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西装，墨镜遮面，香港高等法院内，45岁的张柏芝面对律师连珠炮似的提问，最终情绪崩溃，声泪俱下大喊：“所有东西都是假的！”

2025年12月8日，香港高等法院的气氛格外凝重，戴着墨镜和口罩的张柏芝在多名助理的簇拥下快步走进法庭，面对镜头时神色严肃。

这已经是她与经纪人余毓兴之间合约纠纷的第三次庭审。

庭审开始不久，这位曾经红极一时的女星面对律师对案件细节的反复盘问，终于按捺不住情绪，声泪俱下地喊道：“我两天没睡觉，对我很不公平，媒体给我很大压力，所有东西都是假的！”法官不得不数次安抚她的情绪，并明确提醒她只需回答“同意”或“不同意”。

开庭前，张柏芝已经显得疲惫不堪，助手甚至递上可乐帮她提神，在黑衣和墨镜的掩盖下，是掩藏不住的憔悴与焦虑。

当原告律师就张柏芝两份法庭声明文件内容的差异展开激烈盘问时，她多次以“不记得”回应，并时常反驳对方的问题，甚至答非所问。

法官不得不出面干预，明确指示她：“不需要反问，只需回答同意或不同意。”

张柏芝在庭审中透露了一个细节，她自1998年入行以来，先后有过两位经理人，但对她而言，“诚信比任何条款更为重要”。

“如果那个人是好的人，我会一辈子与他合作。”这句话在法庭冰冷的气氛中显得格外刺耳。

这场纠纷的核心是一份价值数千万的合约，余毓兴声称，他与张柏芝于2011年7月签署了为期8年的《全球独家经理人合约》，并预付4000万港元片酬，约定张柏芝参与4部电影拍摄。

一年后，双方再签署《张柏芝两部电影片约合约》，约定另两部电影片酬为2000万港元，余毓兴已支付其中的276万港元。总计预付金额达到4276万港元。

余毓兴指控张柏芝在收取这些费用后，未履行拍摄六部电影的合约义务，因此要求她赔偿至少1276万港元。

然而，张柏芝的律师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说法，他反驳称涉案的“全球独家经理人合约”是伪造文件，合同上的签名并非张柏芝本人签署。

律师还指出，余毓兴有伪造文件的前科。

双方在法庭上的陈述描绘出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余毓兴向法庭陈述了一个更具人情味的故事版本。

他声称与张柏芝父亲是“多年好友”，张柏芝曾称呼他为“契爷”（干爹）。

他表示，2011年张柏芝因负面事件名声受损，他建议张柏芝塑造“好妈妈”和“女强人”形象，以帮助其重整事业，随后获邀出任经理人。

然而，张柏芝在庭上完全否认了这一说法。她表示不会称呼余毓兴为“契爷”，对于余毓兴是否认识自己的父亲，她表示“不知道”，并说“大家都说认识我爸爸”。

关于那笔2011年的4000万资金，张柏芝称自己只负责“看楼”，后续由她的助手周静仪处理，但周后来告知需准备4000万款项，否则银行会出问题。

她坦言自己对数字不敏感，生活事务和银行密码等均交由周静仪处理。

双方的纠纷早已延伸至法庭之外，2024年6月，余毓兴发布歌曲《以犬之名》，在歌词中暗指张柏芝“过河拆桥、忘恩负义”。

对此，张柏芝工作室发布声明回应，称余毓兴歌曲及相关言论均为虚假，严重不实，是有计划地恶意中伤张柏芝。

声明中还指出，余毓兴曾于2014年伪造公章以张柏芝经纪人名义擅自对外签约。

余毓兴则在回应中否认伪造张柏芝任何公章，并称自己握有录音材料，可证明张柏芝工作室所发的声明内容完全与事实不符。

张柏芝在庭审中更指控余毓兴在合作期间多次威胁“不配合就抹黑你”，并称自己曾因不配合而遭遇负面新闻。

案件背后是两人对事实截然不同的描述。张柏芝指控余毓兴在合作期间多次威胁她，甚至谎称患癌。而余毓兴则坚持自己是在张柏芝低谷时伸出援手的人。

这场持续多年的合约纠纷，只是张柏芝人生戏剧的一小部分。

从1998年《喜剧之王》让她红遍大江南北，到2008年“艳照门”事件后的低谷，再到如今的法庭对峙，她的人生轨迹跌宕起伏。

就在出庭前一晚，张柏芝还在社交平台晒给7岁小儿子过生日的温馨画面，一边是蛋糕和笑脸，一边是律师与法袍，这种反差像极了一出活生生的现实剧。

在《一路繁花2》节目组录制时，张柏芝曾拖着五六个行李箱现身，拒绝工作人员帮忙。箱内每套衣服真空封装排列，常备药与晕车贴分格收纳，额外厚外套专门为可能受凉的同伴准备。

这些细节展现出她性格中细致周到的一面，与法庭上情绪崩溃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法院外，媒体镜头依然对准那扇沉重的大门。这场从2020年打到现在的官司，已经进行了三次庭审。

张柏芝身穿黑色职业套装，在四位助理的护送下迅速坐入车内。法官的声音仍在法庭内回响，提醒双方律师关注笔迹鉴定的进展。

她或许不再是当年那个惊艳观众的柳飘飘，但在历经人生起伏后，多了一份沉稳与坚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