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晶与周星驰之间的矛盾，根源在于二人对电影本质的理解大相径庭。王晶是一位极具效率的商业导演，秉持着“电影首先是一门生意”的理念。

他的工作模式犹如流水线作业，追求快速完成拍摄任务。周星驰曾隐晦地批评他，无论演员表演得如何，他总会轻易说出“ok，收工”。

反观周星驰，他是一位偏执的作者型演员，奉行“锱铢必较”的完美主义。在《千王之王2000》的拍摄片场，他常常擅自修改台词和动作，将角色塑造朝着个人风格的方向引导。这一做法与王晶“演员不能凌驾于剧本之上”的创作信条形成了直接冲突。

这种对立，本质上是“导演中心制”与“演员中心制”之间的权力争夺。随着周星驰票房号召力的不断增强，他自然而然地寻求在创作上的主导权，而王晶作为一位强势导演，难以接受这种权力的转移。

经济利益分配问题成为了两人关系中的一道重要裂痕，而矛盾的关键在于双方对“公平”的理解存在差异。《少年李小龙》项目中的争议便是一个典型例证。

据王晶所述，周星驰在分成比例上不断加码，从最初的四六分成，到三七分成，再到二八分成，最终甚至绕过他，独自拿走800万片酬去拍摄《武状元苏乞儿》。王晶将此视为对朋友的“背刺”。然而，换个角度看，这更像是一场不掺杂人情因素的商务谈判。

考虑到周星驰当时的市场价值，例如他在《家有喜事》中的片酬已达800万，投资方直接与他合作其实符合市场规律。王晶所谓的“迁就”背后，或许夹杂着作为项目组局者却未能从中抽成的失落情绪。

王晶的电影底色是“乐”与“虚无”。他的电影如同其作品《鹿鼎记》中陈近南所说的“这个世界就是钱和女人”，充斥着精致的利己主义和虚无主义色彩。他以“真小人”自居，认为周星驰是“伪君子”。

而周星驰的底色则是“悲”与“抵抗”。他的喜剧作品内核往往是小人物的悲情与无奈，他用癫狂的表演风格来对抗现实中的自卑与侮辱。

这种对作品的痛苦执着，与王晶游戏人间的创作态度格格不入。即便同样涉及“屎尿屁”元素，王晶的呈现仅仅是纯粹的审丑，而周星驰却能在低俗中注入悲悯之情，试图“用屎尿屁卸去尊严上的重负”。

王晶的“迁就”，实则是一位深谙商业之道的导演，对天才演员市场价值做出的暂时让步。在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周星驰所具备的票房号召力宛如稀世珍宝，王晶的这种迁就无疑是基于理性考量的经济抉择。

然而，这样的关系注定难以长久维系。当周星驰创立星辉公司，一心寻求创作上的自主空间；当王晶着手培养张家辉等“接班人”，试图替代周星驰在其商业版图中的位置，二人合作的基石便轰然崩塌。《千王之王2000》片场爆发的冲突，不过是长期以来压抑矛盾的必然宣泄。

他们的决裂，宛如香港电影黄金时代落幕的一幅缩影。那个曾经能够兼容并蓄，既能容纳王晶快餐式商业片的热闹喧嚣，又能滋养周星驰作者喜剧的深邃内涵，呈现出百花齐放盛景的时代，已然一去不复返。

此后，王晶将精力集中于网络电影领域，致力于流量变现；周星驰则踏上了“慢工出细活”的作者创作之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正是他们对时代变迁所做出的各自回应。

王晶发出的“迁就”之叹，其意义远不止于对一位旧友的抱怨，更像是为一个逝去时代所做的旁注。它警醒着我们，有些合作之所以美好，恰恰是因为双方都小心翼翼地维持着那层脆弱的平衡。

而当这一平衡被打破，天才与商人只能分道扬镳，各奔前程。留给世界的，除了那些无法复刻的经典之作，还有一段关于妥协与坚持的永恒辩论，在时光长河中久久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