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主演的第一部电视剧集

明星都会有走下坡路的一天，虽然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很少有人能够做好准备，黄柳霜也是一样。无论企业还是个人职场，环境恶化的速度通常比想象的更快。1939年开局似乎还不错，《唐人街之王》拿到高片酬，和奥森·威尔斯合演广播剧，澳大利亚巡演也还可以。然后，市场突然安静下来了，再也没有片约了。只有一些创业公司找上门来，但他们的热情超出能力。

1947年，黄柳霜获得化妆品代言合同，产品是法国Lentherie公司上海香水。这款香水1936年上市，战后需要恢复品牌，专门请黄柳霜代言。品牌重启活动从中秋节开始直到11月，期间要参与30个城市的巡回演讲。

1949年，她总算找到了一个角色，在黑色电影《冲撞》（Impact）中饰演男主角的女仆。戏份非常少，但在剧情中承担着比较重要的作用，这成为她后来参与电影的一种模式。从1939年到1949年，她只参演了三部电影，其中1942年的两部是政治宣传片，而前一个十年她的电影数量是18部。

刚开始的时候，她可以将片约减少归因为战争。然而战争结束了，情况并没有好转。想要继续演电影，看来只是一种愿望。好在电视开始崛起，需要大量的内容。当红的电影明星不大愿意演电视，黄柳霜反正没有什么可以损失的，当然可以尝试。

作为演艺界的老法师，黄柳霜没有贸然去接电视剧角色。相反，她打算在电视上推出自己的作品。1938年，华纳兄弟公司曾经同意为她量身定制五部东方侦探电影。后来只制作了一部。剧情概念是现成的，经过论证的。她来领衔，可以请编剧继续创造，扩展为一个系列电视片。

与派拉蒙有合作的杜蒙Dumont电视网接受了这部剧集。这家电视网富于创新精神，情景喜剧就是在这里诞生的。他们认为黄柳霜的个人IP在电视上第一次使用，应该是有号召力的。

1951年8月，探案题材电视剧集《柳霜女士的画廊》在杜蒙电视网播出，每集半小时，每周一集，一共10集。原定1952年还有另一个系列，但后来没有制作。1951年，她已经46岁，仍然在创造行业第一，第一个在美国电视系列片中担纲女主角的亚裔明星。

《柳霜女士的画廊》没有续约，对黄柳霜的打击很大。从电影转型电视并不容易，无论是表演方式到观众接受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黄柳霜年轻时比较能够承受挫折，现在年龄大了，反而会自我怀疑。她的酗酒问题变得严重起来，这是30年代就开始逐渐形成的缺陷。

房客Conrad Doerr在那段时期经常和黄柳霜一起喝酒。他回忆说，黄柳霜会在酒后抱怨好莱坞对她的限制，对没能参演电影《大地》尤其愤怒。Doerr没有听她提到国内对她的批评，可能因为Doerr是美国人，不会理解这些事。Doerr说，在黄柳霜看来，除非能够获得电影中的角色，否则就没有成就感。有些演员可以改做幕后，写剧本，甚至改行当制片人，但她不行。她始终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表演，不管多大岁数。

纽约的朋友知道她的处境，也在想办法帮助她。Bennett Cerf'是兰登书屋创始人，和黄柳霜有往来，经常给她寄书。他建议黄柳霜写回忆录，可见当时不少人认为她在表演职业上已经穷途末路。剩下的就是整理回忆，给后人留下资料。

1953年，黄柳霜的身体出现严重状况，中风、腹内出血。医生认为病因是门脉性肝硬化，她在1948年就已经初次诊断过。她的弟弟则认为经济焦虑、自闭和更年期也是原因。为了筹集治病的资金，黄柳霜不得不请朋友帮助出卖珠宝。在困境中，她开始读戴尔卡耐基《积极思考的力量》。据她说，读了好几遍。

1954年2月，黄柳霜与派拉蒙三位高管见面吃饭，试探新角色。尽管气氛融洽，片约还是没有。1955年8月，她觉得身体已经恢复，决定到欧洲去见见老朋友。从1937年算起她已经有18年没有到过欧洲。黄柳霜非常紧张。在旁观者眼中，这是一趟怀旧之旅，是退休前的准备。但黄柳霜还是像从前一样，随时做好演出准备，她的行李中带着可以上场使用的中式服装。

英国有不少当年的仰慕者，这些人现在大多掌握着一定的资源，可以帮助她结识新的行业精英，还可以推荐她出演一些小角色。她在伦敦停留三周半，日程相当紧张。一边密集拜会有影响力的人物，一边试镜，还在电视剧中露面。她和过去的朋友恢复了见面交流，但没有多少角色可以饰演。因为预算限制，她取消了原定前往巴黎和慕尼黑的计划。英国之行让她付出了健康代价，回到美国立刻住进医院。不过她在英国向专家请教影视行业动态，对自己的职业前景获得了新的认识。在英国期间，她还拜访了作家毛姆，这些交流对她重新规划自己的职业路径有帮助。

转机出现在1956年。NBC电视台准备重新拍摄根据毛姆小说《情书》改编的电视电影。这部小说里面有一个角色，白人庄园主的华人妻子。1939年，《情书》曾经拍成电影。当时导演没有选黄柳霜，因为当时美国电影中异族间不能通婚。这次翻拍，导演还是原来那一位。也许是毛姆为黄柳霜讲了好话，也许是导演认为此时黄柳霜更靠近电影对形象的要求，她获得了这个角色。好莱坞小女孩当年勇敢的欧洲间隔年在她职业生涯最灰暗的时刻再次帮助到她。

黄柳霜在这部电视电影中出场的时间很短，台词只有两句。但这个角色在剧情中却很重要，因为她手上拿着决定女主角名誉的情书，也就是电影名称的由来。黄柳霜的角色承担了创造气氛的责任，表演难度很大。她向导演提出修改表演的建议，得到接受。在电影中，当黄柳霜出场时，仿佛乌云遮盖整个场面。

这是当年一部受瞩目的作品，她的表演受到媒体好评。在给朋友的信中，黄柳霜高兴地说，家里电话不停地响，媒体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报道她的消息了。《情书》的成功标志着黄柳霜完成转型电视的任务，她恢复了表演的信心。1959年，黄柳霜向好莱坞记者Bob Thomas解释说，我必须适应从主角转向特色性配角（Character Role）的过渡。我认为现在已经完成了这样的转变。我开始出演电视剧，并且从扮演特色性配角的工作中获得乐趣。[i]接下来是一连串的电视角色，虽然都是特色性配角。但黄柳霜已经走出之前的困境，在她的认知和市场对她的认知之间达成比较愉快的一致性。

黄柳霜开始回到聚光灯下。她在洛杉矶放映了1936年自己回国访问时拍摄的纪录片，反响非常好，出人意料。有人建议她联系美国ABC电视台，他们有一档专门播放这类作品的节目，称为无畏之旅。50年代后期，美国社会弥漫着一种懊恼情绪。战争期间他们和中国是盟国，不少美国人为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而牺牲。战后，美国人以为可以从远东和平中获得红利，没想到卷入了另一场战争，搭进去更多生命。

谁应当对此负责？除了争吵没有结论。战争结束后，民众对政治性的影片感到厌倦，对战前岁月形成一种怀旧情绪。黄柳霜的影像没有政治性，也不是客观的历史片或风光片，而是纯粹的个人记录，抒发一种远距离观察产生的乡愁。当时正是美国政府最仇视中国的时期，黄柳霜的作品代表美国社会对中国的友好情感，是非常稀少的资源。

ABC电视台接受了黄柳霜的作品。1957年2月18日，黄柳霜在纽约ABC电视台讲解自己拍摄的纪录片。纪录片原来的名字是《我的中国电影》，播出时改为《故乡》，时长30分钟。片中出现了黄柳霜手持摄影机的镜头，应当是黄海升拍摄的。掌握自己的镜头，是一种特别表达的姿态。

影片中只有她一个人是明星，其他人美国观众都不认识。但也正因为是私人记录而不是政府宣传，受到观众的欢迎。在美国电视历史上，这也最早由华人而不是白人向全美观众介绍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生活的电视片。这一年黄柳霜已经52岁，积累了足够的表演经验和人生感悟，都体现在她的没有被打断的回忆中。

影片现在保留在UCLA电影与电视档案研究中心。同期拍摄的赫斯特公司的短片在网上可以看到，只限于上海部分，名为“黄柳霜访问上海”，时长8分钟。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mDJDt2vD7w

1957年，新的商业广告开始找上黄柳霜。她出现在澳大利亚航空公司的广告中，作为地理知识比赛的评委。澳航代言于她而言在身份上是合适的，她是那个年代的世界旅行者。当然，这也是1939年她在澳大利亚巡回演出的回响，澳大利亚人没有忘记她是访问过本国的友好明星。

这一年，百老汇有一部歌剧《电话皇后》十分成功。歌剧描写电话接线员们的生活，其中一首歌叫Drop the Names，电话接线员在工作时要记住大量的人员，这首歌前面部分罗列常见的白人姓名，在结尾时却突然出现Anna May Wong，黄柳霜的名字。虽然是一个带有搞笑性质的设计，却引发了媒体的广泛报道。歌词作者非常有创意，使用了外国人的名字，却让美国人一点也没有陌生感。歌曲的走红让电影和电视行业认识到，黄柳霜的市场价值可能比他们过去想象的更高。

1958年和1959年，她演出了不少电视剧，观众逐渐接受了她的新形象。1960年，黄柳霜和芭芭拉·斯坦威克合作出演电视系列片，她扮演前者的华人管家。这段时间的角色仍然有刻板印象的，比如扮演唐人街黑社会成员。黄柳霜对此只能接受，只是在这些节目播出时她不再通知亲友。

黄柳霜在电视剧市场中的活跃带来了话题，引发电影制片的关注。1960年6月，黄柳霜息影17年后宣布复出，在影片《黑衣肖像》里扮演一个小角色。这次复出是配合新电影的一次造势，需要在多个城市举行路演，黄柳霜和制片人Ross Hunter一起参加了这些活动。

路演结束后， Ross Hunter告诉黄柳霜他已经购买了《花鼓歌》的电影版权，请她饰演梁太太，一个重要角色。《花鼓歌》是百老汇最成功的以华人生活为背景的音乐剧，原作小说作者黎锦扬是贵州黎氏八骏中的老八。《花鼓歌》定于1961年2月中旬开始彩排，2月3日下午，黄柳霜在家中午睡时突发心脏病去世。

1955年9月到1961年2月，是黄柳霜最后一个职业发展期。这个时期的主题是转型和恢复，从电影转型电视，从主角转型配角。她需要恢复自信，恢复职场形象，恢复与市场期望之间的和谐。这个过程花了差不多6年时间，回升显然比坠落难多了。她的声望总算得到修复，新的片约不断出现，角色质量明显上升。在对表演艺术的理解上，黄柳霜达到了一个新境界，对角色的认识变得通达。现在，只要让她演出，不管演什么，一出场往往就是焦点。

形象恢复需要铺垫，抓住哪怕是很小的机会。老演员在做职业规划时同样需要创业精神。比如1955年欧洲之行，不是想去就去，事先要联系，要试探，然后才能下决心成行。还要知道什么时候停止，放弃哪些行程。

值得注意的是她和下一代导演和制片人的合作。作为老演员，能否动员下一代制片人和导演接受她的表演，是决定未来职业前景的关键要素。《花鼓歌》制片人Ross Hunter比黄柳霜小15岁，他可能是看着黄柳霜的电影成长起来的。Hunter对黄柳霜演出价值的的接受和认可，代表黄柳霜的个人IP有机会进入下一个时代，他也是黄柳霜职业生涯中最后一位伯乐。

有一个可以作为对比的例子，1959年邵氏电影公司的李翰祥导演了新片《后门》，一部反映中产阶级道德观念的影片，女主角选用老演员胡蝶，此时胡蝶已经10年没有拍片。和黄柳霜一样，胡蝶也是战后开始走下坡路，解放后她移居香港，退出演艺工作。李翰祥比胡蝶小16岁，年龄差几乎等于Hunter和黄柳霜之间的差距。对于黄柳霜和胡蝶，新一代导演是影迷兼导师，他们了解新的市场需求，知道老演员的价值，擅长挖掘他们的潜能。胡蝶后来凭借电影《后门》获得亚洲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这和李翰祥对她表演能力的激发是分不开的。

在前两次间隔年中，黄柳霜面对的环境没有当前这样复杂。她必须充分动员所有的资源，向上与影视界的高管以及毛姆这样的文学大师联系，向下寻求新锐制片人Hunter的认可，中间层还要和芭芭拉·斯坦威克、Lana Turner这些老朋友相互支持。上世纪60年代初，亚裔电影略有复苏，以《苏丝黄的世界》《花鼓歌》的票房成功为代表。但是短暂的热闹之后，最终还是沉寂下去。黄柳霜正好在这轮复苏的前夜去世，见证了电影中华人形象的一次显著提升。

好莱坞梅兰芳

对黄柳霜的电影表演经历，华人往往怀有复杂的情绪。她面对好莱坞时表现出来的独立精神令人敬佩，但看到她的明星地位来自扮演华人刻板印象总会觉得不舒服。那么，在好莱坞演电影而不接受辱华的角色和表演，是不是有可能？

探讨这个问题同时也是从另一个角度审视黄柳霜的职业规划和职业选择。最好是能够在好莱坞找到一位华人演员，她既能有一定表演成就，而又在演出时主动维护华人形象。当年好莱坞曾经有过这样的演员吗？答案是肯定的，杨秀就是这样的演员。

杨秀出生于1903年，比黄柳霜大两岁，是同一代人。杨秀的生平资料中有一张剧照，是她和克拉克·盖博在1935年的电影《中国海》里演对手戏，他们在1955年的《江湖客》中还有合作。

作为演员，杨秀在许多方面和黄柳霜有相当大反差。黄柳霜高中没有毕业，杨秀是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和南加州大学教育学博士生，是学位最高的演员之一。黄柳霜饰演的角色大多类似于今天的文艺片，警察妓女黑社会，衣着暴露。杨秀的角色以中产阶级女性为主，着装保守。黄柳霜很少演不辱华的电影，杨秀没有演过一部。她的作品中看不到华人女性受虐待，电影里面的角色不会死，有尊严，不会冒犯中国观众和美国华人。杨秀还有一个奇怪的记录，她基本不演出非华人角色，在好莱坞拍了23部电影，只在一部电影中演出过日本人。

杨秀是夏威夷人，家在毛伊岛。她的父亲来自广东，做出租车司机，后来成为当地华侨首领，接待过孙总理。15岁，父母去世后她和姐姐一起生活。1925年，杨秀毕业于夏威夷大学。之后前往纽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1927年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

在哥伦比亚大学，她遇到了著名学者张彭春，与南开背景的一批留学生建立起联系。她还学习了国语。当时美国没有学习国语的条件，不清楚杨秀是如何学习的。杨秀的这一努力是有象征性的。因为在美国，粤语是优势语言，国语在美国并没有市场价值，它的主要用途是和国内来的留学生和官员交流。

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将南开戏剧社的传统移植到美国，有不少人参与戏剧创作和演出，杨秀成为这一群体的成员，开始了舞台剧表演。毕业后，她进入百老汇戏剧演出市场。

1930年，杨秀的演艺事业出现重大转折。梅兰芳访美演出。杨秀担任幕前解说，向观众介绍剧情和表演上的特点。《纽约时报》赞扬她的英文解说，说她比我们美国人用词更加讲究，他们不知道她也是美国人。在跟随梅兰芳前往西海岸演出后，她得到媒体的关注，为日后进入好莱坞创造出条件。

1934年，杨秀出演了第一部电影，根据毛姆小说改编的《面纱》。1935年，上海《电声》杂志发表文章，在批评黄柳霜的同时赞扬了杨秀，将两人作为对立面进行报道。杨秀拍电影的时间比较晚，第一部电影上映时她已经31岁。和黄柳霜相比，她的电影生涯跳过了青春时代，主要出演家庭女性，全部是次要角色，相对而言安全得多。

杨秀显然充分吸取了黄柳霜的教训，建立起一个不同的形象，她是华人精英，是有文化有教养的演员，电影形象也要和她的社会形象保持一致。她在每部电影的演员表中都能够进入前10位，研究者高云翔认为，这反映出她受尊敬、受欢迎和谈判技巧。

她的学历身份代表着完全不同于黄柳霜的演员背景，好莱坞显然也有人喜欢她这种类型的演员。有报道说米高梅《大地》开始选择演员时考虑让杨秀担任女一号，还提到一位美国导演在夏威夷为她试镜，这种可能性应该不大。不过假如说杜庭修在米高梅那里推荐杨秀，却是完全有可能的。他和杨秀的丈夫黄春谷是南开同学，和杨秀同为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在这个意义上，杨秀算是南开系在好莱坞的代表。1935年上海《电声》的文章可能和南开系的推动不无关联。1939年美国华人杂志《华美周刊》说她是属于蒋夫人的小圈子，新女性的代表，这恐怕也得益于南开系的提携。考虑到她的家庭背景和南开没有任何渊源，能够建立这样的联系是很了不起的。

对比黄柳霜和两个人的生活经历，杨秀明显比较顺利。她建立了家庭，和丈夫一起经营的中国工艺品商店（Jade Lantern）也比较成功，去世后还给学校留下基金。黄柳霜没有结婚，她也开过中国工艺店，但不成功。

令人吃惊的是，杨秀在政治上非常成熟，在国民政府时代，她和宋美龄有联系。文革后期，她甚至还到中国参观访问，见过周恩来总理。证明资料来自熊向晖，他是中共情报工作后三杰之一，也是外交官。在他的回忆录中说，1974年5月，周恩来请老同学黄春谷吃饭，通知他陪同。他有点奇怪，因为周恩来的身体当时已经不大好，5月份塞内加尔、塞浦路斯和巴基斯坦总统访华他都没有见。他的政治处境也不大好，批林批孔就是1974年初开始的。那么，为什么周恩来要见黄春谷？

周恩来在会见之前向能向晖做了解释。他说黄春谷是南开中学的同学，他们关系一度很密切。在南开戏剧社曾经同台演戏，周恩来旅日日记中可以看到黄的名字。不过这并不是周恩来决定和他见面的主要理由。周恩来说，黄春谷给他写了一封信，开头写的是“翔宇吾弟”，没有用他的官衔，他觉得很受感动，所以愿意来见见。熊向晖回忆录讲了很多秘闻，其中多数内容现在已经没有人感兴趣。但书里的这一段记录经常被拿来传播，用于说明周恩来的为人，

写信的时候，黄春谷肯定经过反复考虑，杨秀恐怕也有参与。不过熊向晖的书里没有提到杨秀的名字，从他的记录来看，周恩来没有提到杨秀的演员经历。熊向晖虽然在美国留学，好像也不知道杨秀。周恩来对杨秀说，黄春谷是我大哥，我就叫你黄大嫂。一位好莱坞演员，能够成为宋美龄的圈内人，能够让中国总理称大嫂，起码算得上是传奇人物。

从职业规划来看，两个人选择的路径完全不同。杨秀认为自己的使命是利用好莱坞传播正面的华人形象，相对而言，电影表演只是实现目标的一种工具。这样的选择和她的家庭背景有关，她来自曾经支持建国的海外华人家庭，对中华民国和政府有高度认同。学习国语，这种在美国也许没有实际用途的语言就一种表现。国家认同驱使她在职业选择中必须得到政府的认可，得到华人社会精英的认可。

杨秀对好莱坞的态度相对平和，既然这里只是一个传播舞台，采用策略性的方法也就可以了。人在好莱坞拍电影，同时会想到国内观众的看法。杨秀主要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寻找市场，汇聚资源，在欧洲市场没有影响。黄柳霜则相反，电影表演是她的一切。资源贫乏是她的标志，也因此激发整合资源的想象力。她当然也在乎国内观众态度，但作为第一位具备全球眼光的华人演员，她的声望不依赖单一市场，既不依赖中国市场，也不完全依赖好莱坞。她所追求的是个人IP全球市场最优化。

在国家认同的引导下，杨秀和好莱坞形成了一种合作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显得比较和谐。她当然也有很激烈的批评，比如对《大地》的剧本，对《大地》不选用中国演员做主角，这和国民政府与国内文化精英的立场是一致的。但到了拍摄的阶段，她没有拒绝在电影中饰演配角，参加了这部正面表现中国农民形象的经典之作。黄柳霜不仅拒绝演出，还有高调的行动，与全体亚裔演员逆向而行。

历经不同时代，杨秀总是能够得到各方面的好评，总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杨秀曾经两次回国，时间都不长。黄柳霜回国时，她的电影市场价值正处于巅峰期。她敢于花整整一个间隔年，不参加电影演出，放弃美国和欧洲市场的收入，冒着角色被新人顶替的风险。1957年，她在ABC电视台讲解中国纪录片。同样是故国情感，她的讲话听起来特别有底气，因为她在那里待了足够长的时间。为什么她可以这样做？就因为她是任性自我中心的Flapper，她选择的道路一向是风霜雪雨。当然，也正是当年她和好莱坞之间这种火花喷溅的互动，今天为她赢得了更多的尊敬。

杨秀在文革期间成功访问中国，但不是所有人申请都能获得批准。赛珍珠曾经写过同情共产党人的作品，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最早是在赛珍珠主办的《亚洲》杂志上发表的。尼克松访华后，她认为前往中国已经没有障碍，向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提交签证申请。她还提前宣布将到访中国的消息，说要给父母扫墓。

1973年8月17日，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给她回信，“亲爱的柏尔•布克小姐：来信收悉。由于你长期以来在著作中丑化、中伤和诽谤中国人民和他们的领袖，我受权通知你，不能接受你的访华要求。”这时候正是她80岁生日前夕，赛珍珠非常生气，把信拿给很多人看，10个月之后，赛珍珠去世。郝吉思之谜：为什么中文世界不谈黄柳霜

黄柳霜最出名的传记是2004年高露洁大学郝吉思教授出版的《从洗衣工女儿到好莱坞传奇》。郝吉思的专业是非洲史，他在黄柳霜传记的序言中介绍了自己的创作经历。1999年，他在伦敦旅行，在查令十字街二手书店里看到了一张黄柳霜的签名照片，花了大价钱买下来，成为她的隔空影迷。

后来的传记作家黄运特说，这是典型的美国男性情节，郝吉思并不羞于承认。他对黄柳霜几乎不了解，花了几周时间在网上搜索她的资料后，他决定为黄柳霜撰写一部传记。写作之前他曾经很乐观，郝吉思的太太高云翔是中国人，可以帮助他检索中文资料，和其他美国作者相比有优势。

到了真要写作的时候，郝吉思发现，中文优势没有起作用，有关黄柳霜的中文研究资料非常少。中国大陆这边，抗战之后没有她的报道，中国台湾那边同样没有。他不死心，觉得美国华人社会应当有一些报道，华人作家或历史学家可能会有相关作品，结果还是空白。郝吉思也许听说过赛珍珠不受两岸欢迎的故事。在1973年年签证受拒前很久，1938年，国民政府打电报给驻瑞典使馆，命令不准派员出席她的诺贝尔奖获奖典礼。但美国华人对赛珍珠还是肯定的，黄柳霜是如何做到同时得罪所有三方？

郝吉思找人问原因，大家都说她是不值得写的人物，代表华人社会急于忘掉的一段历史。在美国，没有针对黄柳霜的政府强制力量，所以忽视黄柳霜只能来自华人社会的共识。郝吉思由此认识到，政府、学术和社会都在发挥力量，以不同形式呈现的权力，来压制像黄柳霜这样有独特创造力的人物。

美国学界现在也知道黄柳霜不受中国观众喜爱。纽约历史学会在一篇关于她生平的教学稿件后面给出了五道题目，其中一道题目是“为什么中国观众不喜欢她，她应当如何为自己辩解”。在延伸讨论部分，文章提到黑人演员在电影中的表现也受到偏见影响，让学生将黄柳霜的经历与被迫扮演丑化黑人的演员进行对比。[ii]

类似的情况在其他亚裔演员中同样存在，日本著名演员早川雪洲曾经因为扮演反面日本人形象而受到日本国内媒体的抨击，让他感到非常痛苦。由于中国文化的特点，黄柳霜面临本族人的压力显然会更大一些。今天创作者在设计黄柳霜形象时也会考虑过去对她的批评， Google发布的纪念涂鸦里面，黄柳霜是穿着严实的。

从排布来看，权力对待黄柳霜的态度正好可以解释哪些人会喜欢她。黄柳霜的影响力走出了传统的电影行业，艺术家和社会边缘群体把她看成自己人。1973年，亚洲时尚设计师协会将年度大奖以黄柳霜的名字命名。今天，时尚品牌经常用她的概念定义新产品。上图为波普艺术家Ray Johnson作品“黄柳霜：1904~1961” .

同性恋社区很早就将黄柳霜视为自己的一员，她在电影界的边缘地位和孤独的坚持对这一群体有特别的感染力。面对压制，她总要找机会反击。这样不服从的姿态让中心感到不安，而让边缘人群感到振奋。她扮演的形象是反社会规范的，她的行为代表社会边缘人士对社会规范最有力量的回应。

因为无法加入任何一个权力群体，无论是政府、反政府、文化精英还是美国华人社会，她反而做到了不被任何人所定义。和所有权力象征做出切割，没有任何交换，干干净净。而当她这样做的时候，并不是为了意识形态，完全是为了自己，一个在美国社会的孤胆英雄。

另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是好莱坞和黄柳霜之间的关系。好莱坞限制黄柳霜，不给她发挥才能的机会。另一方面，好莱坞也提供了市场条件，让黄柳霜得以发挥创业者的精神力量。她利用了好莱坞对东方的想象，将肤色的弱点转化为竞争优势。创业者通过组合资源建立价值，黄柳霜也是一样。她创造出一个迎合西方幻想的东方形象，但又不是真的东方艺术。因为真的东方艺术未必受欢迎，比如梅兰芳演出的市场反馈并不好。

和后来的亚裔演员不同，黄柳霜是第一代好莱坞演员，好莱坞的原住民。她出生时还没有好莱坞，她是和好莱坞一起长大，中间有过不满和离开，但最后她还是留在了好莱坞。她的电影荣誉在好莱坞，她的事迹则是好莱坞电影产业成功的标志。

好莱坞对待的她的态度当然有种族歧视，有资本家的丑恶，但也有一种特殊性。在好莱坞电影界的眼中，她永远是那个中国女孩CCC。就像对待邻居的态度，表面上友好，背地里有一些批评，但不至于有特别的恶意。演员戏份涨落并不是只有黄柳霜，范朋克后来也没有电影可演，玛琳·黛德丽也从主角变成边缘角色。

黄柳霜遭遇的不公平，好莱坞只能承担一部分，一个旁证是熊式一戏剧在美国的演出。黄柳霜在伦敦亲眼看到熊式一编剧《王宝川》取得的成功。她曾经很积极地联系美国剧场，介绍熊式一的这部剧作，希望未来能够在这部剧中扮演主角。

1936年，《王宝川》在百老汇上演。熊式一选择演员时花费很大力气，甚至打电报到上海请当时的名媛唐瑛来主演。唐瑛在上海卡尔登大剧院曾经演出过英文版，受到好评。得知唐瑛无法前来后，熊式一最终选定两位白人演员。另一个重要的角色是报告人，在开场前向观众介绍剧情。这个角色给了驻美国大使施肇基的女儿施蕴珍，也就是施妹妹。黄柳霜没有得到她期望的演出机会，这件事情好莱坞并未参与。

熊式一大概是有意躲开黄柳霜，怕因此受到国内的批评。但他后来还是被国内媒体攻击，比如说演出时外国演员着装古怪，不符合中国传统戏剧要求。洪深写过一篇《辱国的王宝川》，连张恨水也批评过他。其实熊式一当初也曾以辱华为由头骂过别人，女作家凌叔华写了一本英文回忆录《古韵》，得到弗吉尼亚·吴尔夫的好评。熊式一说《古韵》第一篇就说自己的母亲是六姨太，这是自曝中国人丑陋的一面。由此来看，当时的创作者，从作家到演员，都会受到严格的审视。今天，美国社会强调黄柳霜受到好莱坞的限制，往往忽视了中国政府和精英对她的压制。这些压制不是好莱坞的责任，却放大了好莱坞的权力效应。

澎湃新闻采访传记作者黄运特时提出，有人认为黄柳霜反抗好莱坞可能是一种神话。也许她只是做做姿态，毕竟还是参演了那么多的电影。从行为选择来看，黄柳霜的反抗还是相当显眼的。华裔演员一边批评米高梅一边参与《大地》拍摄，只有黄柳霜高调退出。更显眼的是，她在退出后将时间投资于自己，投资于学习中国文化。

对于好莱坞有损个人IP的角色安排，也只有黄柳霜成功地利用欧洲市场实现突围。几十年后，当美国观众完全忘记黄柳霜之后，她的作品在欧洲仍然时有放映，这样的成就完全来自她个人的努力。黄柳霜的后辈明星关南施，以《苏丝黄的世界》《花鼓歌》在美国取得成功后，同样面临着电影公司角色限制。她的选择也是相似的，离开好莱坞，到欧洲和香港去拍电影。

1960年，好莱坞星光大道建成。黄柳霜成为第一批拥有星星的亚裔演员。在总共1500名上星的名人中，她是唯一一位华人演员。第二位上星的华人演员是李小龙，要等到1992年。好莱坞授予的这项荣誉在她生前就能看到，对于创业者黄柳霜，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黄柳霜的一生极为丰富，很难简单总结。由于素材很多，出现了一些过去难以想象的研究题目。加州大学王亦蛮教授曾经做过一个研究报告，讨论黄柳霜如何在电影中表演死亡。过去有人羞辱她，说她的墓碑上应当写上一句话，她死过1000次。王教授的看法不同，论电影上表演死亡的经验，黄柳霜无人能及。黄柳霜的传记电影已经在制作，由黄哲伦编剧，陈静Gemma Chan饰演黄柳霜，估计2025年上市。

麦肯锡的研究发现，相对于白人和黑人消费者，亚裔消费者在电视电影上的消费支出明显较低，2022年，这三个群体的消费数据分别是824美元、679美元和526美元。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影视作品中亚裔角色少，并且常常有刻板印象。美国电影中以亚裔为主角的数量只占3%，而亚裔的人口比例是6%。[iv]

近年来，Netflix制作了一批面向全球市场的亚裔电影，播放成绩很不错。当包括母国消费者在内的亚裔观众可以自主选择时，那些更准确反映亚裔文化的电影就会受到欢迎。流媒体时代已经给亚裔演员带来更多的机会，母国优秀演员也有更多机会得到海外亚裔消费者的认可，形成可持续的产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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