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兰登·弗雷泽和道恩·强森第一次相遇是在《木乃伊归来》的片场。那是 2001 年，弗雷泽正处在事业上升期，而强森的身份还主要是 WWE 摔跤界的“The Rock”，那部片是他的电影处女作。二十多年过去，两人都走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新阶段：电影节喝彩、长时间起立鼓掌、并肩获得行业重新肯定。弗雷泽在凭《鲸》获得奥斯卡后回归主演的《Rental Family》，让他在多伦多赢得泪水与掌声；强森主演的《The Smashing Machine》在威尼斯和多伦多也收获了同样的情绪洪流。
多年友谊的重逢让强森想起当年的那个决定。他还不是演员时，弗雷泽接纳了他。“你愿意冒这个险，让我加入那个世界上最大的系列电影。”强森说，“那改变了我的人生。”弗雷泽并不把功劳揽在自己头上。他第一次看到强森的形象时，觉得这是“灵感式的选角”，因为电影需要一个能撑起“巨大能量”的存在，而强森在摔跤世界“用的是十英寸宽的笔刷”。
强森感念这句“欢迎加入”的温暖，而弗雷泽则把如今的强森视为不断精进的演员。他在观影时被《The Smashing Machine》打动，那种“不是身体痛，而是内心的痛”。他太理解那种感受：只要别戳破我心理的那层壳，身体怎么摔都没关系。
强森追问他人生的转折点。弗雷泽坦言，大约在 2007 到 2009 年之间，在加拿大拍一部低成本电影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再不能“假装不痛”。那是一个累积点，让他不得不问自己：“为什么要这么拼命？”他意识到自己“太努力了”，甚至以“痛才是价值”的方式证明自己。
他们谈到脆弱、谈到孤独，也谈到扛着强者形象的代价。强森引用拳王弗洛伊德·帕特森的话：胜利时走向更衣室的路像黄金大道，但失败时却希望有个暗门把自己直接吞掉。他说，那些掌声与喧嚣背后，人依旧可能感到悲伤与孤独。
《Rental Family》让弗雷泽演一个在东京租借情感连结的演员。东京人潮汹涌，但孤独感却是公共议题。租赁家庭机构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很多人需要一段哪怕是假装的连接。片中与老演员江本明的合作，让他看到一种更本质的表演与人性深度；而与小演员 Shannon Gorman 的对戏，则来自女孩自己关于“被当成外人”的经历，这种真实几乎让剧组在彩排时不得不停下。
剧本吸引弗雷泽，是因为它“不愤世嫉俗”，而是介于尖锐与温柔之间。他说，即便没有奥斯卡，他也会接演，因为他想挑战“用自己现有的一切工作”。
奥斯卡之后，他的心态两面并存：一方面觉得“必须配得上它”，另一方面又终于不必向任何人证明自己。但这并不代表可以松懈。强森感受到他“变得更饥渴”，而弗雷泽想的是“继续把事情做好”，并坚持长期主义。
他们都提到《鲸》的独特力量。那是疫情期间在封闭空间完成的作品，每个人都带着“不确定未来”的心情工作。弗雷泽说，那是他第一次觉得“我把所有招式都用了，如果不行，也只能去翻黄页找别的工作”。而当电影在威尼斯获得长时间起立鼓掌，是强森第一时间在社交平台公开支持，让他倍感暖意。
如今轮到《The Smashing Machine》接受掌声，强森感到的是前所未有的“呼一口气”。那不是大片工业链的一环，而是他与导演班尼·萨夫迪、艾米莉·布朗特共同完成的一次“属于自己”的创作，让他确认：“每一部作品，都把我带到这里。”
弗雷泽听完，只回了一句：“我懂，我也是这样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