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着黑色西装，佩戴墨镜遮面，在香港高等法院里，45岁的张柏芝面对律师如连续发问般不断追问，情绪终于难以忍受，崩溃大喊，泪流满面：“所有东西都是假的！”

2025年12月8日，香港高等法院气氛特别紧张，戴着墨镜和口罩的张柏芝在几名助理的陪同下快步走进法庭，面对镜头时表情很严肃。

这已经是她和经纪人余毓兴之间关于合约的第三次开庭了。

庭审一开始不久，那位曾经红遍大江南北的女星，在律师反反复复的追问案件细节时，终于忍不住情绪爆发，哭喊着说：“我两天没睡觉，这对我太不公平了，媒体压力也很大，所有的都是假的！”法官不得不好几次劝慰她，提醒她只需要回答“同意”或者“不同意”。

开庭之前，张柏芝看起来疲惫得不行，助理还递过来一瓶可乐帮她打气，穿着黑衣戴着墨镜，一眼就能看出那掩盖不住的疲惫和焦虑。

当原告律师就张柏芝那两份法庭声明里的内容差别进行激烈质问时，她屡次用“不记得”作答，还经常反驳对方的问题，甚至答非所问。

见状，法官不得不站出来劝导她，直接说：“别再反问了，只要回答‘同意’或者‘不同意’就行。”

在法庭上，张柏芝讲到一个细节，她从1998年开始拍戏，期间换过两位经理人，不过她自己觉得，“诚信比任何合同条款都要重要”。

这句话在法庭那冷冰冰的气氛里听起来，挺刺耳的，就像在说：“如果那个人是好人，我会一辈子和他合作。”

这次争执的关键，是一份价值几千万的合同，余毓兴说，他和张柏芝在2011年7月签了为期八年的《全球独家经纪合同》，还预付了4000万港币片酬，约定张柏芝要参加四部电影的拍摄。

一年后，双方又签了一份《张柏芝两部电影片约合约》，里面规定另外两部电影的片酬是2000万港元，余毓兴已经支付了其中的276万港元。合起来预付的金额一共达到了4276万港元。

余毓兴指控张柏芝在拿了这些钱之后，没有按约拍完六部电影，所以他要她赔偿至少1276万港元。

不过，张柏芝的律师持不同意见，反驳称所谓的“全球独家经理人合约”是假的，合同上的签名也不是她本人签的。

律师还提到，余毓兴曾有伪造文件的纪录。

双方在法庭上的说法截然不同，余毓兴自己讲的那一套更偏向人情味一些。

他自己说跟张柏芝的父亲是“多年的好友”，而且张柏芝也叫他“契爷”（干爹）。

他说，2011年因为一些负面新闻，张柏芝的名声受了影响，他就建议她塑造“好妈妈”和“女强人”的形象，想帮她把事业扳回来，之后还被叫去当经理人。

不过，张柏芝在法庭上把这事全盘否认了，她说自己根本不会叫余毓兴“契爷”，至于他是否认识自己爸爸，她坦然表示“不知道”，还说“大家都说认识我爸爸”。

对于那笔2011年的4000万资金，张柏芝说自己只是负责“看楼”，后续的事交给了助手周静仪打理。不过，周后来告诉她，必须准备好4000万的款项，否则银行可能会出问题。

她也承认自己对数字不怎么在行，日常生活事宜以及银行密码什么的，全都靠周静仪打理。

两边的矛盾早就闹到法院之外去了，到了2024年6月，余毓兴推出了新歌《以犬之名》，歌词里暗示张柏芝“过河拆桥、忘恩负义”。

针对这事，张柏芝的工作室发表声明辟谣，强调余毓兴的歌曲和相关说法都是假的，严重不属实，是别有用心地在恶意诋毁张柏芝。

声明中还特别提到，余毓兴在2014年曾伪造公章，冒用张柏芝经纪人的名义私自签约。

余毓兴在回应时否认了伪造张柏芝任何公章的指控，还表示自己手上有录音证据，可以证明张柏芝工作室发布的声明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

张柏芝在开庭的时候，还提出余毓兴在合作过程中多次威胁她，说“不配合就抹黑你”，她还说自己因为不配合，曾经陷入一些负面新闻。

在案件背后，双方对事实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说法。张柏芝控诉余毓兴在合作时期多次威胁她，甚至谎称自己得了癌症；而余毓兴则坚称自己是在她低迷的时候伸出援手的那个人。

这段长时间的合约争端，不过是张柏芝人生剧中的一小段插曲罢了。

从1998年凭借《喜剧之王》红遍大江南北，到2008年“艳照门”事件之后的低谷，再到现在的法庭对抗，她的人生路程充满了起起伏伏。

出庭前一晚，张柏芝还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为7岁儿子庆生的温馨瞬间，蛋糕和笑脸映入眼帘，而一边则是律师和法袍，这样的反差，简直像是一场真实上演的剧情。

在《一路繁花2》录制现场，张柏芝身拖五六个行李箱，拒绝工作人员帮忙搬运。箱子里每套衣服都用真空袋仔细包装，整齐划一。还特意把常用的药品和晕车贴分隔存放，外面还带着一件厚外套，特意为可能会感冒的伙伴准备的。

这些小细节表现出她性格里细腻体贴的一面，与法庭上情绪崩溃的样子形成了很明显的反差。

法院外，媒体的镜头依旧盯着那扇沉甸甸的大门。这场从2020年开始一直折腾到现在的官司，已经开过三次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