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洞天

郑洞天，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中国内地导演，政协北京市第十届委员会委员。2005年，郑洞天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称号。2014年，入围中国电影导演协会表彰大会杰出贡献导演奖；12月，郑洞天获得第2届伦敦国际华语电影节终身成就奖。2015年，获得中国电影导演协会表彰大会出贡献导演奖。

当年黑泽明去世之后，电影评论界曾说过，亚洲电影的旗帜现在就交到谢晋手上了。而谢晋生前常挂在嘴的话则是，“时间是检验一部电影的真正标杆”。在谢晋离世的今天，我们看到了时间的光影在谢晋的电影以及关于谢晋电影的争论里闪过，20多年前的那场关于“谢晋模式”的激烈争议到了今天，就像电影接受时间检验，一切水落石出。

10月20日，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倪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几乎都谈到，谢晋以及他所创造的独特的电影叙述方式——“谢晋模式”，已然成为中国电影的一座里程碑，不可替代，不可复制。这种“模式”对现实的参与，对灵魂的自省，对社会的多重剖析都在提醒人们:正视知识分子的一种文化精神，一种社会良知，一种思考的责任，而这些，才是电影真正的文化境界；谢晋所开创的中国电影的“谢晋模式”，记录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觉悟。

倪震认为，谢晋是现实主义电影的集大成者，其自成系列的影片几乎成为相当长一个历史阶段中国电影不可逾越的经典。虽然在整个中国电影史的代际序列上，谢晋被归为“第三代”，但实际上他完成了对代际的超越。跨越时代的谢晋电影，仿若关于其个人与电影纠缠的“电影传奇”，有起伏，也有涨落，他将自己的身影投射在新中国电影发展浪潮的中心。

作为一种现代时态叙事和即时性观赏的艺术，电影与生俱来被打上了时代的印记。艺术家中的许多人，自己也未必情愿那么清醒或者清晰地保持这种与时代的联系，但也有一种人是自觉的。在他的作品中，既张扬着时代的耀斑和神采，也刻录着时代的困顿与荒唐。从艺术史的角度来说，其中的种种也许不具隽永的意义，但由于它们最直观地反映着创作者心灵与彼时彼地的呼应，因而常常最有认识的价值。

谢晋四十多年的导演生涯，导演了36部电影，如《女篮五号》、《天云山传奇》、《高山下的花环》等等，拍的几乎都是当时的现实生活；仅有的三部历史题材里，《鸦片战争》是其中之一，同样可以找到选材与现实的某种契合。

回顾这个作品系列，郑洞天说，它几近一本上世纪50年代以来社会起落的大事记，大多是发自被时代所裹挟的激情。更有意思的是，虽然很早就有一只耳朵戴上了助听器，谢晋并非没有听见对他的各种惋惜与评说，比如说，“谢晋模式”埋没了一位本来有可能成就的国际级大师等等。他在意过，思考过，但最后还是不改初衷。于是一部当代电影史，无论从什么视角看都绕不开谢晋，谢晋的存在方式也显出了不可替代的意义。

《芙蓉镇》是谢晋的高峰，认识《芙蓉镇》也是通向他的最好的路径。在倪震眼里，“《芙蓉镇》至少做了一件对于中国电影功德无量的事——它用正面的笔触，艺术地记录了一场浩劫的全过程。”

有意思的是，《芙蓉镇》上映之初，更多的激赏包括对其艺术成就的争议，都并不在于本片直面历史的胆识，而集中在谢晋在把握道德批判与历史批判关系上的得与失。倪震说，《芙蓉镇》几乎成为了对于忘却的纪念，人们有太多的理由怀念它，怀念它那“第一次”的勇气和激情，怀念它所代表或者说所继承的中国电影传统中最可宝贵的创作精神，即对于我们民族最迫近的步履郑重、冷峻而又置身其内的回瞻。

在将近半个世纪里，谢晋始终是最受大众关注和欢迎的电影导演，谢晋电影的观众人数，在很长一个时期内，都是以多少亿人次来作为最小的计量单位。

倪震认为，今天，在改革开放进入第30个年头时，我们回顾谢晋的创作生涯，发现随着时间的流逝，谢晋电影越来越显示出他巨大的珍贵的价值，电影所表现出的知识分子的思考与反省是深刻的，是这个时代精神追求的宝贵痕迹。

他说，《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是新时期中国电影的里程碑。《天云山传奇》是第一声呐喊，是中国电影第一次用情感化的艺术表现，批判和反思极“左”思潮对广大普通人的戕害；《芙蓉镇》更是深刻地揭示了那场浩劫是如何以阶级的名义，煽动起人内心深处的罪恶和仇恨。胡玉音和秦书田在滂沱大雨的批斗大会上生离死别，那句“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道尽了良知未泯的人们多少辛酸和悲愤。谢晋的电影，每一部都超越了电影本身而成为当时轰动争议的社会事件，就是因为他把自己和自己的创作，紧紧地和国家命运、人民甘苦联系在一起。

倪震的观点非常直接，他认为，人不能选择自己生存的现实和历史，但人可以选择面对历史面对自身的姿态。二十来年前那场有关“谢晋模式”的争论中，有一种论点觉得谢晋电影仅限于道德批判，不够深刻。现在隔了那么一段时间，在当下回头再看，我们越来越发现，就是在谢晋电影的道德批判中，渗透了他对历史的思考和批判，渗透了他痛苦而执著的思考与灵魂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