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美国歌手霉霉，149场全球巡演结束，没有长篇感言，拿出 1.9 7亿美元，分给她的整个团队：搬箱扛灯的、驾车运货的、描眉画鬓的，都有份。四海之内的牛马们，纷纷嚷好。

11月，在南极的冰天雪地里，坐着三十万一趟的豪华船，看罢雪山落日的俞老板，忽然心血来潮，写了一封信，给手下诸位员工。信中尽是“奋斗”“人生”“不易”之类的话，据说字字恳切，句句动情。信传到众人耳中，却招来一片嗤笑。

同是功成名就的老板，同是手下万千做事的人，何以一个被捧到天上，一个却被踩在脚下？我想大致如此吧：一个不过是自我陶醉的表演，另一个却知道体恤底下人；一个早离了地面，飘在云端，另一个还肯低头看看泥土里喘气的人。

但这般说法，终究是太轻巧了，轻巧得如同纸糊的灯笼，一戳便破。其实症结不在“老板是善是恶”，而在他们用甚么法子，同做工的人打交道。

俞老板惹人厌烦的，并非他去南极，也非他享福——一个创业多年的人，享自己的福，有甚么不该呢？真正刺人心的，是那顺序：当着无数人还在为加班、考评、房贷、生养儿女的实在苦处硬撑时，老板却站在那华丽的船上，用一纸飘着墨香的“感悟”，想来换得精神上的共鸣。这在从前的世道里，或许还算一桩美谈；到了今日，却成了最戳肺管子的所在。

因为如今的做工者，尤其是被现实鞭笞过几回的人，早已不再稀罕甚么“理解”“鼓励”“打气”了。他们要的是结算，用金钱。加班是实在的，熬夜是实在的，耗去的光阴与机会也是实在的；信里那些“感谢”“共情”，却是摸不着、称不出、也兑不了现的。当做工的成本铁板钉钉地摆着，回报却只能靠心里去“感悟”时，这种共鸣，在众人眼里便不再是暖意，而成了错位的荒唐。

那霉美人的举动所以被称道，倒未必因她心肠格外软。不过是她用了最直白、最无需多言的法子——分钱。有人赞这是人格高尚，我看未必尽然。根柢里，是她那套营生的规矩明白：你们既将我托到这般高处，待果子熟了，自然人人有份。她不求谁感恩，也不强要谁跟着感慨。钱到了位，干系便在了，尊重也便在了。这恰是那分别的关隘。

咱们这里的老板，却更惯于使唤“故事”：讲初心，忆苦楚，说共患难。这倒不全然是虚伪，而是在一个回报糊里糊涂、分配朦朦胧胧的境地里，“讲故事”成了最省本钱、也最安稳的法子。

分钱意味着甚么？意味着标准得亮出来，结构得摆上台面，高低得失免不了要被质问。而讲故事，是不必的。当一个局，算不清“你值几文”的时候，道德与情意便会被推到前头，去做那本该由契约账簿去做的事。

故而，毛病不出在甚么“仁义礼智”的老话上，而出在这儿：当制度分不明利益时，矫饰的善，便成了一种顶用的选择。这也便是为何许多老板越发达，越爱讲大道理——不是忽然通了天道，只是这原是他们最熟稔、最稳妥的言语。

但如今，世道究竟不同了。如今的做工者，尤其是肩上扛着家室老小的人，早已不耐烦听那“站在我的船头看风景”的空话了。他们不再要谁提醒他机会如何难得，他们只问一桩：我出了几分力，该拿几分酬，几时能到手。

这底下，其实藏着一个更深的叩问：平常的劳作，能否凭着实实在在的力气，挣得自己说话的分量，与那份不被施舍、本该就有的尊重？在许多活生生的世相里，尊重仍是身份的附属。老板天然在上，劳力天然在下。嘴上说“行行出状元”，身子却极诚实地排着尊卑座次。于是尊重倒成了赏赐，而非本该如此的事。

那霉美人的一套里，尊重却是预先设好的。你不必谢老板赏饭，因你已用劳作换取了；你也不必仰视谁的权柄，因你有张口论价、转身离去的余地。所以你能看见，那里的人敢质询、敢批评、敢对老板说“不”。不是因他们性子更烈，而是他们晓得：我的价值，不靠你的好心肠撑着。

说到底，这不是一场比谁更高尚的戏码，而是一面再现实不过的镜子。当一个地方的老板，总需向做工的人剖白“我也辛苦”，便说明这地方的回报章法早已乱了套；而当一个老板只消银钱过手，便能换来敬重，那便意味着，账目原是算清了的。

真正像样的关系，从不靠信札维系。只看一桩事——账，清不清。

在一个算不清账的局里，矫情的叙事，便总要漫溢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