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网信办公开通报了包括郭美美、王子柏在内的一批“网络名人”，因其账号持续宣扬炫富拜金等不良价值观而被关闭。其中，曾两次入狱、自称“随随便便一年能拿一千万”的郭美美，其账号“郭美May努力努力”再度被封禁。这已是这位“初代网红”在十年内的第三次复出尝试被叫停。
郭美美事件的反复，并非孤例。其背后，是部分网络名人对“黑红也是红”流量逻辑的病态依赖，更暴露了当前在遏制劣迹网红“换壳重生”上面临的监管难题。如何斩断这条“以丑为荣、以劣获利”的灰色产业链，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已成为一项紧迫的社会课题。
“炫富—入狱—复出”的循环：一场长达十余年的流量闹剧
梳理郭美美的网络轨迹，一条清晰的“炫富引流、变现牟利、触碰法律、短暂沉寂、再度复出”的循环路径浮现出来。
她的成名始于2011年，当时她以虚假的“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身份在微博炫富，引发全国关注。这波操作在严重损害公益慈善机构公信力的同时，也让她收获了巨大的流量。2015年，她因犯开设赌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第一次刑满释放后，她并未收敛，转而通过网络销售添加了违禁成分西布曲明的有毒减肥食品，于2021年再次因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入狱两年六个月。
两次入狱的经历，没有让她悔改，反而似乎成了她博取关注的另类“谈资”。2023年9月出狱后，她迅速重操旧业，在网络视频中高调宣扬：“我只要自己愿意再重出江湖，随随便便一年能拿一千万。” 其社交账号持续展示奢华生活，目的明确：靠炫富吸粉，为直播带货铺路。直至2025年11月，其账号被再度关闭。
“黑红”逻辑与系统性危害：扭曲的价值观与失灵的警示
郭美美等劣迹网红屡禁不止的背后，是一种扭曲的“黑红”商业逻辑在作祟。他们的商业模式高度一致：通过炫富、立“富豪”人设来吸引眼球、积累粉丝，最终导向直播带货变现。例如，同期被点名的网红“王子柏”，同样以疯狂购买奢侈品、豪车闻名，其目的就是“吸粉引流然后直播带货变现”，甚至不惜销售假货、偷逃巨额税款。
这种模式造成了多层次的危害。首先，它公然宣扬拜金主义、炫富攀比等不良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网络与信息法室副主任周辉指出，炫富行为本身在《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中就被明确列为应受管制的“不良信息”。其次，当违法行为（如售假、逃税）成为其“人设”的一部分并被轻描淡写甚至作为流量密码时，法律的严肃性和惩戒的警示作用被严重削弱。正如评论所言，其行为模式体现了一种对流量逻辑的病态依赖和对社会规则的轻视傲慢。更深层的影响在于，它向公众，尤其是青少年传递了一个错误信号：无论通过何种手段获取关注，只要拥有流量，就能轻松将“恶名”兑换成经济利益。
“换马甲”复活与平台责任：治理面临的核心挑战
此次中央网信办的通报，也尖锐地指向了一个长期存在的治理痛点：为何劣迹网红换个网名或平台就能轻易复出？
“王子柏”的案例极具代表性。他在此前因卖假货被举报、账号被注销后，于2020年更换平台复出，再次吸粉数百万。2024年5月因偷税749万元被查处并追缴罚款1330万元后，今年11月竟又以原名在某平台重新注册开播19次，直至再次被群众举报封禁。这种“打地鼠”式的复出，暴露了监管的滞后与平台的失责。
专家分析认为，部分平台在流量和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可能对劣迹网红的入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德良指出，如果平台疏于监管所需承担的责任，远低于从这些网红身上获取的抽成利益，它们就可能铤而走险。平台作为信息内容管理的第一责任主体，在用户注册时依法负有实名审核义务。然而，目前缺乏一个跨部门、跨平台的权威“黑名单”共享机制，导致平台难以在注册环节就识别并拦截这些“换马甲”者。
构建长效治理机制：专家呼吁协同作战与源头阻断
面对挑战，法律与监管的“牙齿”正在变得更锋利。专家提示，即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订的《网络安全法》，大幅提高了对违法网络运营者的处罚力度，罚款上限从100万元提升至1000万元，并明确了责令停业整顿、关闭应用程序等严厉措施。
与此同时，学界和监管部门正在凝聚共识，呼吁建立更为系统化的长效治理机制。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副主任周辉提出了两个关键方向：一是加强协同执法，建议网信部门与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联合专项执法，对网络名人的偷税漏税、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等违法行为进行全方位打击；二是建立权威黑名单，推动建立一个国家统一、各部门各平台共享的网络劣迹艺人（名人）黑名单数据库。如此一来，平台能在注册环节及时获取信息并果断拒绝，从源头上阻断其复出之路。
郭美美账号的再次关闭，是一个明确的信号：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靠挑战公序良俗和法律底线来收割流量的时代正在过去。然而，要彻底终结劣迹网华的“轮回闹剧”，仅靠封禁账号远远不够。它需要法律持续亮剑，需要平台切实扛起主体责任，更需要一套信息互通、协同联动的长效治理体系，从而真正铲除“黑红”流量赖以滋生的土壤，让网络生态回归清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