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的一个傍晚，香港九龙城一间嘈杂的茶餐厅里，一个戴着鸭舌帽的高大男人正埋头吃着一碗再普通不过的云吞面。邻桌的几位记者盯着他看了足足五分钟，才敢确认——这确实是刚在好莱坞拍完《安娜与国王》，身价已逾千万美元的周润发。没有助理，没有保镖，就像任何一个下班回家的水电工。

十五年后，还是这个男人，在出席一场慈善活动时轻描淡写地宣布：“我和太太的56亿港元身家，将在我死后百分之百捐出去。”全场哗然，消息瞬间炸穿整个华人世界。从南丫岛赤脚捡垃圾的穷小子，到身家数十亿的国际巨星，再到决心“裸捐”的平民，周润发这趟人生逆旅的终极答案，从来不是关于聚敛，而是关于放下。

时间倒回1955年，香港南丫岛的贫民棚户区，周润发的童年底色是海水的咸涩与汗水的酸楚。父亲是常年漂泊的船员兼赌徒，家徒四壁，债主临门是常态。十岁开始，他就要凌晨四点起床帮母亲赶海、卖茶果。

父亲早逝后，作为长子的他被迫中断学业，成为社会最底层的“零件”：在电子厂当童工，在邮政局扛邮包，在酒店做行李员，甚至在洗车行被一位开劳斯莱斯的富豪羞辱：“喂，小子，用点心擦，你这辈子都买不起这种车！”这句话像一根毒刺，扎进了少年发仔的心里。他当时的梦想朴素得令人心酸——不是当明星，只是“想做一份朝九晚五、月薪稳定的写字楼工作”。

命运的转折点，往往始于一次走投无路下的尝试。18岁那年，为了免掉报名费，他拉着朋友一起报考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面试时，这个高大但木讷、毫无表演经验的乡下小子，本应在第一轮就被刷下。

然而考官之一的钟景辉，却从他紧张躲闪的眼神深处，看到了一团未被世俗磨灭的、原始的生命力。钟景辉力排众议：“这是个天才，只是他自己还不知道。”训练班的日子是另一场煎熬，他肢体僵硬，被骂“木头”；感情戏出不来，被嘲“没天赋”。

同期同学早已崭露头角，他却在长达几年的龙套生涯里，扮演着家丁、杀手、死尸，连一句台词都分不到。但他把每一个“死人”都当成主角来演，研究怎么倒下才真实，怎么“死”得有层次。他后来说：“那些年，我不是在等待机会，我是在为机会准备好每一个细胞。”

1980年，《上海滩》的制片人找上门时，周润发正在拍摄另一部戏。原定主演郑少秋因病辞演，临时救场的他，将自己底层生活的所有艰辛、屈辱与不甘，全部灌注进“许文强”这个矛盾的角色里。一夜之间，白围巾、黑礼帽风靡亚洲。他从“发仔”变成了“发哥”，仿佛踏上了青云之路。

然而电影圈却给了他当头一棒。整个八十年代初期，他主演的电影接连票房惨败，“票房毒药”的帽子死死扣在他头上，片商见到他都绕道走。那是最黑暗的时期，奖项、名声、观众的期待都成了沉重的枷锁。他索性撕掉“电视天王”的标签，在底层小人物角色里打滚，打磨演技，等待一个真正属于大银幕的“爆点”。

1986年，这个“爆点”来了。导演吴宇森当时同样落魄，剧本在圈内流传多年无人敢投。周润发接下了“小马哥”这个角色，并将自己多年积郁的不得志，化作了那句燃烧影史的台词：“我等了三年，就是要等一个机会！我要争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拍摄用牙签撑住嘴角、钞票点烟等经典镜头时，很多都是他即兴的发挥。

《英雄本色》不仅拯救了两个人的事业，更点燃了一个时代的热血。从此，他步入神坛，《秋天的童话》的细腻、《阿郎的故事》的悲情、《赌神》的霸气，他演什么，什么就成了经典。九十年代巅峰时期，他选择远赴好莱坞，像新人一样重新学语言、试镜、接受文化差异的碰撞。这不是急流勇退，而是向更大的世界证明，香港演员的辉煌不限于弹丸之地。

比他在好莱坞取得的任何成就更令人震撼的，是他对财富与名望的态度。当他宣布裸捐56亿时，人们才惊觉，这位国际巨星的生活早已“低欲望”到极致：穿着15块钱的拖鞋，用着老款手机，和太太陈荟莲过着极简的生活。

他的“奢侈”，是每天清晨徒步香港的山野，是和街坊邻居在菜市场讨价还价，是举着手机为粉丝拍照。他曾说：“这些钱不是我的，我只是暂时保管而已。”从一无所有，到拥揽一切，再主动回归至简，周润发完成了一个哲学意义上的闭环。

他的传奇，不在于他扮演了多少帝王将相、英雄豪侠，而在于他如何演好了“周润发”自己这个角色——一个真正驾驭了命运、看透了名利、在烟火红尘中找到了内心安宁的智者。他让我们看到，最顶级的强大，不是征服世界，而是能从容地走进人群，淡然地与整个世界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