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上海《良友》画报刊登了一张侧脸照：波浪短发、珍珠耳夹、嘴角一点若有若无的笑。配文只有一句——“余美颜：她写情书写到纸贵，谈恋爱谈到入狱”。照片里的女人没料到自己会被钉在“民国第一欲女”的耻辱柱上，更没料到，近百年后，她的日记、诗稿、狱中书会被一群女学者捧在手里，像拼图一样把那个被撕碎的她重新拼回来。

2023年冬天，广州图书馆的灰尘里浮出一本蓝皮线装册，封面两个钢笔字——《海上花》。署名“美颜”。工作人员以为是哪位闺秀抄的《花月痕》，翻开才发现，里头写的不是相思，而是赤裸裸的“想要”。她写女人想被抚摸像“旱河等暴雨”，写自己“把身体当一盏灯，先照别人，再照自己”。十首诗，九首底下盖着小小的私印——“非余之罪”。这枚印章后来在香港历史档案馆又一次出现，夹在《狱中札记》的扉页，像提前写好的自辩词。

过去我们听到的版本是：她睡过三千男人，写情书四十万字，最后跳海自杀，遗言“此生多睡一人，便少写一字”。数字越滚越大，故事越来越黄，成了民国小报最畅销的“爽文”。可中山大学的最新考证像一盆冰水：能查到真名的“情缘”不到一百，且一半只是舞伴、诗友、邮轮同桌。所谓“三千”，其实来自上海《香艳画报》的一次愚人节专题，编辑随手加了两个零，后人就当真事抄了九十年。

更颠覆的是家族来信。侄孙余世安把一盒子泛黄信纸从美国带回来，最上头一封写于1952年，信封落款“澳门 妈阁街”。信里，余母用毛笔写：“阿女相，我日日摆系床头，风吹起，相纸角就割我心。”——如果真是断绝关系，母亲不会把照片当护身符带到澳门，更不会在临终前把照片缝进自己枕头。历史里的“众叛亲离”原来只是一句媒体标题，而标题常常比人命长。

她把真故事写进了《狱中札记》。1928年，因“妨害风化”被关进广州“习艺所”，其实就是女子劳教所。别人缝袜子，她写小字： “他们说女人露臂就是引诱，男人露臂就是乘凉。原来天气也分男女。” “法官训我三小时，骂我败坏风俗，他嗓子哑了，我身体也哑了。” 这些句子被香港大学性别研究团队做成二维码，贴在2024年实验话剧《摩登1920》的座椅后背，观众扫码就能听见女演员用粤语朗读，背景是电子海浪声——跳海的那声“扑通”被替换成心跳，一下一下，提醒观众：她不是传说，是案例，是被告，也是原告。

戏演到最后，舞台中央挂起一条1920年代的香槟色礼裙，腰间缝满小灯泡，像把她的身体重新点亮。编剧在演后谈里说：“我们不想讲一个放荡女人的悲剧，只想问：如果百年前她有权说‘要’，也有权说‘不要’，故事会不会不一样？”

于是，新的叙事链成型—— 文学端：《海上花》十首诗被译成英文，收进纽约州立大学“早期华语女性欲望文本”课程，与张爱玲、聂华苓并列； 史学端：那本“非余之罪”私印成了研讨会海报主视觉，学者说，这是民国女性第一次把“罪”字盖回制度脸上； 家族端：余世安把曾姑母的印章捐给台山华侨博物馆，印章旁放着她18岁赴美留学的船票，观众终于看见“浪女”之前的模样——一个想读医学院的短发姑娘。

故事到这里，余美颜不再是“民国第一”任何标签，而是一块被反复打磨的透镜—— 透过她，我们看到百年前的小报如何把女性身体当印钞机； 透过她，我们看到司法如何用“风化”二字让女性闭嘴； 透过她，我们也看到今天的人如何用诗、用戏、用档案去替一个无法发声的人补递诉状。

所以，下次再听到“她睡过三千男人”这种顺口溜，你可以把这篇文章转给他，并附一句：数字是假，恐惧是真。恐惧的不是女人的欲望，而是女人居然把欲望写下来、说出来、印下来，让后来的人知道—— 原来百年前，就有人把灯点亮，只是被历史吹灭。 如今我们重新按下开关，不是为了神话她，而是为告诉自己： 当女人说“要”或“不要”时，世界至少该学会认真听，而不是先数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