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号，张柏芝去了香港高等法院，她不是去拍戏也不是去领奖，而是去打官司，对方是她以前的经理人余毓兴，要求她还1276万港元，理由是2018年给了她4000多万预支片酬让她拍几部电影，结果她没有拍，算作违约，张柏芝这边说那份合同根本不是她签的，签名是假的，合同也是伪造的。
原告方提交了银行转账记录和合同文件，声称款项已经支付但未收到影片，张柏芝方面对此予以否认，并指出该当事人在2014年曾因伪造公章被举报，当时张柏芝团队已发送律师函，2020年其工作室也公开驳回了对方说法，更在2024年6月该当事人发布歌曲《以犬之名》，歌词中影射张柏芝“装狗博取同情”，张柏芝方面随即以诽谤罪名提起诉讼。
开庭那天，张柏芝显得疲惫，法官问她问题，她总回答不记得或不知道，法官三次提醒她只需要说同意或不同意，她一直强调所有合同都由助手周静仪处理，自己没有签字也没有管钱，说到激动的地方，她哭了起来，说自己两天没睡觉，所有事情都是假的，但没有说明钱怎么使用，也没解释为何让别人全权代理。
这事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从2014年第一次有人伪造公章开始，到2020年张方正式出来回应，再到2024年那首歌引发大家热议，整个过程里矛盾一直在堆积，现在法院开庭审理，媒体报道之后，热搜一下子就爆了，其实大家在乎的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想知道那份合约到底存不存在，张柏芝本人有没有在这事上吃亏。
这件事暴露了娱乐圈的老问题，很多艺人把签约和谈钱的事都交给助理或经纪人处理，自己不去管细节，张柏芝把所有事情交给周静仪打理，法律上这算不算默认授权，目前还没有明确说法，余毓兴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纪人，现在他通过发歌和视频来吸引流量，把商业纠纷变成道德评判，这个行业变了，过去靠合同办事，现在要靠讲故事。
张柏芝在2000年代演喜剧片出名，那时候拍戏主要谈片约和档期、片酬这些事，现在年轻人更喜欢玩直播和短视频、打造人设，她还在用过去的方式处理问题，比如保持沉默或推给助理去应对，结果遇到一个擅长写歌又会炒作的前经理人，一下子被卷进舆论的漩涡里。
这其实不只是她一个人的困境，而是整个行业里老一辈和新一代之间出现的代沟问题，老办法解决不了新情况，信任一旦失去，再想补救就变得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