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一个从湘西山水走出的“乡下人”，张兆和，一个出身合肥名门的“女神”，两个不在一个频道的人，阴差阳错走在了一起，却也注定似乎永远走不进对方的心。

1929年，上海吴淞中国公学的校园里，一场“师生恋”悄然萌发。

说是师生恋，一开始不如说是单相思更为贴切。

彼时的沈从文，27岁，尽管已凭《边城》等作品在文坛崭露头角，内心却依旧是那个从湘西边城走出的、满怀自卑与不安的“乡下人”。

他木讷，讲课紧张时会半晌说不出话，引得学生发笑。

而讲台下坐着的18岁学生张兆和，则完全是另一番气象。

她出身合肥名门张武龄家族，是名副其实的“张氏四姐妹”中的三小姐，才貌双全，气质卓然，是公认的校花。

可以想象，一个是木讷内向的乡下青年，一个是见过大世面的大家闺秀，两个人压根不可能有交集。

但是感情这种事，就是这么玄妙。

当沈从文的目光第一次落在这位“黑凤”身上时，爱情便如疾风骤雨般席卷了他。

第一眼就喜欢上了，算是单方面的“一见钟情。”

他不敢当面诉说，选择了最笨拙也最真诚的方式——写信。

于是，一封封滚烫、卑微、带着近乎哀求与崇拜的情书，如雪片般飞向张兆和。

信中，他称自己为“乡下人”，称她为“女神”：“莫生我的气，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

这样炽烈乃至有些“吓人”的文字，对于冷静自持的张兆和而言，非但不能打动芳心，反而成了一种负担与困扰。

她将众多追求者编号，沈从文被冠以“青蛙十三号”或“癞蛤蟆第十三号”的戏称。

可见，沈从文根本不是张兆和的菜，甚至她的言下之意是沈从文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这场单方面的追求甚至惊动了校长胡适。

当张兆和带着一摞沈从文的情书，向胡适“告状”，希望能制止这位老师的“骚扰”时，胡适的回答却让她愕然：“他非常顽固地爱你。”张兆和当即回应：“我很顽固地不爱他。”

这又回到了一个男子追求女子经典的套路：胆大心细脸皮厚。

1932年夏天，他揣着巴金帮他选购的礼物——一大包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鼓起勇气亲赴苏州九如巷张家拜访。

第一次，他吃了闭门羹。但转机往往在坚持之后。

张兆和的二姐张允和，这位热心肠的“媒人”，从中斡旋，终于让这位窘迫的文人进了门。

沈从文的真诚、才华，以及那份对张家所有人的谦逊与尊重，开始悄然融化张兆和。

他们开始通信，内容不再仅仅是狂热的情话，而是多了对文学、人生的交流。

苏州的桥，江南的雨，通过文字的浸润，一点点连接了湘西的山水与合肥的庭院。

“乡下人，喝杯甜酒吧。”这封允婚电报，是张兆和对沈从文多年苦恋最温柔、最富诗意的回应。

1933年9月9日，他们在北平中央公园水榭，没有仪式，没有宴席，只是向亲友发了些糖果，便算结了婚。

这大概是民国时代最早的“裸婚”吧。

张兆和唯一的嫁妆，是父亲送的一本帖。

沈从文那些以“翠翠”、“三三”为原型的文字所构建的浪漫幻梦，在现实中落地为清贫而充满烟火气的日常。

新婚燕尔，沈从文沉浸在巨大的幸福中。他会在信中继续亲昵地唤她“三三”，描绘着未来“一间小小的房，干净、暖和，安适”的梦想。

然而，生活除了诗和远方，还有柴米油盐。

沈从文是极致的浪漫主义者，感性，热爱收藏古董文物，稿费常用来资助朋友，对金钱毫无概念。

张兆和则理性、务实，是出色的主妇，精打细算地操持着这个家，对丈夫“不切实际”的爱好和挥霍时常感到忧心与不满。

书信中开始出现“你省钱”、“我不快乐”这样的字句。

换句话说，沈从文的诗和远方在张兆和的柴米油盐那里玩不转了。

理想，遭遇了现实的尴尬。

更大的危机在抗战爆发后降临。

生活的困顿达到了极点。

为躲避战火，张兆和带着两个孩子留在北平，沈从文先辗转南下，后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

分离、通货膨胀、疾病，让这个家庭举步维艰。

更深的裂痕来自于情感。

大约在1937年前后，沈从文与一位爱慕他才华的文学青年高青子，发生了一段持续数年的情感纠葛。

说是情感纠葛，其实就是婚外情。

这场风波，几乎击垮了本就因分离和生活压力而脆弱的婚姻。张兆和的痛苦与愤怒，隔着千里时空，沉沉地压在沈从文心头。

尽管心碎，尽管不解，张兆和却没有选择决裂。

或许是为了孩子，或许是多年情分难以割舍，她以一种惊人的韧性维持着家庭的完整。

而沈从文，在深深的愧疚与自省中，也试图挽回。

1939年，他将张兆和与孩子们接到昆明团聚，尽管住在乡下简陋的屋子里，生活清苦，但一家人总算在一起。

1945年，在结婚纪念日，沈从文写下小说《主妇》，坦诚地回顾自己的“过失”，并真挚感念妻子多年来朴素而坚韧的付出，称她是自己“生命的锚”。

但是，以张兆和的性格和骄傲，对于沈从文的“不忠”，她不可能真的视若无睹，无动于衷，心有千千结。

只是埋在心里罢了。

1949年，敏感的沈从文预感到自己那些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作品与新时代格格不入，陷入极度的精神恐惧与抑郁。

他在绝望中两度自杀，试图用刮胡刀片割开颈部血管。是张兆和及时发现并救回了他。

此后，沈从文被迫中断文学创作，转入历史博物馆，与冰冷的文物为伴，在故纸堆中寻觅一丝精神的栖居。

他的世界，与投身新时代革命工作的张兆和，渐行渐远。

张兆和不能完全理解丈夫为何如此“顽固”地不肯“进步”，为何沉浸在“无用的”古代服饰研究里。

不理解，但不放弃。这是张兆和给予沈从文最深沉的情义。

因为工作单位与宿舍相距甚远，加上复杂的环境，他们曾一度分居。

然而，长达7年的时间里，只要条件允许，张兆和都会为沈从文送饭。一碗热汤，几样小菜，风雨无阻。

这不再是浪漫的情书，而是最质朴、最坚实的守护。

晚年的沈从文，有时会在亲友来访时，像个孩子一样，颤巍巍地掏出张兆和写给他的第一封信，看着看着，便又哭又笑。

那封信，连同“乡下人喝杯甜酒吧”的电文，是他一生情感的基石与归宿。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走完了86年的人生。

临终前，他紧紧握着张兆和的手，用尽最后的力气说出遗言：“三姐，我对不起你。”

这几个字，饱含了他一生的爱恋、愧疚与感激。

直到此时，直到开始系统整理沈从文浩如烟海的书信、文稿、遗作，张兆和才真正走进了丈夫内心的最深处。

她读他早年的情书，读他抗战时的苦闷，读他建国后的恐惧与坚持，读那些她曾经不甚理解甚至埋怨的“顽固”。

1995年，在她亲自编选的《从文家书》后记中，已经90岁的张兆和写下了那段著名而令人心碎的文字：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悔之晚矣”。一声叹息，为他们的故事画上了一个苍凉的句号。

很多时候，作为恋人，我们都以为对方理所当然应该能理解我们的心中所想，所思。

但往往事与愿违。

从来没有人，真的可以感同身受。

别人都只是人生旅途的过客或者一段旅途的陪伴，终点处，只有一人而已，就是你自己。

哪有什么白头偕老，总有一个人要先走。

人生若只如初见，美好的过往源于距离，走近了反而一把伤心泪。

一如沈从文，张兆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