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玉宝那些事儿

文/ 孙桂廷

大凡有点年龄的中国人，若说起高玉宝来，可谓无人不晓，毕竟大家都对他耳熟能详。

上个世纪末叶的一天，烟台师范学院(现鲁东大学)请来了颇具知名度的战士作家高玉宝，为全校师生作了一场别开生面思想教育报告。我曾经在学校宣传部供职，有机会蹭了一把他的热度。

“老家是黄县庙高村”

“高老师，我从小是读着您的小说长大的，最早是读小学时看到的木偶电影艺术片《半夜鸡叫》，上大学的时候，我还到过成山头附近的荣成龙须岛瓦房村，和下乡的同学们一起用英语出演过《半夜鸡叫》呢！”我主动与他搭话。

“你演的谁呀?”

“日本军官。”

“谁演的我?”

“演您的是我的一位女同学张玉春，扮地主婆的是男同学孟兆国，两人体型挺合适演反串儿“。

“ 哈哈哈……”我们俩都笑了。

“用英语演观众能听懂吗?”高玉宝又问。

“我们的李延平老师在台下拿着麦克风做同声传译。”

高玉宝笑着又问我，“半夜鸡叫英语怎么说?”

“The cock crows at midnight”

“我是个国际文盲，听不懂呢。”高玉宝作谦虚状。

“即使没有翻译，观众看到表演情节，基本上也会懂的，因为大凡中国人对您的大作《半夜鸡叫》剧情太熟悉了……”我分辨道。

“恭维我呢?！谢谢！”

高玉宝很健谈，不用稿子，侃侃而谈，声音洪亮，和颜悦色。从他的报告中，我进一步了解了一个更加真实的高玉宝。

他在报告开始，先打起了地域亲情牌。“在外省，我告诉说我的祖籍是山东的，在烟台，我可以只说我的老家是黄县庙高村的。咱们都是老乡呢！”

一开口，他就获得热烈的掌声，因为他的老家，即使当时走老烟潍线的沙土路，离烟台市也不过一百公里，黄县，也就是现在的龙口市，一直隶属烟台地区。

说起来，高玉宝出生在大连区域的瓦房店孙家屯，很多人认为他的老家是大连，而很多大连人，说起老家，则笼统说是山东的，有的甚至像高玉宝一样，直接说出山东那个县的，在本地说起，甚至可以道出哪个村的。

就我所知，大连人的口音很接近“烟台普通话”，原因是很多大连人就是胶东地域的老乡们移民过去的。如我的岳父和舅哥内弟，尽管都在大连市工作，但纯属地地道道的半岛东海人。而高玉宝，从他那大连普通话口音看，总要润出那么一点烟台腔。

他题目为《人生的价值和成功之路》的报告，导致会场师生的热烈掌声此起彼伏。

从放猪娃到文化军人的嬗变

1927年4月6日，高玉宝出生了。他家里很穷，全家人饭都经常吃不饱，更没有钱供孩子上学。七八岁的高玉宝看到其他富裕人家的孩子能够上学煞是羡慕，便到学堂外偷偷听课。这感动了教书先生周庆轩，把他叫进了学堂，和他的小伙伴们一起听课。然而好景不长，一个月的启蒙后，八岁的高玉宝被保长逼着顶债去当放猪娃。

正值日寇侵略时期，日子在哪里也不好过。全家后来到大连谋生，高玉宝的爷爷、叔叔、母亲和弟弟因贫困多病，都死在了大连，高玉宝命大活了下来。

为了生计，他进入日本人开办的玻璃制品厂当童工，又相继在日本人开的耐火砖厂和电瓷厂卖苦力。他还沿街乞讨过，卖过冰棍，干过捡垃圾的营生，尝尽了人间酸苦。

母亲的过世，生活更苦了，全家人不得不返回农村。两年后，高玉宝顶替其父亲去给日本人当矿工。在华铜矿，高玉宝患了伤寒病，幸遇好心人救助，他才捡回了一条命。

东北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始得解放的，八路军先机抢占东北地区并取得政权，并很快进行了土地改革，老百姓的日子慢慢好了起来，政治地位明显提高了。

感念共产党恩情的高玉宝，1947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在部队带头诉苦，控诉日本鬼子，控诉地主恶霸，阶级觉悟提高得很快。工作中，他吃苦耐劳，战斗中，他冲锋陷阵，不怕牺牲，先后参加了辽沈、平津、衡宝战役，跟着部队打到湖南、广西、广东，立过大功六次、小功两次。

他在报告中说，军功章应该属于烈士们，他特别讲到他的一个开机枪的战友，在被炮弹轰出很远后，满脸是血，他老远看见这个战友为了返回机枪旁，爬行时发现腿已经被炸断，只是那段断腿还连着皮，被一棵小树挡住了，这个战友咬着牙拽掉了那条腿，奋力爬到机枪旁，继续开枪射击，但他很快支持不住倒下，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声泪俱下地讲述，到现在依然使我对那个血染的镜头叠印在心。

卓尔不群的战士作家

在平津战役期间，高玉宝当上了通讯员，有一次送信因为不识字送错了地方，被参谋长狠批了一顿说，“毛主席说得真对，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对这次批评，高玉宝刻骨铭心，从此他决心学习文化，即使是战斗间隙，他也抓紧时间认字，甚至用树棍儿在地上划拉着练习。

有一次为了问字，高玉宝竟然斗胆截停了纵队司令员的马。原来这个司令员是老红军，抗战时期曾经在胶东军区做过许世友司令员的助手副司令，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开国中将吴克华。吴司令问清原委，笑着躬身下马，认真指导他写字，并抚摸着高玉宝的头说，“爱学习好哇！”吴司令耐心地教会了高玉宝几个高玉宝不会写的字，并肯定了他勤奋好学的精神，鼓励他好好学习，追求进步。

这件事成了高玉宝的兴奋剂，他的学习积极性更高了，即使部队在行军中没有笔和纸，他也带着几块黑色瓦片当石板，用钉子在上面练字。

宣传股长迟志远看到这个小伙子对学习这么用心，还开始了用别人不识的记号和图形写小说，特别责请宣传干事单奇亲自教他读书写字，还送给他一支珍贵的自来水笔，并把大张纸割开，给他钉了个大本子。

单奇不仅教他写字，还向他介绍高尔基的作品，鼓励他做中国的高尔基，激励他用保尔的精神写作，并在其写作的本子留言：“玉宝同志，希望你能继续把书写下去，把它写成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一样。”

有一次高玉宝正在写小说，副司令员胡奇才笑着问他：“你认识几个字就敢写小说呀?”高玉宝胸有成竹地回答“够200多个吧！”

高玉宝战斗中不忘学习，写作就像走火入魔，而其起步之履何其艰难可想而知。

他以顽强的战斗姿态，充实着自己写作的心路历程。从1949年南下时继续其自传体小说的描画，经过一年半如同战火洗礼般的创作，1951年元月，高玉宝连写带画地完成了20多万字的初稿。

如何确定书名呢？当时有人提议为《童年的高玉宝》，也有人提议为《我的童年》。

这件事传到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元帅的耳朵里。罗帅亲自审阅小说原稿，建议起名为《高玉宝》。由元帅给普通战士的小说起名，而且书名就是作者的名字，这在世界文学史上是一个特例，也是一段佳话。

1951年，《高玉宝》小说在《人民日报》得以连载。在时任中南军区政治部文艺科科长郭永江的帮助下，长篇自传体小说《高玉宝》终于在1955年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旋即轰动全国，高玉宝被赞誉为“文化战线上的英雄战士”。

毛主席看到小说后不久，接见了高玉宝，周总理在向毛主席介绍他时说：“这是我们的战士作家高玉宝”。毛主席面对高玉宝打量了一番笑着说：“噢，你就是高玉宝，你把周扒皮那剥削阶级写得很形象嘛！”

毛主席的夸奖、周总理的一锤定音，“战士作家”不仅成为高玉宝的崇高荣誉，也是实至名归。

成名后的高玉宝

1956年高玉宝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他的成名作《高玉宝》一书在国内有七种民族文字出版，在国外有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用十五种文字翻译出版，印刷量高达450多万册，还被改编成24种特别适宜于儿童读物的连环画册。

五十年代中叶，高玉宝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深造，大学毕业后成为沈阳军区师级专业作家。

高玉宝成名后没有停歇，没有退缩，他铺下身子深入部队、工厂、矿山和农村体验生活，陆续发表了报告文学《家乡处处换新颜》、长篇小说《春艳》《我是一个兵》《高玉宝续集》和短篇小说《报喜》《婆媳》等，曾获中南军区文学创作一等奖、东北三省文学奖、沈阳军区文学奖。

高玉宝从一个大字不识一斗的放猪娃，成长为名作家，先后写出了2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短篇小说《我要读书》和《半夜鸡叫》曾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半夜鸡叫》还被选入《共和国文学作品经典丛书》。

高玉宝说，“文学是一块净土，又是一座高山，也许我不会攀上巅峰，但我会全力以赴，奋力拼搏。”这是他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生动彰显。

高玉宝1988年离休，仍笔耕不辍，并从事关心下一代的教育工作。几十年里，他先后作报告五千多场，听众达五百多万人次。从二十多岁的第一场报告开始到九十岁高龄，足迹大江南北，讲述旧中国普通百姓的苦难生活，追忆革命战争的滚滚洪流，展述新中国的巨大变化，他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亲历与见证者。

高玉宝曾经受到毛主席、朱老总、周总理，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二十三次接见，获得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中国少年儿童校外教育先进工作者、全国劳动模范、全军优秀共产党员、沈阳军区学雷锋标兵等光荣称号。

2019年12月5日，高玉宝与世长辞，享年92岁。作为一个旧社会的放牛娃，作为一个接地气草根出身的战士作家，高玉宝的名字已经坐标在当代文学史册。

高玉宝现象，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带有时代特点。当我们今天的社会发展已经按下快进键的时候，即使速度再快，也不应该轻易枉顾过去，至少在我们的生命记忆里，有一个难以被尘封的人物，那就是矗立在心海中真实的高玉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