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老全妹妹总这么单枪匹马地张罗，实在不像话。大家伙一合计，干脆成立个正式的相声队，就叫重油相声队。那会儿队里有黄天良、野笑生、冯宝华这些老先生压阵，带着我们这帮年轻人往前冲。我那时候四十出头，正是浑身是劲的年纪，而老先生们，约莫就是我现在这个七十多岁的光景。

我们的根据地，就在燕乐。在燕乐扎下根后，相声这门手艺竟在津门大地蓬勃起来，说得上是全市乃至全国全面开花，又火了一把。可老段子终究是老段子，四十五岁以下的年轻观众，大多听不惯那些老腔老调。没办法，咱得与时俱进不是？

重油相声队的场子越铺越开，千香义、明溜茶馆、大金台、燕乐，还有数不清的小园子，都留下了我们的声音。那阵火红到什么地步？一票难求！票价不贵，可观众的热情挡不住，往往是这个星期就得买下下个星期的票，提前半个月抢座都是常事。现在想想，兴许是沾了我父亲的光，观众们对我这个后辈，总带着几分格外的包容和满意。

有件事，我记了一辈子。那天场子满座，一张余票都没有，后台突然有人找我。门口来了个北京的姑娘，推着轮椅，轮椅上坐着位七十八九岁的老先生，看模样身子骨弱得很。姑娘和姑爷急得满头汗，拽着我往边上走，压低了声音说：“杨老师，您帮帮忙吧。我爸得了癌症，不敢让他知道，他这辈子就想听一场天津原汁原味的相声，念叨好些年了，今儿好不容易来一趟，却买不着票……”

这话听得我鼻子一酸，啥也没说，扭头就往后台跑。把演员休息的塑料凳子拼出三个座，沏上一壶热茶，抓了把瓜子，又寻了点萝卜干，就这么在台边给老先生支了个临时的“雅座”。那天我特意给老先生说了段《八扇屏》，他鼓掌的力气都不大，只是慢慢抬手，嘴角却一直挂着笑。看着他那满足的模样，我心里头比自己得了奖还舒坦。

临走时，姑娘和姑爷非要了我的手机号。后来有了微信、抖音，他们也没断了联系。打那以后，每年春节、中秋，北京那边准会寄来礼物。我在乎的哪是这点东西啊，我在乎的是这沉甸甸的人心。老百姓的情分，最是朴实，也最是长久。

后来老先生又来过几次天津，我却总不敢多问他的身体。直到有一回，实在憋不住了，才小心翼翼地打听。结果姑娘红着眼眶说，上次听完相声回家，不到半个月，老人家就走了。我当时肠子都悔青了，真不该问，真不该啊。

这些年，我和这家人成了最好的朋友。我总在想，要是老人家还在，我一定要再给他说一段我最拿手的“靶杆”，把这辈子的能耐都使出来，让他听得过瘾。可这心愿，终究是落空了。

也是凭着对相声的这份酷爱，我卯足了劲参加了第一届相声大奖赛，还拿了奖。站在领奖台上，我心里头透亮，这辈子能和相声绑在一起，没白活。

年岁不饶人，身体渐渐跟不上了，我也就基本不登台演出了。但我从没离开过这个舞台，从没离开过这群说相声的伙计。燕赵之地的相声团队，不管哪家，只要临时缺人，一个电话打过来，甭管是演员路上出了岔子，还是家里有急事来不了，我立马抄起大褂就往剧场赶。帮着救场，分文不取。我爱这门手艺，不是爱它能换来多少票子，相声于我，早就是刻在骨子里的念想，是一辈子的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