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排《磐石湾》时，我练下水的动作摔伤了，住在华山医院。
出院之后，《磐石湾》导演梁大成，他是人艺的，我们关系不错，来家里告诉我，咱们《智取威虎山》剧组开了一次会，工宣队传达徐景贤的讲话，叫你做四届人大代表。但是徐景贤说，童祥苓不上班、不学习、不练功，革命意志衰退，要大伙儿讨论一下。又说，当时军代表站出来向市领导解释，我因为排戏摔伤在家休养。但是，徐景贤意思很明显，不上班不学习，革命意志衰退，这还能做人民代表吗？我心里说，我住院了还上班？就问他，大伙儿给我提点什么意见。他说怪了，一条意见没有。大伙儿就说，让童祥苓同志把身体养好，继续为京剧革命贡献力量。我想，这事就算过去了。
不想工宣队丁恒竹又找我，在东平路九号楼谈了一次话，说徐景贤有个讲话，我们开了次会，大伙儿跟你关系都不错，对你没有意见。话里的意思，好像他太不好意思了，事情没有办成，不好向领导交代。我就跟他说，你向市委领导转达，感谢对我的关怀，但是我不能做人大代表。我过去多少年跟着姐姐搞文艺黑线，"文化大革命"又给童芷苓翻案，现在拍电影又立功赎罪，你说我这三条哪一条够人民代表。虽然领导和剧组全体同志对我关怀期望，但我是有罪之身，岂能当选人大代表，我不敢有此奢望，请他转告市委领导，取消对我的提名，深为感谢。
后来在上海展览馆召开会议，会是张春桥主持的，全市文艺界像我这个年龄的应该都知道。马天水当时就说，我们还是让童祥苓同志做四届人民代表。张春桥就说，祥苓，你现在认识怎么样了？我当时没话说，对于童芷苓的问题我说什么呢，说她是反革命？没法说啊。张春桥就说好吧好吧，立功赎罪。就这样，我当了四届全国人大的代表。
但是，我预感到我这个代表的日子不会好过。果不其然，当了代表，我感受颇多。那时候人家对我们都有看法，你们是江青的队伍，是江青的嫡系啊。开会时，为了照顾老弱病残，电梯里放了把椅子。门一开，周围几位老先生手一摆说，祥苓同志请坐。我说这是照顾你们前辈的，各位年纪都比我大，我怎么好这样。他们说不，这个座位应当我坐。面对鄙夷与讽刺，我只好苦笑，向他们鞠躬致意，请他们先进，然后跟着站在一边。
不少人总以为《智取威虎山》成功了，我这个扮演一号人物的童祥苓理所当然是江青的红人，必然青云直上。他们哪知道我难受啊，这日子不好过啊。心里憋屈，一肚子话没法说，不吃黄连何知其苦啊！
那次开会我们住在京西宾馆。午饭后我在走廊迎面碰上一人，个子不高，皮肤黝黑，身躯健壮，他声音粗犷对我说："喂，祥苓，到我屋里去玩。"我一看，许世友将军！许将军耿直的为人和许多传奇故事早有耳闻，哪有不想结识之理，无奈领导上有禁令，我与任何人来往都需要汇报，岂能因为我而给许将军惹事。我就应付了一下，说过一会儿去看他。很快，许将军的秘书来找了，说许司令喜欢我，问我怎么不去呀？这难言之隐能说吗？我只得托词，说有空会去看他。
真巧，晚饭后在走廊的同一地方又碰见许将军了。他非常随和，问我怎么不到他那儿去玩，他喜欢听我唱一段。说着把我拉到走廊椅子上面对面坐着，要我唱一段。我问，就在这儿？他看出我有点为难，就说小声哼几句也好。我就哼了《今日痛饮庆功酒》。还没哼完，上海市委书记王秀珍从屋里出来喊我过去。我赶快向许将军鞠躬道别，他拍拍我的腿，鼓励我别怕。进了王秀珍的屋，她责问我为什么给他唱。我说我演的是解放军，许将军是解放军，解放军喜欢听解放军的戏，我哪能拒绝。在情理之下，她总算没记这笔账。
当了人大代表后，我看到人们对我的恨，也感到人们对我的爱，恨与爱，是与非，谁能说得清呢？郑板桥说难得糊涂，我这一生只能是难得明白。
我从来没有开过这种会，开幕会、闭幕会都参加了，上海代表团讨论国家大事，咱说不好，中间就请假了。就是坐在那儿，也不说话。有一次晚上开会，我正好有点感冒，吃了安眠药睡了。江青去了，问祥苓呢？人家说我正睡觉呢。第二天王洪文来开会，问我，昨天江青同志过来，你睡觉了？此言吓我一跳。急忙解释。我说昨儿感冒了，吃了点安眠药。那天是讨论国民党台湾问题。我自己当时那个情况，都不演戏了，去做技导了，还发什么言呢。
1976年，我去北京办事，顺便去看望葆姐。那时葆姐的丈夫，北京艺术局局长马彦祥已经从下放的湖北回到北京。那晚，他和我畅谈了一夜。他跟我说，戏曲改革是不能否定的，这是周恩来亲自抓的。北京解放前夕，周总理把他，还有文化部门几个领导叫到周口店，谈到全国即将解放，文艺工作，包括戏曲改革应该提到日程上来。那次谈到京剧，总理认为可以保留一百出传统戏，能够体现京剧艺术唱、做、念、打技巧的，把它的基本东西和精华保留下来，但是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创作反映解放以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戏上。
姐夫还谈到，我们演的现代戏《智取威虎山》不错，演员创作演戏没错，但不要卷到政治斗争里去，要和江青之流保持距离。他们是野心家，历史会证明这点，下一届人民代表就不一定会有他们。那时只有姐夫提醒我要与"四人帮"保持距离，完全像长辈似来关心爱护我，与其他人的冷嘲热讽完全不一样。
正是由于姐夫的告诫，我注意了要与"四人帮"、于会泳这些人拉开距离。于会泳当了部长之后，剧组除了军宣队、工宣队之外，要成立一个演练组，抓练功抓排练抓创作，保证剧组演出质量。剧组里有个胡冠时，搞舞美的，人挺好，也是剧组的领导人之一。他跟我说，于会泳问了大伙儿意见，让你去做这个领导。我说我干不了，哪有那个精力，我也不懂。后来他汇报了，于会泳知道了以后，给我两句话：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演戏。我当时就问我老婆，这两句话怎么这么耳熟，我媳妇跟我说《早春二月》不就是有这两句嘛。我说清清白白做人没错嘛，老老实实演戏就更对了，演戏就得老实。
"文化大革命"末期，我当了回全国人民代表。"文化大革命"以后，又当上全国政协委员，是特邀委员。
1978年，上海统战部通知我去上海展览馆，我以为是有什么演出任务。到了那儿，正好遇见歌唱家朱逢博女士，我说你也来了，叫咱们来干嘛呢？朱逢博说我也不知道啊，我们就坐那。当会议宣布我是全国五届政协特邀委员时，我自己也觉得突然。文艺界的政协委员，上海是余红仙、张瑞芳、筱文艳这几个，我们是作为特邀代表去的。
到单位请假去参加会议时，工作组、京剧院党委的人都很疑惑，"什么？你到北京开政协？"我说是啊，通知我了，你不知道那就算了。看他那难以置信的眼神，说实在的，我这个"四人帮"的"宠虫"也没想到。"文化大革命"已经使我这方面经验挺丰富了，他们会背地搞一份材料，但是身经百战的我，对这些已经毫不在意了。
那次开会我没有想到，报主席团名单的时候，我名字也上去了。跟童第周在一起，都是姓童的：童第周，童祥苓。人家说叫你呢，我说什么，叫我？完了就上主席台了。
五届全国政协上海文艺界的特邀委员还有交响乐团的指挥黄贻钧，年轻的里面我一个、闵惠芬、朱逢博、石钟琴。赵丹也是特邀委员，他想不通，说为什么让我们做特邀委员，这和正式的有什么区别呢？我心里说，想那么多干嘛，叫干嘛就干嘛呗。他也和我们一个组，一个组大概有二十多个，上海几个文艺团体同在一个小组，不过小组里不全是搞文艺的。大概上海的特邀委员分几个组，我们是其中一个组，组长是张承宗，当过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那时候我们提的问题还真不错。会上谈到了教育问题，我们当时不同意搞重点中学，"文化大革命"根本不要文化，"四人帮"倒了以后，应该是普及，然后才是重点。讨论时不少委员认为搞重点，把学生分成两类、重点学校老师好条件好，大量低水平学生就有些跟不上，那造成的结果就是好的越好、遭的越槽，把人分成不同的等类，学生容易思想混乱。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还对了。
说良心话，不管别人怎样评价和看待我们，我们这些年轻人都有一腔热血，多么希望社会主义祖国各方面日益发展，多么希望文艺多出人民群众喜爱的作品。把本单位或社会上看到的问题反映出来，这正是青年敢作敢为的特点。我们提了一个提案，建议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文艺八条，恢复十三级。"文化大革命"弄乱了，没有定级，我们希望重新把文艺界的级别统一起来。说起文艺界定级的事，我听到过一些议论。上海京剧院到清华大学去演出，那时候我们已经退休了。有个美国夏威夷的教授一起去的，到上海跟我说，大学生给你们提了很多意见，有一条就是定级的事，说你们文艺界非常不严肃。学生说，大学教授评级六部大审，要经过很多部门考核，完了才定级。你们文艺界全是一级，台上全是一级。上海京剧院定级的时候我和夫人都在，大伙儿开玩笑，真报啊，祖宗八代的事情都往外说，拼命往身上添成绩。轮到我这儿，我说第一，我感到惭愧、为什么惭愧呢？我都演了几十年戏了，八岁就开始学戏，领导现在还不知道我怎么回事，还要我自己说，这就说明什么都不是啊。能不惭愧吗？第二，我死不要脸。为什么呢？自己腆着脸要一级。以前京剧院就只有周信芳一个一级，现在一级太多了，这样吧，我申报四级。他们说，童老师你别开玩笑。我说过去上海京剧院就一个一级，我现在看了半天就一个四级、俗话说物以稀为贵啊！后来给我和夫人都评了一级。那时候在政协会上，大家就说，过去十三级、文艺八条比较合理，是高级知识分子就是高级知识分子。过去五级以上就是高级知识分子，一级相当于正教授，那时候真有待遇。
当时我们提了好多好多意见，说良心话我们还真是爱国的。然而同组一位吴若岩老先生，为人善良，找我个别谈了一次话，你可别多说话。我说怎么啦？他说你们是五门炮啊。五门炮的意思就是五个人，就是我，还有文艺界的其他几位年轻人。他语言温和，我感受到他的好意，此后我就不再说什么了。
最后一次会议，我没出席。后来我才知道，这四位哥哥姐姐们投了个弃权票。会上就看到四个小胳膊全齐刷刷举着呢，一看，全是我们上海文艺界的。我们一是出于对国家的爱，第二，政协委员要把接触到的基层的情况往上面传，又把上面的精神往下传，对很多事情应该发表我们的意见，投个弃权票是我们的权力，也是正常的，为什么不可以呢？这些朋友跟我说的时候，言下之意我虽未参会，但却可能会连累我。其实我去不去，或者举不举手，这都无所谓。我这个人不好，早把组长得罪了。那是为了免除一个政委员的资格，要大伙儿投票通过。找我开会，他说有这么个情况，请大家通过。我说组长，要开除的人叫什么，因为什么问题，这些得告诉我们呀。僵在那里了，憋了半天他才把名字说出来，我说这不就结了嘛，通过！举完手我就走了。这就把他给得罪了。
开政协会，我就玩那个笔，我喜欢那个笔，上面有字可以作纪念。我喜欢这个，有的委员就送给我。突然，有个解放军同志走到我面前说："童祥苓同志，你喜欢这个笔？"我说是的。他说那好办，就走到最后一排说："解放军同志们，童祥苓同志塑造了我们解放军的英雄形象，今天他喜欢这个笔，让我们做点贡献！"就一把把一排的笔都没收来给我了，说你拿去做纪念吧！我说这太不好意思了，简直是给人抄家了。旁边人问我说你知道他是谁吗？我说不知道啊，是谁啊？人家跟我说是总参谋长，我当时就傻了！现在这笔还有几根在家里呢！
【童祥苓（1935年3月-2024年12月2日），江西南昌市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剧代表性传承人。京剧演员，工老生。童祥苓8岁时开始学戏，先后向刘盛通、雷喜福、钱宝森等学艺，后又拜马连良、周信芳为师。1957年童祥苓调到上海。1965年童祥苓奉命调到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饰演该剧主角侦察英雄杨子荣，这也成为他艺术生涯最有代表性的角色之一。1970年在全国公映的彩色影片《智取威虎山》，是第一部被搬上大银幕的“样板戏”，童祥苓在该片中饰演侦察排长杨子荣。1976年5月11日童祥苓随上海京剧团赴日本演出。1993年童祥苓决定提前退休，回家开店，面馆开了8年后，2001年因为饭馆生意越来越难做，童祥苓把它转了出去。2008年5月29日，参加四川汶川地震全国戏曲界抗震救灾义演。晚年的童祥苓不时参加京剧演出。2024年12月2日，童祥苓在上海去世，享年8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