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昌平殡仪馆的清晨，寒风肃穆。2025年12月15日，演员何晴的告别仪式在此举行。没有喧嚣的媒体，没有公众的围观，只有一幅幅挽联静静垂落。其中，六小龄童送来的那副写着“何晴同学一路走好”的挽联，格外引人注目。
一句“同学”，轻如言语，却重若千钧。它没有华丽的辞藻，也不曾提及“艺术家”“美人”“四大名著”这些光环，只是朴素地唤了一声“同学”。可正是这一声，让许多人瞬间湿了眼眶。
在今天，我们习惯了热搜上的名字来得快、去得也快；习惯了流量明星的合照是营销，朋友圈的互动是人设；习惯了职场中“关系”不过是资源交换的代名词。可当“同学”这个词从六小龄童口中说出，从一张泛黄的挽联上浮现，它突然不再是简单的称谓，而成了某种正在消逝的情感的回响。
何晴与六小龄童，曾是浙江昆剧团“秀字辈”学员班的小班同窗。那是一个如今听起来近乎传奇的地方——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浙江昆剧团重启招生，从全省选出60名少年，组成“秀字辈”训练班。他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清晨练功，夜晚背词，寒冬腊月在黄龙洞的石阶上压腿，盛夏酷暑在排练厅里翻跟头。老师是“传字辈”老艺人，手把手教戏，一个眼神、一个转身都不容马虎。这种近乎封闭式的集体训练，不仅打磨技艺，更在日复一日的朝夕相处中，种下了比血缘更牢固的情感。
那时的他们，不是“同事”，也不是“同行”，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同路人”。何晴爬树、打猎、带着男生玩，邢岷山记得她像个小头领；周末一起爬宝石山，唱昆曲，饿了就偷摘点野果。这些细节，今天听来恍如隔世——那是一个技艺与情谊同步生长的年代。
后来，有人留在戏曲舞台，有人走向影视荧屏。六小龄童成了“孙悟空”，何晴成了“唯一演遍四大名著的女演员”。他们各自成名，却从未走散。每当浙昆来京演出，何晴必设宴相迎；2008年，她与邢岷山一同主持老同学李公律的昆曲专场，时隔二十多年再登舞台，只为支持同门。病重之时，她仍惦记着“等好了，回杭州和大家唱一出《游园惊梦》”。她托付老团长办理工龄续接，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名分”——她想堂堂正正地，还是“浙昆的人”。
这种情谊，早已超越了普通的人际关系。它是一种职业共同体的自觉。他们共享过同一段精神成长史，经历过同样的严苛训练，也共同背负着传统艺术在时代变迁中的挣扎与坚守。正因如此，他们的互助不是施舍，而是彼此确认：“你还在，我就还在；你记得，我就没丢。”
反观当下，我们身处一个高度流动、极度个体化的时代。职场中，跳槽是常态，忠诚被调侃为“傻”；娱乐圈里，合作是项目，情谊是“营业”。我们效率更高了，选择更多了，可那种“一辈子就做一件事，一群人守一门艺”的笃定，却越来越稀薄。
我们不再有“同窗”——至少不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今天的培训是速成的，团队是临时的，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往往止步于微信群里的“收到”，或是项目结束后的“保持联系”。我们学会了“社交”，却渐渐失去了“共情”的能力。
何晴走了，带走的不仅是一位古典美人，更是一种正在远去的职业伦理：艺术不是独奏，而是合奏；成就不是孤峰，而是群山。
六小龄童称她为“同学”，不是客套，而是一种身份的确认——在艺术的长河里，他们始终是同一条船上的划桨人。这份情谊，不靠热搜维持，不靠人设包装，它根植于共同的土壤，生长于岁月的磨砺。
或许我们无法回到那个集体练功、同吃同住的年代，但至少可以记住：真正的职业尊严，不仅来自个人的光芒，更来自你与同行者之间的那份默契与守望。
在这个告别的冬天，一句“同学”，让我们重新听见了时间深处的回响——
有些东西，比流量更长久；
有些人，比名气更值得被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