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柏芝在综艺节目《一路繁花2》中的一句话，掀起了舆论波澜。她平静地透露，自己早已通过律师完成遗嘱公证，连葬礼要用的照片和衣物都亲自选好。她说：“人总是要离开的，不想走的时候大家为了钱闹得难看。”这番话没有悲情，也没有煽情，却让无数人沉默。

这不是明星首次谈论身后事。但张柏芝的坦然，将一个长期被回避的话题——立遗嘱——再次推到公众面前。它不再只是法律文书，而成为一种情感表达、一种家庭责任的延续方式。

在香港，立遗嘱并非新鲜事。许多艺人早已悄然完成这一安排。佘诗曼坦言，自己辛苦赚来的钱，“不想流进陌生人口袋”，因此早早写下遗嘱，明确房产、片酬与未播剧分红的去向。古天乐、刘德华也被曝早已办妥，只是从未公开。谢贤更以一份高度复杂的遗嘱引发关注：他将90%的财产设立信托基金，专用于孙子的成长，由前儿媳张柏芝代为监管，而亲生子女仅获少量资产。

这些安排背后，是同一逻辑：不是怕死，是怕乱。香港法律从业者指出，近年来因遗产纠纷对簿公堂的案例频发，促使越来越多高净值人士选择提前规划。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通常需由律师起草并见证签署，部分人还会引入信托机制，确保资金按意愿使用。这不仅是财产分配，更是对家庭关系的预判与保护。

相比之下，内地公众对立遗嘱的接受度长期偏低。传统观念中，“遗嘱”被视为不祥之兆，提及死亡常被认为“晦气”。中华遗嘱库曾接到投诉，只因公交站广告出现“遗嘱”二字，便被老人认为“触霉头”。然而，这一观念正在剧烈转变。截至2024年底，中华遗嘱库累计登记遗嘱35.7万份，咨询服务超57万人次。尽管按人口比例计算仍不足1%，但趋势已不可忽视。

最显著的变化是立遗嘱人群的年轻化。2013年，立遗嘱者的平均年龄为77.43岁；到2024年，已降至67.71岁。更令人瞩目的是，30岁以下群体立遗嘱人数七年间增长超60倍。他们中有人是丁克夫妻，为宠物指定抚养人；有人是游戏主播，将价值百万的直播账号留给弟弟；还有“90后”在出国前完成公证，只为“不让父母多跑一趟”。

年轻人不再将遗嘱视为终点，而是起点——一种对自我权利的确认，对家人责任的承担。虚拟财产的兴起也推动了这一变化。截至2023年，已有488份遗嘱明确写入微信、支付宝、游戏账号等数字资产。这些细节表明，遗嘱正从“老人的身后事”演变为“成年人的必修课”。

张柏芝的选择，正是这种社会变迁的缩影。她有三个儿子，前夫谢霆锋、现任身份未公开，家庭结构复杂。她担心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自己离开后，孩子们是否会因财产反目。她的遗嘱，既是对儿子的保护，也是对未来的托付。刘嘉玲在节目中说：“有孩子的人会牵挂。”张柏芝回应：“我在世时已尽力去爱他们，离世后也相信他们会好好爱自己。”宁静接话：“儿孙自有儿孙福。”这段对话，折射出三代女性对生命、亲情与放手的不同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张柏芝并非孤例，却罕见地选择在公众场合坦然谈论。这种公开，本身即是一种态度。它打破了“死亡禁忌”，也挑战了“明星必须完美”的期待。她的坦然，让许多人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认真安排身后事，不是消极，而是最深的积极。

那么，普通人该如何看待遗嘱？它是否真的必要？法律专家指出，遗嘱的核心价值在于避免继承纠纷、减少家庭矛盾、确保个人意愿实现。尤其在家庭结构日益多元的今天——再婚家庭、丁克家庭、单亲家庭增多，财产形式复杂化，一份清晰的遗嘱反而能成为维系亲情的纽带，而非撕裂家庭的导火索。

未来，这一趋势或将加速。随着死亡教育的普及、法律意识的提升，以及信托、数字遗产等工具的完善，立遗嘱将不再是名人的特权，也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它可能像买保险、做体检一样，成为现代人生活的一部分。张柏芝的坦白，或许不会立刻改变所有人的观念，但它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我们重新思考，如何有尊严地活，也有准备地走。

人生终有尽头，但爱可以提前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