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事先张扬的旅行计划

黄柳霜面对的情况是大家在职场上都不希望碰到的。欧洲之行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行业声誉处于危险之中，她所获得的赞誉和地位似乎建立在沙滩上，米高梅一推就会倒下。

她有几个选择，可以忍下公开羞辱，若无其事，继续拍戏，表演专业精神。可以像之前一样躲到欧洲去，巡回演出。这些选择都有问题，以她的Flapper性格，不能示弱，一定要还以颜色。另一方面，她已经不是当年的小女孩，她的行动选择具有宣示性。

《大地》是第一部正面描写中国农民的电影，好莱坞有很多人支持它。剧情涉及众多人物，好莱坞所有能演戏的亚裔都上场了，包括黄柳霜的妹妹。吃大户、扮火车这些群众场面动员了2000名群众演员。黄柳霜如果和米高梅发脾气的话，等于站在全体既得利益者的对立面。所以她的反击只能以米高梅作为对象，不能得罪其他人。既然是反击，还必须有一定的力量。

1935年12月，她在信中跟朋友说，《大地》角色可能已经没希望了，她打算到中国去。她对媒体给出两个理由，首先是探亲。黄柳霜母亲去世后，黄三盛决定叶落归根，返回广东台山，黄柳霜要到中国看望父亲。另一个理由是学习中国文化，这是讽刺米高梅在美国闭门造车，用白人演员表演想象的中国。而她作为华裔，仍然觉得知识不够，愿意回到母国求教。

简单地说，黄柳霜的选择是与米高梅逆向而行。当时也有一些记者同情黄柳霜，她通过媒体将回国的决定发布出去，举办盛大的告别宴会。低调不是好办法。她总是想方设法制造新闻，制造有利于自己形象的新闻。

回中国没有问题，如何回国却是一个问题。探亲、访友、观光、学习，这些当然不在话下。可是，能不能顺便接点业务呢？听上去不大容易。既然是回国学习，就要低调一些，巡演赚钱肯定是不合适的。拍片也不大现实，并且风险太高。

不能赚中国人的钱，那么就只好从美国拉赞助，反正不能白跑一趟。此时的黄柳霜在演艺市场上已经闯荡多年，有丰富的经验。她设计了一套以IP为卖点的赞助方案，找到美国新闻巨头赫斯特公司，要求对方派出摄影师拍摄她访问中国的影片。这个方案有合理性，她是美国演员，知道美国观众想看什么。她又是华人，知道一些美国记者不知道的地方和人物。赫斯特拍的新闻纪录片可以在美国播放。拍摄素材则归她本人所有，用于制作一部关于中国之行的作品。

这一设想并非空穴来风，她有一位摄影师朋友黄海升，他们就此做过讨论。黄海升就是王小亭，他最出名的作品是一年后淞沪抗战期间拍摄的新闻照片——上海南车站一片废墟中哭泣的中国娃娃。黄海升一生拍摄过许多著名的作品，与黄柳霜的合作对他而言从专业来讲并不重要。但他所拍摄的素材，以及拍摄纪录片这一事件对于黄柳霜却有完全不一样的意义。过去，她是摄影机拍摄对象，是被动的创作者。上海之行，她希望自己也能参与拍摄，成为主导性的创造者。后来她将根据这段经历拍摄的纪录片称为my china film，是她一生中最自豪的影像成就。

黄柳霜的目标是将回国的过程变成一个持续的报道事件。选择与赫斯特合作，当然是希望通过赫斯特旗下的报纸保持美国观众对她的动态了解，不要失去联系。除了新闻纪录片，黄柳霜还为《纽约先驱论坛报》撰写通讯文章。

黄柳霜学历不高，但文字能力不错，注重读者需求，有幽默感。她在英国时向读者介绍中国人的生活故事，中国人如何化妆保养。文章发表在Raxell Magezine，这是一份免费杂志，在药房销售。她懂得如何吸引读者，给他们提供想要看到的新鲜东西。在英国，她说好不容易争取到和剧作家华莱士一起吃饭。一个小时的用餐时间，华莱士想出三个情节，两个用在书里，一个用在舞台上。

在法国，她会写好莱坞女孩们如何在餐馆打工等待演出机会。谈到去美国旅游访问好莱坞时，她说不要指望在夜店遇到明星。明星的生活不只是拍戏，他们可能会开旅馆、加油站、餐厅、花店或经营农场，在下一部戏之前让自己有事做，如果没有演出也是一份收入。给德国杂志写信时，她谈到自己如何从默片过渡到有声片，在电影上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当时是如何紧张。这些奇异的内容受到读者的喜爱，她也给中国杂志写过稿。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黄柳霜在《比弗利山通讯》上发表题为“中国东北”的文章（上图），声援中国抗战， “我们正见证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复兴”。这是好莱坞第一篇为中国抗战发声的文章。

写作需要练习，需要鼓励，也需要有人指导。黄柳霜小时候在家里洗衣店帮忙时，经常给一位名叫Rob Wagner的顾客送衣服。Wagner是作家，后来创办《比弗利山通讯》。他从黄柳霜很小的时候就鼓励她写作，是一位长期的朋友。

黄柳霜回国的消息传开后，引发了人们的好奇。记者问她，你真的拒绝了米高梅有史以来投资最大的一部电影？黄柳霜给了明确的回答，是的，她拒绝了，因为她不愿意扮演坏人，凭什么让白人演员扮演好人，而她却只能演坏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黄柳霜掉换了概念，米高梅并没有打算让她出演莲花。不过，米高梅也没有出来澄清。好莱坞所有的亚裔演员都参与了拍摄，只有黄柳霜一个人退出。也许可以说她是因为个人利益受损而表达抗议，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好莱坞对亚裔演员的不公大家都知道，黄柳霜在众人沉默时发出当时少有的批判声音，成就了她今天的历史地位。

她当然没有膨胀到认为好莱坞离开她不行，因为新演员的威胁早已经有了，不只一次。1933年，日本演员森新年（上图）和她竞争《袁将军的苦茶》获胜。森新年比黄柳霜小7岁，是西部电影广告商联盟评选出来的未来之星。森新年后来没能继续发展良好势头，慢慢退出市场。

曾经有媒体说，好莱坞已经厌倦了黄柳霜的任性。大约在黄柳霜回国前后，好莱坞又在赞扬另一位未来之星施蕴珍（驻美大使施肇基的女儿），认为她可以替代黄柳霜。由此来看，离开好莱坞的风险还是挺大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她的行动选择也就显得更有勇气。好在黄柳霜是洗衣店出身，不怕流氓，自带黑社会气质，打倒她并不容易。面对不公正，不选择忍耐和回避，用积极的行动来表达自我，用美国人的方式挑衅好莱坞。也许是今天美国社会欣赏她的地方。

第二个间隔年：回国访问

1936年1月26日，黄柳霜启程前往中国。上船之后就要准备写通讯稿，第一篇稿子肯定不能骂米高梅，也不能自我吹嘘。她想到的题材是采访同行者，不用花钱，可以获得新鲜的素材。到三等舱采访乘客，总能找到足够多的人攀谈。每个华人的故事都不一样，回家的心情却是差不多的，话题自然引回到她的家庭和她为什么要前往中国。

回国的行程她咨询了在中国的朋友。一位主要的接待者是黄蕙兰，顾维钧夫人。他们大概是在欧洲认识的，黄蕙兰家里很有钱，是一位著名的Flapper，上海时尚的领导者。黄柳霜原计划先去老家台山探望父亲，然后到上海。黄蕙兰劝她先到上海，只有上海才能给她足够的曝光和影响，黄柳霜听从了朋友的劝告。当时顾维钧准备到法国担任驻法大使，黄蕙兰可以利用行前这段时间为她引见上海名流。

1936年2月9日，黄柳霜到达上海。大批记者到码头迎接，黄柳霜做了精心准备，但采访中仍然出现了一些问题。她在记者中看到德国的旧相识，自然要表示一下热情。她能用德语、法语回答记者的问题，却听不懂中国记者的提问。在采访者看来，这是对本国记者不够尊重的表现。很快报纸上出现了一些不大友好的评论，说她看起来不年轻，脸上有皱纹，穿黑大衣，戴黑帽子，不喜庆。

当天晚上的欢迎宴会，座位安排是右手顾维钧，左手宋子文，黄柳霜给朋友写信说宋子文是中国的JP摩根。[i]看来，黄蕙兰对黄柳霜还是很用心的。当时宋子文已经离开政府，所以才能请到。相当于抓住了一个空档，如果到了年底，西安事变之后，宋子文就会再次回到权力中心。遗憾的是，两位男士都不跳舞，黄柳霜当然不敢抱怨。但她说自己一直在跳舞，没有多少机会坐下来。

她没有想到上海如此繁荣，美国城市相比之下显得比较落伍。上海唤起了她在柏林的记忆，作为Flapper，黄柳霜非常享受这里的生活方式。天天参加狂欢聚会，每天早上5点钟才结束。记者批评服装的话她听进去了，到了上海就去老介福绸缎局找黄蕙兰的裁缝订制旗袍，换成更加中国化的装扮。当时天冷，裁缝建议她在旗袍上加一小块裘皮作为装点。她是裘皮模特出身，立刻就接受了建议。结果穿出去效果很好，在上海引发了潮流。

这种Flapper作风，看在国民政府眼中，恐怕不大高兴。1934年，国民政府发起新生活运动，要求民众为了国家建设减少消费，戒除奢靡。影星胡蝶使用国产土布做旗袍，宋美龄拍摄了自己动手缝衣服的照片，摘下了珠宝。黄柳霜不了解国情，她的做派显得刺眼。

黄柳霜在上海的生活也许很开心，但也不是没有阴影。有研究者发现，一般媒体对女明星的报道往往围绕花边新闻。黄柳霜却不同，对她的报道总是与国族情绪有关。到上海第二天，《申报》登出采访，“著名影星黄柳霜，昨初次入国门”。里面有一些关键词，“我国著名影星”“从影15年”“英语流利”“辱华影片”。《申报》的报道还是比较准确的，比如从影时间，现场民众的欢迎。在批评她的同时，也提到她时常拒演辱华影片。

邹韬奋先生写了一篇短评，认为她的错误是严重的，希望她今后能够做一些有益于中国的事情。邹先生的文章中也提到欢迎人员的规格很低，看来这是媒体的共识，他们认为这证明了中国舆论对黄柳霜的看法。到场迎接的只有广东同乡《良友画报》创始人伍联德、顾维钧的外籍秘书和黄柳霜的亲友，完全是私人的交情。相反，船到檀香山的时候，国民政府总领事上船来迎接她。

后来和她见面的名人没有一个来迎接。人们经常提到梅兰芳接待黄柳霜，然而她是在一个表演会上首次见到梅兰芳的。上海市长吴铁城利用集体婚礼的活动机会宴请她，吴铁城是广东人，也是留美学生，由他出面是合适的。作为上海市长，接待国际名人本来是他的工作。吴铁城的招待只代表上海市政府，不代表中央政府的态度。

作为对舆论的回应，黄柳霜在2月号《良友》上发表了“我的自述”一文。这篇文章的内容大概是和伍联德商量过的。在文章中，她介绍了自己的从影之路，主要作品和成就。作为华人演员，她如何在表演时努力纠正剧情对华人角色的偏见。为了证明文章不是事先写好的，还提到她对上海影迷的印象，赞扬他们了解西方，能够调和中西文明。

对于自己的错误，黄柳霜解释说这些是无意间犯下的。在入行之初，接受角色时根本不知道电影的剧情。这个辩解不那么有力，即使给她看剧本，难道会有什么不同吗？她接着说，现在她对于电影中角色已经非常审慎。她举出的例子，就是拒绝出演米高梅《大地》中的反面角色。

在美国，她的出走是对好莱坞的抗议。上海媒体并不关注她和好莱坞之间的纠葛，他们感兴趣的是她能否认错，认错到什么程度。同样的行为，在不同的文化中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iii]这也可以解释今天美国社会和中国社会对黄柳霜的不同态度。

《良友》是友好的杂志，所以她愿意在上面发表道歉。但她的道歉到此为止。之后，无论媒体如何引导，她永远是重复这几条，拒绝深挖灵魂深处的丑恶。在这个意义上，她掌握了道歉的重要原则。承认事实，表明态度，不再让步。从舆论来看，也许希望黄柳霜因为背叛民族羞愧致死。这一招数对阮玲玉有用，黄柳霜是美国Flapper，个人的感受永远是第一位的。媒体可以让她难堪，却很难能做到让她怀疑自己和否定自己。当然她还不知道，来自本民族的伤害是永无止境的。

值得关注的是国民政府态度。据有的学者说，国民政府对她来访还是高兴的。就像古代王朝讲究怀远以德，黄柳霜在这个时候回国显示了她对中国文化和国家的认同，有助于政府合法性。到这一步，政府方面的理解和黄柳霜的想法大致差不多。但接下来双方的差距就比较大了。

政府方面希望她沉痛地认错，为过去长期参与辱华电影表演做个清算，然后重新做人，甚至表示愿意为她提供中国文化学习的导师。黄柳霜并没有进一步认真反省的想法，中国之行后，她的确不再出演有损中国人形象的电影。这是个人选择，与政府无关。她愿意通过友好的媒体向观众道歉，但无意帮助政府提升治理的合法性。

她当然知道政府代表反对她出演阿兰，不过没有看到她公开抱怨。回国也有一定的挑衅性，看政府如何处理。从上海之行的安排来看，她似乎没有特别重视与政府建立良好关系的计划。传记作家黄运特说，黄柳霜知道，政府提供的教师等于变相的监视，她谢绝了政府的好意。

香港受辱和南京茶话会

顾维钧夫妇很快离开上海到法国赴任，黄柳霜则准备回广东台山老家探访。2月21日，黄柳霜到达香港。可能是在上海期间过于劳累，黄柳霜患上了流感。下船后她对前来欢迎的媒体、影迷和台山同乡会态度冷淡，结果引发群体性的情绪反转，有人喊出“打倒黄柳霜”的口号。

第二天，黄柳霜在酒店接待记者，希望化解矛盾。她的努力并不成功，住在台山长安村的黄三盛很快接到了台山同乡会的电报，警告他不要让黄柳霜到长安村。否则，黄氏一家都会被赶走。在香港，黄柳霜拜会了何东爵士（最后的上海王：沙逊与嘉道理家族的故事

），与港督进行了社交性见面。本地民众不欢迎她，老家回不去，她只好暂住在姐姐Lulu的住所。黄柳霜也算是旅行达人，到过不少国家，没想到在家门口却遭遇羞辱。如果说上海媒体的指责她听不懂，同乡的谩骂却是听得很清楚的。

黄家在台山做同乡会的工作，黄柳霜在香港等了好几天也没有结果。相持下去可能不是好办法，到那里去比较好？回上海不适合，回美国更不可行。好在她的行程计划中曾经考虑过到南洋访问。3月2日，黄柳霜乘船前往菲律宾，对外声称是为了治疗感冒，到暖和一些的地方去。

菲律宾之行是临时安排的，在买票时黄柳霜使用了假名。1935年，菲律宾成为自由邦，准备迈向独立国家。11月，第一任总统奎松举行就职典礼。黄柳霜到菲律宾时，整个国家还处于建国筹备的兴奋中。菲律宾受美国文化影响，对美国明星有认同感。当地名流对她非常友好，奎松在总统府宴请黄柳霜，给予礼遇。

菲律宾之行让黄柳霜走出失败的处境，她在本地的接待规格都会报告给国内。很快，黄家做通了台山同乡会的工作。3月9日，黄柳霜回到香港，经过广州前往台山长安村探亲，黄海升拍摄了父女相见的场面，这段影片是由黄柳霜导演的。在故乡小住后，黄柳霜返回上海。

4月30日，黃柳霜访问明星电影公司，胡蝶和明星公司八位创始人出面接待。1935年，黄柳霜在伦敦见到梅兰芳和胡蝶，曾经协助他们在伦敦的活动。这样，黄柳霜访华活动逐渐靠近电影专业，她在等待国民政府的正式表态。

5月11日。国民政府在南京新街口国货银行大楼举行茶话会欢迎黄柳霜，由外交部情报司司长李迪俊主持。他是一位留美的外交官，参加茶话会的还有电影和戏剧方面的官员。黄柳霜很快发现，这并不是欢迎会，而是批判会。事后她回忆说，他们足足批了我四个小时。

在她之前，陈查理电影系列主角Warner Orland刚刚来过上海。在美国电影中，陈查理的形象算是比较正面的。但Orland也扮演了不少中国坏人，光是和黄柳霜共同出演的就有《龙女》傅满洲和《上海快车》里面的叛军首领。可是政府并没有组织人员批判他，这种不公平的对待也让黄柳霜不服气。大概在政府看来，Orland是瑞典人，不需要承担责任。

在茶话会上，黄柳霜不得不再次为自己辩解。说辞和之前差不多，作为刚刚入行的专业人员，没有选择角色的条件。她来到中国就是为了学习本民族文化，未来可以用于提高自己的表演。好在之后举行的宴会气氛很不错。黄柳霜可能认为，她已经和国民政府进行了友好的沟通并得到谅解，政府方面的想法如何则不得而知。

30年代，好莱坞名人来中国的有不少。范朋克1931年访华，卓别林和斯登堡1936年访华，他们都不大愿意和政府接触。斯登堡到上海，记者曾经质问他对拍摄辱华电影《上海快车》是否有反思。斯登堡回答说，他来之前曾经担心电影对中国的描写失实，结果来了之后却发现完全证实。记者痛斥他表现出普鲁士式的傲慢和自大，鲁迅却赞扬他讲了实话。

南京茶话会之后，黄柳霜乘坐上海快车前往北平。先是住六国饭店，然后搬到东总布胡同，史迪威曾经住在这里。她在北京的活动主要是学习京剧表演，考察是否有机会组织剧团到美国巡演。在中国期间，她还花了不少时间到乡村拜访农户，有照片为证。既然批评米高梅艺术家们没有接触过中国人民的实际生活，她自己就要利用访华的机会做给对方看，也为未来的表演积累经验。

黄柳霜在北京停留4个月时间，她拍摄了这一时期的北京。1936年，北京已经开始被日本渗透。她并不知道，这是最后的老北京时光，未来会记录在张北海的《侠隐》中，姜文在电影《邪不压正》里要花上亿元来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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