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玉顺在广西河池市南丹县与村民在一起

广东梅州， 站在稻田前的老人

湖南岳阳， 使用传统“牛耕田”的八旬老人

湖南邵阳， 赵玉顺出生的村庄

赵玉顺和贞贞

1100个村镇、1000多位操着不同口音的农民、140期节目……赵玉顺在拍摄社会纪实类节目《遇真纪事》的5年来，将镜头对准农民、土地、作物，记录下村镇生活的“样貌”。目前，《遇真纪事》已经有51.6万粉丝，单集最高播放量近500万次。

赵玉顺说，在湖南山村里长大的他，对“村镇”这个词有着复杂的情感，祖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告诉他，要走出大山。2013年他考上大学，远离家乡。但毕业多年后，他又“逆行”回归乡村拍摄《遇真纪事》。为何发生这样的心理转变，赵玉顺向北京青年报记者讲述了他制作这个社会纪实类节目的初衷。

毕业后一边打工一边开始拍摄工作

从出生那一刻开始，我就好像在被“往外推”——好好读书，以后去城市里找个好工作。没有人会说以后要在村里种一块好地。我奶奶是文盲，从我很小的时候，她就告诉我，“顺伢子，你以后要去北京读书，不然去上海也行”。你要往外走，城市代表你的未来。

我也这样拼命“走出去”了。2013年，我来到海南一所二本学校上大学，读新闻专业。那时几乎每个寒暑假我都在当地一家都市报实习，除了想努力在城市里落脚，另一个原因是没有地方可去。

6岁时，我爸妈离异，他们又各自组建家庭生儿育女，在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我跟着爷爷奶奶长大，小学时要写关于父母的作文，我都是把爷爷奶奶的故事套进去。我对爷爷奶奶有很深的感情，他们在我高中和大学时的相继去世是我这辈子最难过的事，我会觉得我的家没了。

2017年本科毕业，从实习记者、见习记者，再转为正式记者，我用了一年的时间。但刚转正7天，我就辞职了，想去记录和表达与自己更贴近的事。

辞职后，我来到三亚最南边的一个小岛——西岛，在这里的工作是给岛上正在开发的小渔村做公众号，拍视频、照片，写文案，记录跟这座岛有关的一切。

我要记录岛上的婚丧嫁娶、民俗历史，甚至是更具体的事情。比如说，怎样制作加贝壳粉的槟榔，怎样跟着阿姐上山割野生仙人掌，做出一道具有奇特口感的炒仙人掌……拍摄这些普通人的故事，我很感兴趣。

做了两年半后，我还是离开了这个小岛，想去体验大城市的生活。此后，就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日子。2020年3月，我来到深圳投奔大学同学，在一个文化公司里拍宣传片。在这里，我认识了贞贞，《遇真纪事》里的“真”就是她，“遇”是我。

一年后，我俩北上来到北京，在一家公司里做宣传项目的采写、拍摄工作。四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从中国传媒大学搬到梨园，又搬到果园，通勤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在地铁里，你会发现很多人都是跟我们一样，从村镇出来的。那时，我和贞贞就有了做《遇真纪事》的想法。

2021年7月，我们坐绿皮火车到了广州，一边继续打工挣钱，一边开始了自己的拍摄。基本每个周五下午，我们会租车去周边拍东西，一直到周日晚上，有时甚至是拍摄到周一上午直接去上班。

后来，城市和县城很少拍了，发现跟自己更贴近的还是村镇。那些稻子、麦子、水果、农作物，还有村里面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才是我所熟悉的。有一次，我们在潮汕拍摄时，拍到了一个网友的爷爷，他特别感动，因为一年到头，他也就见爷爷一次。对于很多在外工作的人而言，对家乡的认知已经缩短到春节那几天。

从被采访者身上看到爷爷奶奶的身影

贞贞那时说，出去搏一把吧，我们才27岁。

2022年5月，我们辞职离开广州的城中村，落脚在她的老家——广东湛江的一个小镇上。当我俩开着租来的小轿车快到小镇时，贞贞在马路边上把车停了下来，说要等天黑再回去。因为当时又不是过年，我俩把锅碗瓢盆、油盐酱醋都带回来了，村里那些看着她长大的人就会觉得很奇怪，议论我们是不是在城市里混不下去了，没有出息才回来的。

那时，我们不出去外拍时，就待在镇上。这个镇非常小，渐渐地，周围的人也开始对我们嘘寒问暖，有的甚至旁敲侧击地问“是不是病了”。

有一天贞贞的姨婆还过来找她说，镇上超市在招收银员，要不要去试试，每个月1800块，要懂用电脑，站着收银就行了，还说贞贞要比那些大妈们更有竞争力。

那之后不久，我贷款买了一辆小车，和贞贞开启了“路上的生活”。

去南方我们开自己的车，去北方先走大交通再租车。我们基本上都开在村道、省道、国道上，不怎么上高速，这样可以随时停下来去跟地里的人聊天，比如说，地里主要种什么、收益怎么样。

我俩会根据卫星地图，看哪里有山、河、丘陵、森林、耕地。了解一个地方的方式，不是看它的城市里建了什么，而是它的地里种了什么。前后5年时间，走过了全国超过1100个村镇的水田、鱼塘、旱地、果园，采访了1000多位操着不同口音的农民。

我们首先去的是广西。2022年8月，我在广西河池大化县的红水河边，遇到了两位70岁左右的大叔。他们年轻时都在广东打过工，一个在东莞做玩具，一个在深圳拉石头，直到年纪大了回老家。

开始的拍摄很随机，没有预设选题，也不知道下一个采访的会是谁。

在拍摄《遇真纪事》的同时，我们还做了一个系列纪录片《中国经济作物观察》，采访了果农、茶农、挖藕人等。

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每年春天，在湖南邵阳的村子里，爷爷都会去借村里人的水牛，给我们梯地上的那片水田犁地，然后再把育好的秧苗插到田里……

我寻找和记录这些农民，其实也是在“寻找”和重新理解我的爷爷奶奶。我对爷爷奶奶有很深的情感，但并没有机会去真的了解他们。在跟这些老人交流时，当他们给我讲从前的经历、生活的处境和担忧时，我会觉得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我的爷爷奶奶，他们像是一块块的拼图，通过他们的视角把我的爷爷奶奶的人生经历拼凑了起来。

所以，我会对这些田地里的老人感到很亲切，也会共情他们的处境。

奶奶去世时，我大四，马上就能挣到钱对她好了，但还是没有等到。所以，我很希望现在还在的这些老人能被更多地看到，得到更多的关照。这也成为我做《遇真纪事》最重要的原动力。

“留守不失守”希望小学的故事留下深刻印象

我们也经历过做不下去的时候。2022年8月，在辞职三个月后一直在负债，没有任何收入，觉得没办法了，我们商量着再做完一集就回城市打工。在给这一集写文案的时候，想起那段时间在路上拍摄的感受，就有很多话想说，尤其是关于农民的。这一集让《遇真纪事》的粉丝跃升到10万。粉丝的增长把要放弃的我们给救回来了。

我们要做的是呈现“日常化”的农村。从种地、打工、收入，到气候、家庭、教育，村镇发生的事，我们都想去做记录。

这5年，当去过了很多省份的村镇之后，我们会做一些总结性的选题。比如说《2025农村希望小学纪实》，从2024年开始，我和贞贞走访了安徽、湖北、江西、广东、广西的70所希望小学。截至2023年年底，全国共援建希望小学2万多所，它一直是一束光，照亮着无数农村孩子的求学路。但是在目前生源减少、撤点并校的时代趋势下，越来越多村子里的希望小学已经或正在走向停办。还在坚持的，学生人数也普遍从三四百锐减到不足百人，多数学校只能先取消高年级作为缓冲，尽量让低龄农村儿童长大些后，再走向更远的上学路。

现在，很多村民选择把孩子送到镇上或城里上学，留在村里的不多了。

村小撤并后，由于很多儿童的父母在外务工，祖辈年纪又大了，没办法每天接送，很多孩子早早就开始了寄宿生活。我在安徽六安金安区翁墩乡的一所希望小学看到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这所学校做了两件事，一是安排了两辆校车，接送离学校远的孩子；二是有午托一小时和放学一小时后的辅导作业。如果这两件事推广开来，也许会有助于农村留守儿童的上学和成长，也解决了老人的接送负担。

在这次的走访中，有一个画面让我印象深刻——在安徽六安裕安区平安希望小学教学楼上写着五个大字：留守不失守。

我们希望能把这些真实的村镇日常客观呈现出来，不管是对老人的关照，还是对留守儿童的守护，这些都需要先被看见，就像我们经常说的那句：让被忽视的得以被看见，因为关注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文/本报记者计巍

统筹/宋建华供图/受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