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清相声的清门、浑门之争，我们都得先弄明白——相声这行当，到底是怎么诞生与发展的？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王公贵族家里养着一拨人，叫“俳优”。这词儿听着生僻，说白了就是专给皇上逗乐子的艺人。《史记·滑稽列传》里就记着俩牛人，一个叫优孟，一个叫优旃。

优孟这人最有名的事儿，是“优孟衣冠”。楚国宰相孙叔敖死后，儿子穷得砍柴为生。优孟知道了，就穿上孙叔敖的衣服，模仿他的言谈举止，练了一年多，学得那叫一个像。有一天楚庄王见了他，以为孙叔敖复生了，还要请他做宰相。优孟说，我得回去问问老婆。三天后回来说，我老婆说了，楚国宰相做不得，你看孙叔敖那么清廉，死后儿子穷得没饭吃。楚庄王一听，明白了，赶紧把孙叔敖的儿子召来封了地。

优旃更绝。秦始皇要扩大猎场，东到函谷关，西到雍县、陈仓，好几百里地。优旃说，好啊！多放点野兽在里头，敌人从东边来，让麋鹿用角顶他们就够了。秦始皇一听，笑了，这事儿就撂下了。后来秦二世又想把城墙刷上漆，优旃又说，好啊！漆城荡荡，敌寇来了爬不上来。就是漆城容易，可上哪儿找那么大的阴棚把漆晾干呢？二世也笑了。

这“俳优”，用的就是后来相声里那套——正话反说，拿笑话劝人。他们的本事，一个是“滑稽”，就是话赶话接得快，反应机敏；一个是“讽谏”，拿笑话讲正事儿。司马迁给了他们八个字的评语，叫“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轻描淡写的笑话，能把大麻烦给化解了。这，就是相声最早的魂儿。

到了唐朝有一个叫“参军戏”。这戏有两个角色，一个叫“参军”，傻乎乎的净干蠢事；一个叫“苍鹘”，机灵鬼专门戏弄参军。这不就是后来对口相声里的逗哏和捧哏吗？一个装傻，一个充愣，一个挖坑，一个埋人。有人考证，相声就是从参军戏发展、演变出来的。

宋朝《东京梦华录》里记载，北宋都城汴梁的瓦舍勾栏里，有“学像生”、“乔像生”的表演。“像生”就是模仿世间百态，学人说话、学人叫卖、学各种声响。“乔”是滑稽、虚拟的意思。

还有一叫“说诨话”。“诨话”就是趣话、笑话。

到了明朝，“像生”又变成“象声”，也叫“隔壁戏”。怎么个演法呢？拿个幔帐一围，演员躲在里头，学各种声音。《红楼梦》第三十五回里，薛蟠惹恼了妹妹宝钗，赔不是时说“你不用做这些象生儿了”，就是指这种逗乐的表演。这叫“暗相声”。后来把幔帐撤了，摆张桌子，演员站在后头学各省方言、各行各业的吆喝，就叫“明相声”。从“象声”到“相声”，就差一个字儿了。

可这些都还只是“源”，不是“流”。真正把相声变成一门行当、立下规矩、收徒传艺的，得到了清朝道光、咸丰年间。

张三禄，北京人，艺名“管儿张”，本来是说八角鼓的丑角。这人有两大本事，一是“当场抓哏”，见景生情随机应变，不用死套子；二是“暗春”使得好，被誉为“暗春泰斗”。后来因为脾气古怪，跟人合不来，赌气撂地卖艺，把自己的玩意儿改名叫“相声”。云游客写的《江湖丛谈》里说，他以说、学、逗、唱四大技能作艺，在当时名气大得很。清朝人写的子弟书《随缘乐》里有句话：“学相声好似还魂张三禄”。您听听，那时候“相声”这词儿已经叫开了，张三禄就是见于文字记载的头一位。

可张三禄虽然能耐大，却没有收徒传艺，形不成门派。真正把相声这杆大旗立起来的，是他的徒弟——朱绍文。

朱绍文，艺名“穷不怕”，道光九年（1829年）生人。这位爷厉害，本是学戏的丑角出身，后来又迷上了张三禄的相声，尊张三禄为师。他的艺名来自手里那两副竹板，上头刻着诗句，一副写“满腹文章穷不怕，五车书史落地贫”，另一副写“日吃千家饭，夜宿古庙堂，不做犯法事，哪怕见君王”。他家门上还贴着一副对联：“无时不怕穷经皓首，力(励)精食(矢)志朱紫著身”。这气派，您说他是个说相声的，倒像个落第的秀才。

穷不怕的本事，一是在地上撒白沙子写字，一边写一边唱，这叫“沙书”。二是在模仿口技的基础上，掺进故事，发展出单口相声、对口相声、三人相声，让相声成了一个独立的曲种。三是最关键的——他收了徒弟，立了规矩，有了师承。

穷不怕收了四个徒弟：贫有本、富有根、徐有禄、范有缘。这就是相声的第二代。其中徐有禄这一支，后来传到了焦德海、李德钖（万人迷），再传到张寿臣、常连安、马三立，再传到刘宝瑞、侯宝林，再传到马季、侯耀文，再传到姜昆、冯巩、郭德纲。如今您能想到的相声名家，往上倒八辈儿，全都能归到朱绍文门下。

跟朱绍文同时的，还有两位人物。一位叫阿彦涛，是满族旗人，原本是清门票友，后来“下海”拜在朱绍文门下，朱绍文以师兄待他。一位叫沈春和，原是评书艺人，也拜了朱绍文。这三人在北京各立门户，被称作朱、阿、沈三大流派。从这儿开始，相声行当就算正式开宗立派了。

这，就是相声的根儿。

有了这个根儿，才有了后来的清门、浑门之分，才有了那些江湖恩怨、门派之争。

在清朝晚期，相声这个行当里，其实分着“三六九等”。那时候说相声的，有两拨人，一拨被称作“清门”，另一拨被唤作“浑门”。

混迹于市井街头、天桥地摊的“平地抠饼”，说白了就是撂地卖艺，指着地上的白圈儿，凭一张嘴挣钱糊口，这是“浑门”。

出入的是王公府第、大小宅门，在堂会里头表演，而且表演的人还不是专业艺人，大多是八旗子弟、有头有脸的票友，这叫“清门”。

清门的“清”，说白了，就两点，一是“清高”，二是“清雅”。

为啥清高？因为说相声的人身份不一般。这帮人大多是满族的旗人子弟，甚至还有在内务府当差的。人家不指着这个吃饭，家里有铁杆庄稼，月月按时领皇粮。说相声，纯粹是好这一口，玩票。往大了说，这叫有艺术追求，往小了说，就是找乐子。他们打小进过私塾，读过四书五经，肚子里有墨水，搁现在个个都是文化人。所以，他们表演的相声，词儿讲究，文绉绉的，不掉价。说的内容也多是引经据典，比如《对春联》、《八大改行》、《文章会》、《夸住宅》，这些段子里头藏着学问，透着雅致，包袱抖得也脆生，但不带脏字，被后世称为“文哏相声”。

有这么一位代表人物，叫恩绪，也就是后来相声大师马三立先生的外祖父。这位爷可是个全才，八角鼓、太平歌词样样精通，据说当年给慈禧老佛爷演唱，得了赏赐，这才有了后来太平歌词用的御子板。恩绪先生本是旗人，家道中落后才“下海”成为职业艺人。但他骨子里那股“清”劲儿还在，收的徒弟、教出来的学生，个个都是好角儿。他尤其偏爱一个叫马德禄的年轻人，不光因为这人艺术好，更因为人品端正，恩绪愣是打破门户之见，把闺女嫁给了他。这马德禄，就是马三立的父亲。您看，这“清门”的传承，是不是透着那么点大家闺秀的意思？

还有一位奇人，叫钟子良。这位爷更绝，本身在内务府任职，正经的公务员，却痴迷相声。他碍于身份，一辈子没拜师，但跟朱绍文、恩绪这些大家都有过从。他创作的那些段子，比如《卖五器》、《八大改行》，那可真是不朽的经典。您想啊，一个内务府的官员，亲眼见过宫里头的奇珍异宝，亲身经历过八国联军进北京的乱世，他笔下的“八大改行”，写的是艺人改行、买卖倒闭，那字字句句，都是对那个时代的辛辣讽刺，但又透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所以清门相声，就像是相声界的“贵族”，他们带来的是品位，是文化，是把相声从单纯的插科打诨，提升到了一门能够登堂入室的语言艺术的高度。

而“浑门”这个“浑”字，初听好像有点骂人的意思，其实不然。这里的“浑”，更多的指的是“浑金璞玉”的那个浑，代表着一种原始的生命力，一种混杂着泥土气息的野性。

“浑门”的艺人，没有皇粮可吃，没有背景可依，一家老小的嚼谷，全指着地上一圈白沙子。他们打小在天桥、鼓楼一带“画锅”撂地，见惯了人情冷暖，尝遍了世态炎凉。所以，他们的相声，不像清门那么文绉绉，而是直来直去，甚至带点“糙”。内容呢，也多是老百姓身边的事儿，家长里短，柴米油盐，带点颜色，带点伦理哏，怎么可乐怎么来。用行话说，这叫“把点开春”，得看人下菜碟。

在“浑门”艺人看来，什么文雅不文雅的，能逗乐观众，能让观众把兜里的钢镚儿扔出来，那才是真本事。他们的表演手段也丰富，说学逗唱，插科打诨，甚至带点动作感和夸张性，热闹得很。也正因为如此，浑门相声的生命力极强，始终是相声演出的主流。

其实清门浑门之争，争到最后，争的还是饭碗。

清朝末年，局势动荡，那些有铁杆庄稼的八旗子弟，日子一天不如一天。朝廷的俸禄发不下来，坐吃山空，怎么办呢？有些人就把主意打到了自己的“玩意儿”上——既然说相声能逗人乐，能不能拿这个换钱？

这就是“清门下海”。

可这一下海，问题就来了。原来清门是票友，不指着这个挣钱，说不说都行。现在要靠这个吃饭，那就得跟浑门抢饭碗了。

浑门艺人什么反应？当然不乐意。你们清门不是清高吗？不是看不上我们这些撂地的吗？怎么现在也跑来抢饭吃了？再说了，你们那些文绉绉的段子，拿到天桥来，观众听得懂吗？听得进去吗？

可清门也有清门的道理。我们这些段子，虽说雅一些，可也不是没人听。再说了，我们肚子里有墨水，能编新段子，你们那些老活儿，翻来覆去说了多少年了，观众也腻了，凭什么不能让我们来？

这两拨人，就这么明里暗里地较上劲了。

可较着较着，两拨人发现一个事儿——谁也离不开谁。

清门的段子，确实文雅，但有时候太过文雅，缺乏烟火气。浑门的表演，确实火爆，可有时候太过粗糙，缺那么点儿回味。

更重要的是，清门有创作能力，浑门有表演经验。清门能编出新活儿来，浑门知道怎么把这些活儿使出来能让观众买账。这两样东西，要是能合到一块儿，那该多好？

于是，就开始有了交流。

有一个段子，最能说明这个事儿——《大保镖》和《文章会》。据说这俩段子原本是一个，叫《保镖》，是浑门的活，比较粗糙。后来经过清门艺人的加工，把前面的垫话给提炼出来，单独成篇，就成了文雅至极的《文章会》，而后面那段武的，就演变成了《大保镖》。这一文一武，相得益彰。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咱们之前聊过的李德钖。这个人太厉害了，他既是恩绪（清门）的徒弟，又是徐有禄（浑门）的徒弟，一个人身上流着两派的血。所以他的活儿，既有清门的文雅，又有浑门的火爆，两边的长处都让他占了。

李德钖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他用自己的本事，让两边的人都没话说。清门的人听了他的活儿，觉得这词儿讲究，不俗；浑门的人看了他的表演，觉得这劲儿足，有味儿。他就像一座桥，把两边给连起来了。

到了民国，清廷彻底没了，旗人的铁杆庄稼也彻底断了。那些原本玩票的清门票友，不得不彻底“下海”，成为职业艺人。这一下，清门和浑门，就彻底坐在了一条板凳上。

这时候再争什么清门浑门，已经没有意义了。大家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都得指着观众赏饭吃。

可是，合流之后，也有一些老观众觉得，味儿变了。

清门的段子，被浑门的艺人拿来使，有时候使着使着，就变了味儿，没那么文雅了。浑门的活儿，被清门的艺人加工过后，有时候也少了那么点儿野生的劲儿，没那么火爆了。

这就像两条河汇到一块儿，水是多了，可哪条河原来的味儿，也没了。

不过，话说回来，这事儿也未必是坏事。相声这门艺术，要是一直分着两派，各说各的，没准儿早就断了一枝。正是因为合流了，两边互相借鉴，互相融合，才有了后来那么多流传至今的经典段子，才有了相声这门艺术的繁荣。

到了1940年代，侯宝林先生在天津演出，给自己立下规矩，坚决不说荤段子。北京的启明茶社，门口更是立着“文明相声”的牌子，欢迎妇女儿童进场听相声。这时候，再说什么清门浑门，已经没有意义了——大家说的，都是“文明相声”。

“清门”和“浑门”这两个带有旧时代色彩的名词，也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