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1日傍晚6点43分，香港中环文华东方酒店24楼，风不大，天色灰白。张国荣穿着米白色长袖衬衫，站在露台边，没喊，没挣扎，只是像卸下一件穿太久的外套那样，向前迈了一步。九个小时后，全港有6个人用同样方式离开——其中5个再没睁开眼。

那天下午五点多，经纪人陈淑芬坐在大堂咖啡室等他。约好了谈事，电话通了，声音很平：“你去门口等我。”她刚走到玻璃旋转门边，就看见一个人影从高处往下掉。太快了，连尖叫都卡在喉咙里。救护车拉走的时候，她攥着包带的手还在抖，指甲掐进掌心，没感觉。

字条是警方在他外套内袋找到的。开头是英文Depression，后面一行行写：“多谢各位朋友，多谢麦列菲菲教授……这一年来很辛苦，不能再忍受……我一生没做坏事，为何这样。”最后这句，他写了两遍。不是潦草涂改，是原封不动重复一遍——像在问天，也像在问自己。

其实早一年，他就塌过一次。2002年11月，在家里吞了安眠药。唐鹤德发现得早，打120送玛丽医院洗胃。这事没对外讲，连陈淑芬都是后来听唐先生亲口说的。两人就这么咬着牙撑着，一边吃药一边改剧本，一边见医生一边飞北京催批文，一边为《偷心》跑投资，一边瞒着所有人说“我挺好的”。

《偷心》这个本子，张国荣翻了快两年。北京宝石影业签过意向，但批文拖着，男主演来又走，场地定了又撤，连搭景的木料都运到横店了，又被叫停。王晶去年夏天在“晶哥大讲堂”里说，有个内地富豪，亲口答应投钱，张国荣信了，还跟剧组开了筹备会。结果临开机前一个月，人没了影，电话不接，微信不回，连律师函都石沉大海。“最后一根稻草”，王晶说得斩钉截铁。

可陈淑芬那边的说法是，《偷心》连立项都没走完流程。张国荣去世前半年，重心一直在《异度空间》上，拍戏节奏稳，访谈状态也好，根本不像在等一部随时会黄的电影。

两头说法，听着都像真的。一个陪他走过最后一百天的人，一个只合作过一场饭局的导演；一个字字有据，一个事隔二十二年才开口。你信谁？或者，你敢信谁？

2003年4月8日出殡那天，铜锣湾下着冷雨。有人举着1987年红馆演唱会的照片，纸被淋湿卷了边；有人跪在路沿石上磕头，额头蹭出血；唐鹤德全程没哭，只是把张国荣最喜欢的那条蓝色丝巾叠了三折，放进棺木左胸位置。

抑郁症不是想不开。它是大脑里的血清素断了线，是医生开药、病人扛着、媒体写“疯”、观众当八卦的五年沉默。张国荣到最后都没住院，怕人说他“精神失常”，怕演唱会DVD卖不动，怕唐先生难做人。他把病藏进西装口袋，把痛咽进红茶里，把梦留在未开机的胶片盒里。

现在，有人又把那个盒子掀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