生一个什么事情，夫妻俩买两张票，去了，怎么情况？是假票，后来剧院经理非常同情他们，加两个位子给他们做。这样的经济状态，很好。

为什么我国《宪法》上写，中国处在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是8、9年前的《宪法》，大家讨论的时候，有的开玩笑，我们开那么多年，国家还处于初级阶段。去年《宪法》修改了了，我们可能到中级社会了，最后公布出来，多了两个字，不是低级改中级，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方面我们不冒尖。另外，我们的精神生活不够水准。

我经常到最落后的地方拍戏，太行山，也到江苏去拍，后来我提出一个理论，同志们也可以思考，初级阶段是指经济指标，农业指标是多少？初级是多少，那个是中高级？印度又是什么级呢？说意识形态有没有初级阶段，高级阶段？政协辩论，我们怎么是初级阶段，我们当然是高级阶段。我说不，有高级阶段。但是我们还没有达到。

你看中国地方的人有时候就可以吸引那么多人，闷在集装箱里，愚昧到了极点，就死在集装箱里。旅游也有，我们这个民族非常复杂，我很理解，管理这么大的国家，文化差别太大。真的太困难了。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

是不是产生划时代的作品，不是钱的问题。

■曹禺老师解放后，一直写不出很好的作品，黄永玉写了一封信给他，他说我非常喜欢你二十几岁写的《日出》、《原野》，解放后的戏怎么不行。你不是有一块像贾宝玉的“通灵玉”，他女儿也写了一篇文章，曹禺老师把这个信裱起来，表明他还是重视这个意见。

最后讲《芙蓉镇》，我最近是在上海电视界上看的。我从头到尾看完了，正好是小年夜，市委领导请我吃饭。《芙蓉镇》在上海的影院里放，现在电视上很少放。我说现在，我跟你书记讲，打死我现在也不拍不出来了。怎么会那么严重呢，打死也拍不出来？一方面是钱的问题，那个时候才160万块钱。另外，我说为什么？那个时候文革一结束，就写出小说，获得首届矛盾奖，最佳的长篇小说奖。第二，改编的花很大的力量。

第三，敬业精神没有，不是钱的问题。你拿5000块钱，我拿8000块钱，姜文刚毕业的时候，是2000块钱，不是钱的问题，是精神没有了。刘晓庆找我，以前我拍过，没有播，你拍一定要找我。姜文到我家里来，做小品给我看，现在有这种敬业精神吗？剧本有的时候讨论到一晚上，没有睡觉，现在哪有这个精神？演员一到，我两天以后拍别的戏，把我的戏赶掉，来的时候都是宝马、奔驰，我说这种敬业精神没有了。大家全心在搞艺术的没有用。我看服装、道具、演员表演，八个角色五个得奖，“金鸡奖”、“百花奖”，现在有这种演员吗，今天一到明天就是每人一个手机，拍戏的时候，我说你们把手机统统关掉，不允许带。所以，我说这个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要总结过去的经验。关于这次会，我也想说，大家谈的比较多的是发行的事，都非常好，包括教授讲的电影与电视的区别。但是请大家一定深思，有时候不是钱和经济的问题。

第一，电影、电视这两个行业现在可以在一起开会，我过去讲了一下，16个厂家全部反对电影跟电视合并，现在最不正常的是什么？大家没有谈。这个不谈对电影是糟糕的。所有的导演都去拍电视剧去了。

在美国、法国，我是电影导演，你是电视剧导演，我的钱拿的比他多多了，你是电影明星，他是拍肥皂剧，我不说水平高低，拿的钱都很多。我的学生都是拍电视剧，拿的钱比我多得多。什么原因？这样长期下去是不行，一个半小时构思的电影，跟电视剧两码事，等于语言是文化，跟通俗文化是两码事，但是并不等于通俗文化别的。现在并不是排斥通俗文化，现在看电视三分钟没有兴奋点是不行的。这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有共同的地方，但是，有很多人只承认共同，差异没有了。有的导演拍电影拍了几年回来，不会拍电影，这个很严重，什么原因中国电影的导演、演员，包括摄像跟摄影比，现在很多摄影师来拍电影，有几个生意好的也在拍电影，像顾长卫都在拍电影。

电影导演拿的钱，比电视导演少得多，从经济上讲，理论上讲，是什么原因？这个电影将来能兴旺起来吗？一集一万五，50集就七十几万了，我可以买一个车子，大房子了。不是合拍的电影你算算。电影当然也有很好玩的地方。

两个在一起开会，大家也发了言。我总觉得，开会开完了，要能够推动我们电影电视前进。将来我们再有一次聚会，组织一些这样的发言。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观念问题不解决，我们的方向就不明确。

现在大家都在搞大集团，这是一个方向。上海也是，把所有的剧种划到报社去了。而文学艺术，每个作家都是一个小工厂，你领导鲁迅跟领导沈丛文是两回事情，领导矛盾和领导巴金也是两回事。每一个导演，每一个作家风格不一样，中国为什么现在风格出不来呢？中国什么都要求划一。球队也是，巴西的教练，南斯拉夫的教练，太好了，太棒了。所以我们在求划一的同时一定要提倡个性和风格。

同志们，有人说我们的电影衰退了，电影明星除了个别受观众欢迎，其他就不太多了。你看现在的足球，足球报，任何报没有足球版，你这个报纸销路就下来了。像现在在昆明的海埂，好多记者都去了，什么原因世界足球那么热？足球明星范志毅远远超过我们的电影明星。中国的电影为什么没有人看？曹禺老师解放后，一直写不出很好的作品，黄永玉石写了一封信给他，他说我非常喜欢你二十几岁写的《日出》、《原野》，解放后的戏怎么不行。你不是有一块像贾宝玉的“通灵玉”，他女儿也写了一篇文章，曹禺老师把这个裱起来，表明他还是重视这个意见。王蒙老师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我建议大家读一下。为什么不行？大家考虑考虑。文革是历史的必然，经过文革以后，很多人思考的，到底中国走什么路好，我看了很多材料，出来一个山上山下吃了苦头，还有走过的路线，回忆中国走什么路比较好。他认为新加坡走的路线就比较好。他治国怎么回事？其实就是中国的儒家文学，希望你们早一点研究一下，他们为什么治理这么好，上海中央政策办公室马上出来一篇文章，这个人是研究政治文学的，分析新加坡的。

为什么？他的秩序也好，金融也好，可以说秩序，我去访问过几次，那个地方到现在哪个地方都不能抽烟，执行得非常好。我在飞机上看下去，码头上排得船像图案一样，这个国家有哪些东西借鉴我们思考，他也在思考。

美国电影形象是强大的，千万不要小看

■我有一个朋友徐庆东，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他从来没有看过《魂断蓝桥》。看完以后，激动一个晚上，这么好的女孩子，大明星，就有人建议一定要用大明星演，他说我一晚上没有睡着，所以，美国电影形象是强大的，千万不要小看。

我刚才讲到电视剧，讲《四郎探母》。我有一次讲鲁迅看什么电影，看《泰山》，是非洲极限，没有看那些是教育我的片子，看世界冠军，这个非常好玩。《非洲历险记》，鲁迅也没有去过非洲，我现在对世界上的动物最感兴趣，对一些比较差的电视剧一般不看。对《根》这部电视剧我跟着看几集，但是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见一部电视剧像《根》这样，而且它的影响，而且非洲的根，寻根，这个电视剧产生很大的影响。我觉得中国的电视界要很好地分析这部电视剧，我看了以后很震动，中国电视剧可以拍成这样。最近在上海什么台放过，不比电视剧，比电影要拍的好得多。而且对我们整个世界的影响很大。

另外拍什么片子，我们有很多导演都是打过仗的，跟日本人拼过刺刀，看到《巴顿》的时候，像《巴顿》这样的，我们大将员、元帅比他的经历还要丰富，贺龙就比巴顿丰富多了，我们也可以搞，但是八·一厂就没有讲过这样的话。讲的出来吗？讲不出来，贺龙、彭德怀、陈毅的经验是很丰富的，陈毅的语言是最丰富的。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们拍部队领导的，没有一个比得上巴顿,

我在政协发言，有一次在文艺小组，推举我发言，我讲了一个美国的事情，美国军事强大，它的科技强大，金融强大，它的军事三天可以把伊拉克摧毁，我说没有人考虑到美国的电影的形象强大，这个绝对不比他造波音飞机，造什么枪炮，卖给台湾高科技的军备，他这个是最厉害的。美国电影统治全世界已经70年，我一直用“统治”两个字。各种形象，小到一般的男女之间爱情形象，大到像“巴顿”这样的形象，还有卓别林这样的形象。我拍多很多电影，陆定一让我拍的《大李老李小李》，当时不是这个名字，他说我们正好三年自然灾害，他说拍点笑的戏，我请一些喜剧的人，去拍。我说这个最精彩的，把人变成猪，这个恶毒极了，我儿子到美国留学，他很多同学说，你爸爸最好的片子就是《大李老李小李》，不是我们觉得好的《 红色娘子军》，很多观点不一样。我的代表团去休斯敦，正好那天礼拜天，牛仔街，现在布什的家乡，最热闹的，大家前一天晚上马车来了，睡在草地上，第二天，我们叫游行，他们在最大的马路上，不是政府组织的，完全是自发的牛仔街，当时我看的时候秩序很好，各种各样的，一个上午。然后骑着马车回到各个县去。

我当时什么感觉，这些美国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生长起来，没有任何包袱，快快乐乐，我们中国人在150年，鸦片战争以后，被列强侵略，心灵扭曲。

刚才我说的美国电影形象的强大，我们电影界，接见我们三次、四次，每次就提进攻美国电影，他跟我们一讲，讲美国电影就讲到《居里夫人》，《魂断蓝桥》，我们一查就是1947年，上大学的时候，你想《居里夫人》，《魂断蓝桥》，那么好的形象，60年都记得，接见我们，每次都讲这些。后来我问他《巴顿》你看过吗？他说我看过。我有一个朋友徐庆东，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他从来没有看过《魂断蓝桥》。看完以后，激动一个晚上，这么好的女孩子，大明星，就有人建议一定要用大明星演，他说我一晚上没有睡着，所以，美国电影形象是强大的，千万不要小看。

我自己老想，中国电影完全应该有可能通过最好的演员，最漂亮的小伙子，最漂亮的小姑娘，拍出最动人的电影。完全可以征服世界的。不一定搞大制作，像郑洞天文章里写我们自己的民族，这些形象既是我们中国人能接受，美国人也能接受。为什么？我们喜欢高仓健，因为日本的角色吸引我们，我们完全有可能拍一些这种电影，人物非常清楚，我也非常赞成多用高科技。但是，我觉得当今我们力所能及能做到的，90分的剧本拿出来，我们用最好的演员和摄影。首先，剧本要写得非常深刻，有这样的剧本，拍一个很小的电影，都可以征服全世界，我们一直有信心，中国题材应该是最丰富、最多的国家。我们一定会成功。谢谢你们的光临。

摘自《今天：21世纪中国电影电视发展高级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