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十月十八日下午三点，北京上空透着初秋的凉意。天安门前，剧组正在复拍开国大典的镜头，城楼扬声器里传来雄浑的口号，“人民万岁”荡在长安街上。人群中，许多白发老兵激动得直抹眼角，他们盯着城楼中央那位身着中山装、步态稳健的“毛主席”，一时间忘了摄像机的存在。

镜头切停，灯光熄灭，“毛主席”摘下礼帽，露出略显潮湿的鬓角——那是古月。他转身走向监视器时，桂苹恰好迎面而来。丈夫的身形、神态、甚至转身时的幅度，与二十多年前新闻纪录片里的原型几乎无缝衔接。桂苹心头一紧，忍不住低声感慨：“老胡，你真不像当年的你了。”

这句无心的话把古月说愣了。回到休息室，他望着镜子里那张贴着凸粉、眉尾压低的面孔，默默发呆。若把化妆卸去，镜中仍透着熟悉的轮廓，但他明白，外形只是入口，更难的是气质与神态的渗透，而自己已深陷其中难以抽离。

时间拨回到一九七八年初春。昆明至北京的绿皮车上，胡诗学挤在硬座角落，埋头看文件。对面乘客端着一张油印《毛主席去安源》画幅比对着他看了半天，忍不住开口：“同志，你跟画里的人可真像。”胡诗学本想敷衍，却被那人拉着比对，车厢笑声此起彼伏。那次旅途结束后，“云南有位干部与毛主席神似”的消息像风一样传到了总政文化部。

同年盛夏，胡可少将带队抵昆。会议间隙，他不动声色地观察胡诗学：面阔、额宽、鼻梁微钝，一笑时嘴角往左轻挑，几乎天然带着领袖气场。胡可当场递出试妆邀请函，胡诗学却婉拒：“我只会写材料，拍戏怕误事。”回家后，他把这事当趣闻说与桂苹，哪料妻子思索良久后劝道：“你小时候在孤儿院被解放军接出，最懂这段历史；若能用形象讲述它，比写千字报告更有力量。”

就这样，胡诗学带着半推半就的态度去了北京八一厂。第一次试妆，他照镜子惊了一下——形似已成，神似尚缺。为补这一课，他拼命钻进老资料。白天钻胶片，晚上抄笔记；宿舍墙上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七六年的六百张毛主席照片被按年代排开，标注“握手”“沉思”“谈笑”“疾行”四类动作。为了一个举烟细节，他在镜前反复琢磨手指夹烟的角度，连打火机火苗高低都不放过。

一九八一年，《西安事变》开机。成荫导演给出同一段党内会议台词让三人轮流试演。轮到古月，他端坐片刻，用湖南口音压低声调，左手慢慢抚着桌面，字句间掷地有声。导演没喊停，他却忽然自己站起：“成导，再来一次吧。”第二遍，他拿掉刻意的手部动作，语速稍缓，气韵更沉。摄制组一片寂静，随后掌声爆出——角色落定。

随着戏一部接一部而来，古月对角色的沉浸也越来越深。他不再大声说笑，言行带着不自觉的分寸感。桂苹发现，与他聊天时，丈夫常用湖南腔回应，甚至连抬手指路都保留角色习惯的手势。她半开玩笑：“你是不是把自己弄丢了？”古月怔了怔，竟答：“我以为这样更贴近人物。”那一刻，桂苹笑容有点勉强，却还是拍了拍他的肩膀：“继续吧，观众信你就行。”

一九八九年《开国大典》上映，全国票房大捷。在长春电影制片厂陈列室里，剧照墙上挂着古月登楼宣布新中国成立的定格。许多参观者看了又看，小声议论：“真像，太像了。”他们很难意识到，为了这七秒钟的庄严宣告，古月提前三个月每天拎着装水的搪瓷缸在城楼台阶上练走位，精确到步距三十三厘米。

九十年代初，《大决战》剧组转场西柏坡。毛主席的女儿李讷回到旧地，剧组特意避开她，担心触景生情。可李讷还是寻到现场，一眼锁定古月，先是怔住，随后握住他的手久久不放。她低声说：“手的温度和当年一样。”短短一句，让周围人全部红了眼圈。那天下午的拍摄，古月每一个挥手都格外沉稳，因为那是近乎原生的记忆压力。

拍摄任务结束后，古月照例拆下假发、卸妆、换回军装。桂苹在宿舍门口等候，看见他脚步略显疲惫，却依旧保持那种特有的镇定。沉默片刻，她说：“老胡，你变得让人心疼。”古月笑笑，没有解释，只把那一摞写满角色笔记的本子塞进背包，像守着珍贵的档案。

多年以后，电影频道重播《开国大典》。不少观众对着屏幕议论演员的神似度，背后真正的故事已渐被遗忘——那份几近苛刻的自我要求，那段夫妻间默默的体谅，和那句再简单不过的提醒：“老胡，你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