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演员，有幸见过许多老一辈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最早的，却是一次偶遇。
1950年我十六岁，每天清晨五点从西长安街大栅栏家里走到天安门，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里遛弯喊嗓。喊完嗓子，在园子里走上一圈。我嗜好喂养小动物和侍弄花草。一天正值牡丹开放时节，花坛开满盛放的牡丹，清晨沾上露水，花朵更加艳丽。正当我漫步赏花时，隔着花坛，看见对面一位中等个头的老人家，身材魁伟，浓眉之下长着两只笑眯眯的眼睛，方脸上带着威严，身着蓝呢中山装，背着手非常专心地赏花。这张脸如此熟悉，但我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呆呆地站在那儿盯着他看。老者大概发现我在目不转睛地看他，厚厚的唇角冲我绽开一丝微笑。见他如此亲切，我也笑着向他点头致意。老人家向我摆摆手便离去了，远处两个也穿蓝中山装的年轻人紧跟在他身后。
后来《人民日报》刊登了朱总司令的相片。我一看，似乎见过，又想自己怎么能见到总司令呢？有一天我在公园喊完嗓子，路过熟悉的花坛，忽然回忆起那位长者，不禁恍然大悟，那天见着的就是朱老总。我不由得从心底涌起一股对朱老总的敬佩之情。他真不愧为统帅三军的总司令，有胆识便装简从地在公园与人民共同赏花，朱总信任人民，人民热爱朱总。
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兰云都比我早见到。
在鞍山的时候她就见过周总理。我们结婚那年，1956年10月周总理陪同印尼总统苏加诺参观鞍钢。苏加诺来的时候，大家太激动了，都往里挤。事先，领导上考虑到了这一点，让年轻人拉两个圈子，以免造成不良影响。事到临头，那两个圈子哪里挡得住这些钢铁工人，都被挤趴下了。苏加诺那次紧张了，他没有见过这阵势。陈毅当时把鞍山市领导一通训，失礼了嘛。就在那次访问时，我夫人为总理演出过《霸王别姬》，见过他。
周总理记性真是了不起。后来他到上海来，在一个晚会上见到我夫人就认出来了："哎，你不是鞍山的张兰云吗？"鞍山市委书记也在，他老讲鞍山缺人才。总理就跟他说："你说你们鞍山没人，这不就是你们鞍山的人吗？你们留不住人嘛！"
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到上海，上海市的领导会组织一些晚会，地点大多在锦江小礼堂，还有就是锦江对面的文化俱乐部。剧目基本上控制在一个多小时，因为演出之后领导还要跳舞。上海文艺界去演出的多了，搞戏剧、曲艺、舞蹈都有参加的。印象中唱评弹的余红仙，还有演舞剧的舒巧，都在晚会上见到过，我去演出过三四次。
1959年，我参加了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为周总理开的晚会，那天我唱的是马派《淮河营》中的一段流水板。大跃进时累坏的嗓子还没有完全恢复，一上场，我就冲琴师郝德泉比划了一下，意思是给我调门低点。他点了点头，"噢"了一声，结果一拉琴，就直接把调门上去了。这下我可惨了，虽然不是声嘶力竭，却知道并不好听。唱得脸红脖子粗，汗都出来了，我心想这下砸锅了，中央首长来唱成了这个样子。真没想到，刚唱完，周总理居然站起来给我鼓掌，说"再唱一段"。我心里很明白，领导是在安慰我，让我再唱一段给个台阶下。我赶紧跟郝德泉说，哥哥你给我低点调门行吗？又唱了一段《草船借箭》西皮原板，总算过来了。
唱完后我回到观众席，对兰云说今天演砸了，兰云说周总理随和，善解人意，对文艺演员的苦衷非常理解。她说得不错，那天我亲身感受了这点，明白了为什么文艺界对周总理的感情那么深厚。
总理人特别好，给我感觉很厚道，很关心我们。1966年红卫兵闹得最凶的时候，我们正好去北京演出《智取威虎山》，那时候还是第一稿，还没定稿。到了北京，我们住在虎坊桥北纬旅馆，中国戏校的红卫兵马上就给贴了大字报，大概内容就是你们这些小姐少爷们在上海怎么怎么享受，到北京来勒令你们要吃剩菜，吃窝头。那时候剧组领导，有京剧院的党委书记言行，还有市委宣传部艺术处处长章力挥。他们为了顺利完成演出任务，让大家照办。
头三天，顿顿饭都有红卫兵在饭桌旁监督。我从小在北京长大，一顿能吃两个半窝头。这些红卫兵很好奇，说我真能吃。我对他们说，在上海我吃不到这样的好东西。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我吃豆饼、吃混合面，你们还云游四海没投到娘胎里呢。三天后，红卫兵不见了，饭菜也改善了。章力挥告诉我，周总理知道了这件事，跟红卫兵说，《智取威虎山》剧组到北京来是客人，给首都带来丰富的文化生活。童祥苓演杨子荣很累，每天让他吃剩菜窝头怎么行。总理做了工作，所以我们吃了三天剩菜窝头就不用吃了。那时候他为了国家大事已经费尽心思，殚精竭虑，还要为我们这点生活小事劳神操心，真是人民的好总理啊！
还有一次，印象也很深。那时候《智取威虎山》电影已经拍完了，《红灯记》、《海港》已经开拍了，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开了个会，许多中央领导都在。会开完了，《红灯记》剧组和《智取威虎山》剧组还在争一个吹唢呐的演奏员，他唢呐吹得好。《红灯记》里有一段唢呐，就是李铁梅那段"提起敌寇心肺炸"，浩亮想让他留北京；我们的戏里小常宝唱的一段"听那边练兵场"，也要用唢呐，想让他来上海，争得不亦乐乎。总理点名要我表态："童祥苓，他们都在说话，你怎么不说话呀？"我敢说话吗？我正"立功赎罪"呢，当时我没有回答："总理我还犯着错呢，不好说。"
最后一次见总理是在第四届全国人代会上，他已经病了。会上已经打过招呼了，说总理身体不好，大家不要都拥上去你也握手我也握手。当时我们四个人一个桌，李少春、高盛麟、赵燕侠三位老师和我，大家都没有动。朱逢博胆子真大，她冲过去了，跟总理握手了。看到总理生病了，我心里特别难受。
见毛主席，也是兰云比我早。那些晚会，她去得多。
1959年，京剧院通知兰云参加内部演出的《霸王别姬》。那天她回来很晚，我有些担心。因为有一次参加晚会，遇上个苏联专家，邀请她跳舞直到结束，还送她香水，幸亏团里王岭森保驾才解脱。这次，我焦急地等到她回来，问是不是又碰上了哪国专家。结果，我猜错了。兰云兴奋地告诉我，是毛主席看戏，戏后开舞会，许多人争着要和毛主席跳舞，毛主席说先和霸王夫人跳。跳舞时毛主席问兰云叫什么，说兰云这名字没有什么讲头儿，如果叫南云就有讲头儿了。说是古代在云南地方天旱多灾，后来从南方飘去一片云彩，下了雨，南云反过来就叫云南。
院领导知道了毛主席讲的典故，劝兰云改名。我也认为毛主席讲得有意思，况且这对兰云的人生有重大纪念意义，从此改名张南云。
后来，我多次见到他老人家，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一次。那是1960年，在锦江饭店对面文化俱乐部，我和南云一起去的。那次毛泽东、刘少奇等许多中央领导都去了。在掌声中毛主席就座后，我们始表演。我唱的是《文昭关》，刚唱完，毛主席就站起来了。我慌得不得了，赶快跑过去与毛主席握手问好。他让我坐在身边，拿起茶杯问我喝不喝茶，我说不喝。主席放下茶杯后在香烟缸上拿起按灭了的半截香烟，用火柴点上后说我唱的是杨派。我很震惊，这段的确部分用了杨宝森先生的腔，竟被主席听出来了。我告诉主席，我不是杨派，因为这个戏是杨先生的拿手戏，非常好听，吸收、采用了些东西。我说您能听出来，您挺懂戏。毛主席说他每天看《戏考》。一个国家的领袖要处理多少国家大事，竟然还看《戏考》。还有让我震惊的，要不是亲眼所见，真不相信毛主席穿的衬衫领子会有一个补丁。我坐他旁边，刚好能看到，就一直看着他的衬衫。三年灾害，中国人怎么会不跟党同心同德，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就是这样过来的。我还没穿着补的呢，他已经穿上了。我十分敬仰主席，终日为国为民操劳，仍然每天看《戏考》，他对京剧，对文艺真关心啊。
我站起来和毛主席再次握手鞠躬，然后就回到了自己的位子上。南云批评我，怎么没和刘少奇主席握手。我问刘主席在哪儿，她指给我看，就在毛主席后面一点儿的沙发上。我那时年轻莽撞，觉得自己失礼，马上又从舞池跑过去和刘主席握手问好。刘主席和善地站起来问我好，说我唱得不错，还说谢谢我。
二位主席平易近人，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感到他们像我们亲切的长辈一般，是能够与人民同甘共苦、休戚与共的人民领袖。人家怎么批判我都可以，但是毛泽东是历史上几千年来最清廉的领袖。我觉得这样的领袖古往今来从来没有过，错误归错误，说话非常平和。
当时为了要看毛主席，我就跟南云去跳舞，围着毛泽东跳，那会儿看着跟神似的。她老骂我，说你怎么老踩人家脚。那次江青也在，王光美也在，还有几位领导的夫人也在。当时很多人跟王光美跳舞，南云要我也去跟她们跳舞。我说跳不好踩人脚怎么办？
刘少奇，有一次我很难忘记。那是纪念周院长和梅先生两位艺术家从事舞台艺术五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有一天去怀仁堂去演出。院长跟裘盛戎演《打严嵩》，我们上海京剧院做班底。进出怀仁堂得排队走，我们一队人走到怀仁堂门口，看到刘少奇主席拄着一个拐棍，一个人搀着。谁该让谁呢？论地位，应该是队伍让主席。但是刘少奇主席拿着拐棍往旁边一站，说："同志们请！"让大伙儿进去，他就站在那儿。我现在为什么讲这些，就是怀念他们，告诉大家，我们的老一辈领导人就是这样的。
贺龙、陈毅，我都见过。贺龙一到上海就要看戏。陈毅，你见过之后五分钟就忘记了他是元帅，敢跟他开玩笑。1964年中国艺术团访问欧洲，演出《白蛇传》，回国后住在上海锦江饭店对面，"文革"前叫文化俱乐部。总结之后，我们在中苏友好大厦剧场，就是现在的友谊会堂作了一场汇报演出。陈毅元帅看了戏。之后一些年轻人便到他住的文化俱乐部去看望。他穿着睡服接待了我们，穿着拖鞋坐着，一只脚还架在椅子扶手上，要我们随便坐。开始很拘谨，但陈老总那么随和，我们这些年轻人慢慢地觉得很轻松，你一言我一语地活跃起来，争先恐后地讲自己的出国见闻和有趣的故事，丝毫没有感到面对的是中央首长。当谈到现代剧时，陈老总发表了不同看法，说京剧表演长袍大袖，这个现代剧……说到这里，他忽然停住了。大伙儿已经很随便了，都逼着陈老总说下去，问他是不是不喜欢现代剧。陈老总马上摇手，说他不是那个意思。一副急于解释的样子，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
"文化大革命"当中，有一次我上了天安门。天安门楼梯旁边是电梯，一般中央领导都是坐电梯上来。那天陈老总一个人走着上来了，我和《白毛女》剧组的主演石钟琴赶紧就朝他挥手："陈老总，陈毅元帅！"结果他冲我们摆摆手。我们当时在想，今儿这是怎么了、他不是这样的人啊。回到上海明白了，当时是反"二月逆流"，正在反陈毅。老头好，摆手的意思是你们别认识我，认识我就是麻烦。
【童祥苓（1935年3月-2024年12月2日），江西南昌市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剧代表性传承人。京剧演员，工老生。童祥苓8岁时开始学戏，先后向刘盛通、雷喜福、钱宝森等学艺，后又拜马连良、周信芳为师。1957年童祥苓调到上海。1965年童祥苓奉命调到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饰演该剧主角侦察英雄杨子荣，这也成为他艺术生涯最有代表性的角色之一。1970年在全国公映的彩色影片《智取威虎山》，是第一部被搬上大银幕的“样板戏”，童祥苓在该片中饰演侦察排长杨子荣。1976年5月11日童祥苓随上海京剧团赴日本演出。1993年童祥苓决定提前退休，回家开店，面馆开了8年后，2001年因为饭馆生意越来越难做，童祥苓把它转了出去。2008年5月29日，参加四川汶川地震全国戏曲界抗震救灾义演。晚年的童祥苓不时参加京剧演出。2024年12月2日，童祥苓在上海去世，享年8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