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的北京，凌晨三点仍有年轻人背着包走进昏暗且狭小的地下室。原以为这样的生活只属于北漂普通人，却不知娱乐圈也有人同样在夹缝中生存。徐婷并非家喻户晓的明星，她的名字偶尔出现在一些影视作品片尾，以路人、丫鬟、小护士的角色一闪即逝。但与许多打工北漂不同，她拼了命想往上爬，只为拖着整个家的未来。而等到生命弯折成26岁的时光，那些曾被她拉扯的人们，又以怎样的姿态面对她的最后时刻？
2011年，安徽来的徐婷带着筹来的300元离开四川传媒学院。学费全靠做兼职，生活像陀螺绕着挣钱与家庭账单旋转。父母电话不断，要求她寄回微薄的收入，弟弟读书姐妹结婚，每一笔支出都由她填补。北京的物价让她连租一间朝阳的小房也望尘莫及，只能挤在高脚床下，夏天燥热、冬天湿冷，偶尔铺块塑料布抵挡潮气。她省下饭钱，剧组剩下的盒饭留作第二天早餐，对自己吝啬到极致。拍戏不分好坏，小角色有台词没台词都接，即使腰痛贴膏药、体重降到不足90斤，也不敢停下来歇一口气。
事情发展的每一步都和期待背道而驰。2012年《老爸的爱情》里有她第一个带姓名的角色，但很快新工作淹没旧记忆。五年，近60部作品，没有一次真正休息。剧组生活就是重复：清晨赶通告，熬夜收工，外景大雪却单衣上阵，导演咆哮，演员换场。有人说她瘦得让镜头讨厌，有人笑她演艺之路注定艰难，可她只能忍着腰伤、撑住重男轻女的家庭压力，继续赌注全押在演艺生涯和家里人的期望上。当外人对她的辛苦选择报以同情时，家中的亲人们却视她收入为理所应当，连一句“累不累”都鲜少出口。
2015年，她用全部积蓄给家属置办了一套房子，贷款1500元每月，坚持偿还。新房装修仅选最低廉建材，甚至未彻底通风便举家搬入。工人提醒空气不安全，可生活依旧逼仄无暇顾及。眼看肩上的负担不停加码，她拼命多接一部戏、多挣一笔酬劳，可身体已在悄悄起抗议。脖子肿块出现时，她归因于劳累，继续硬撑。直到2016年7月实在痛到无法附和，被确诊为前纵隔恶性淋巴瘤，治疗费用远超此前任何一笔家庭开销。原希望父母会改变以往对待她的方式，哪怕卖房筹钱救她，可现实与想象背道而驰。电话里的哭诉力度大于实际援助，卖肾不过是油腔滑调的陪衬。他们没有卖掉新房，没挪过财产，甚至连弟妹都没人主动帮忙分摊医药费。资助了那么多年的家人，一个个消失于关键时刻。
反倒是在公益志愿场合，她获得些许慰藉。早些年她常去孤儿院讲故事、送物品，那些孩子至少有身边人真心守护。这跟她自己的童年形成对比：小时候必须靠干农活来证明“有用”，才能避免被像两个姐姐一样送人。家庭观念如锁链，一切落在“男孩优先”原则下。家中五个女儿要么自己打拼谋出路，要么自小被视为赘余。徐婷凭成绩考进大学，却还是被当成人生提款机。学费、生活费、嫁妆，全由她承担。生病时，更成为他们焦虑断粮的理由。
这些年徐婷为家属付出的金钱远超自己的积蓄。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2020年数据统计，同类因重大家庭经济压力而长期牺牲个人福祉的案例并不少见。例如河南的范红艳，大学毕业后多年供养全家，最后因劳累过度患上肝病；贵州有冉丽华在外打工8年，将收入寄给父母和弟弟，22岁查出胃癌晚期，医疗费全自理。与之相对，有受过类似创伤的女孩选择断绝金钱联系或坚决不再资助原生家庭，如江苏的刘舒敏，在事业起色时选择只支付必要赡养费，清晰明确自己和家庭的责任边界。
在生命最后阶段，徐婷决定将遗体捐献用于医学研究。这个选择遭致父母谩骂，却是她作为个体最后一次向世界发出声音。2016年8月，她在北京去世，媒体报道寥寥数篇，无人专门悼念，也没有业内纪念活动。与此同时，从家庭到行业，再没有人关心过这样一个埋头做事的小个子姑娘。更多人在争论娱乐圈浮华的表面时，忽视了那些低位奔跑者的困境。
如果放眼社会与行业，仍旧存在许多女性像徐婷那样为家庭而耗尽青春乃至健康，尤其在家庭结构极度倾斜或传统思想羁绊中成长的女孩。她们的奋斗与消耗，大多无声无息。历史或许会记住那些逆流向上的名字，却很少有人关注路过街头的无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