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 墨

1985年出生于辽宁，代表作有《三大队》《唐探 1900》《误杀2》等。

“80后”导演创作谈

我最初并非以导演身份出道，而是演员。2004年，我考入中央戏剧学院，系统学习戏剧与电影。毕业后从事话剧和影视表演工作，随后逐渐从关注角色的内心，转向思考整部作品的结构与节奏。基于这样的兴趣，我开始参与电影项目的幕后工作，在成熟的工业化团队中积累经验，也逐步建立起对结构逻辑和类型机制的系统理解。相比“学院派、作者型导演”，我更接近在工业体系中成长起来的类型片导演。

“80后”这一代导演是在类型电影、商业工业体系逐步成熟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同时也经历了互联网时代的信息爆炸。这种环境让我们在创作逻辑上更加注重类型结构、节奏意识和观众沟通，而表达方式上也更加多元和融合。随着更多作品出现、更多类型被尝试，我们可能会逐渐形成一种兼具工业意识与个人视角的表达风格。但这需要时间，也需要持续的创作积累来验证。

对我个人来说，我更愿意把“80后”导演看作一个正在成长中的群体。我们既承接前辈打下的基础，也面临新的时代语境和观众需求。如何在传承与创新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可能是我们这一代创作者最重要的课题。

从我目前的几部作品来看，我很难用一个固定的类型来定义自己的创作方向。相对来说，我更偏向于人物驱动的类型电影——无论是犯罪悬疑、现实主义题材，还是系列化IP作品，我更关心的是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选择与变化。

之所以偏好这种创作方式，是因为类型电影本身提供了清晰的结构框架，而人物则赋予作品情感与厚度。对我来说，类型是工具，人物是核心。只有当两者真正融合，作品才会既具观赏性，也有情感共鸣。

比如《三大队》，这部作品给我带来的最大惊喜，是观众对情感层面的认可。很多反馈并不是停留在情节层面，而是对人物命运的共鸣。这让我更加坚定：真正打动人的，永远是人物。同时也让我意识到，创作不必急于展示技巧，而是要学会克制。越是复杂的故事，越需要简单而清晰的表达。这种经验也会影响我未来的创作方向，无论拍什么类型，我都会更关注人物的真实与情感的分量。

目前，我正在筹备一部科幻题材作品，这也是我现阶段非常想探索的类型。科幻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方向。它既需要扎实的工业支撑，也需要对未来想象的建立，更重要的是，在宏大的设定之下，依然要找到能够打动人的情感核心。我希望这部作品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升级，更是一种关于人、关于爱、关于希望的全新表达。

现在电影行业竞争依然激烈，特别是对资金、资源和市场认同的压力，仍然让创作者们面临不少挑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首先要坚定信心，夯实基本功后大胆去做，不要停留在脑海和文件，要勇敢迈出第一步。遇到一个各方面都极其满意的项目自然完美，但概率极低，导演需要坚持表达，亦需要懂得取舍，市场风云变幻，很多东西需要去做了，才知道对错，适不适合，不要怕犯错，要勇敢前进。创作从来不是一条坦途，这过程中的点点滴滴都是千金难换的丰富经验。

其次是始终保持学习的心态，尤其是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创作手段、技术和观众需求都在不断变化。同时，我们需要有清晰的自我认知和定位，明确自己想要讲什么故事、传递什么情感，拒绝盲从。对我来说，如果可以承担试错的成本，我也希望能勇敢尝试，给观众带来一些新的东西。

最后，保持对电影的热爱和坚持，这是我们在面对各种挑战时最强大的动力。

年轻观众的流失是当前电影市场一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一方面，随着娱乐形式日益丰富，年轻观众的选择更加多元，短视频、流媒体、游戏等都在分流注意力；另一方面，观影行为本身需要时间成本，影院体验的决策门槛相对更高。这些都客观影响着观众。

在我看来，吸引年轻观众，核心并不在于简单迎合，而在于真正理解他们的兴趣和表达方式。年轻一代成长于信息高度开放的环境，他们更关注节奏、真实感和情绪共鸣，也更习惯快速而高效的叙事体验。电影是一种沉浸式艺术形式，它的优势在于集体观看带来的情绪放大与体验感。

面对各种冲击，中国电影要更好地提升作品质量，保证内容的完成度和创新性；加强工业体系建设，维护稳定的制作环境；保持对年轻观众的开放态度，理解他们的审美变化，而不是对抗。我们有着最包容和友爱的一群电影观众，我相信创作者全力以赴交出的好作品一定会得到观众发自内心的托举和支持，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也会继续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