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博物馆里，静静悬挂着何志铭导演的照片。他1971年入厂，最先岗位是职工食堂帮厨。

半个多世纪后，这个名字已然与西部电影荣光、陕北文化的影像书写紧紧连在了一起。这就是何志铭，国家二级导演，一个从陕北榆林古城走出的“苦人”，一个用一生践行“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电影守望者。

从灶台帮厨到导演行当：完成他的人生，一个“伙夫”的逆袭。1971年九月，19岁的何志铭揣着对电影最懵懂的憧憬，踏进了西影厂的大门。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食堂剥葱切菜。彼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围着菜案转的陕北后生，日后会成为西部电影史上绕不开的名字。

“人这辈子，总不能只困在一个岗位上，除非你愿意，平庸度过一生”这句话，何志铭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却用整整几十年时间，将它刻进了自己的骨血里。

因早年家贫辍学，他把在西影的每一寸时间、空间都变成了课堂。周末，他往往花五分钱，在雁塔公园，一个人读唐诗宋词。或是把自己关在单身宿舍里啃完一本本中外电影书籍，三十多本摞起来半人高的读书笔记，密密麻麻写满心得与思考。

影院放映时，他躲在黑暗里座位上，像一块干涸的海绵，拼命吸收着镜头的调度、台词的节奏、光影的变化。在拍摄现场摆弄道具物件的间隙，他悄悄观察导演排戏，在心里一遍遍推演场面调度的逻辑。那些年，他是西影厂最“不安分”的道具工，但他也是最用功的“旁听生”。

那时西影厂学习气氛很浓，他家中常聚着一群电影人热烈讨论剧本与镜头，那里是著名的“电影爱好者俱乐部”。何志铭家往往是西影人沙龙，他们不厌其烦地反复咀嚼每一个关于电影的情节、意境。

吴天明与何志铭

正是这份近乎执拗的求知欲，让他在十年道具生涯、参与十多部影片摄制的积累之后，终于一步步叩开了主创团队的大门。从食堂灶间的袅袅炊烟，到导演岗位上的厚重担当，何志铭用半个世纪的光阴，写下了中国电影史上罕见的“从帮厨到国家二级导演”的神话。

镜头里的黄土魂：与路遥的知音之缘。何志铭的镜头，始终紧系着陕北的根脉。而他与著名作家路遥的深厚情谊，则成为他创作生涯中一段动人的佳话。

1991年6月，何志铭与西安电视台编辑毛安秦，摄像闫军平合作，在铜川、长安县、和陕西作协，拍摄路遥十余天。那时的路遥，刚刚凭借《平凡的世界》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却依然保持着最朴素的生活姿态。

何志铭用“白描式”的镜头，完成纪录片《路遥一个普通劳动者》。也摄录了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开篇和结尾的独家原声，路遥浑厚的陕北口音读出那段后来被无数人铭记的文字；有作家蹲在与乡邻拉家常时憨厚的笑容；也有他在煤矿体验生活时，双手沾满煤灰、与矿工在一起的真实身影。

没有刻意的渲染，没有华丽的旁白，何志铭用最质朴的影像语言，还原了一个最真实的路遥。

1991年6月路遥与何志铭 铜川返西安路上

路遥去世，按照陕北人习惯，作家航宇发起，1993年10月他俩亲密合作，又拍摄完成3集1小时长度的纪录片《路遥》，这是第一次以路遥名义冠名的纪录影片，因为真实地使用了生前他们合作拍摄地路遥画面，又保存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陕北人地风貌以及路遥父母、养母形象和用了三段路遥原声而特别弥足珍贵。

他历经艰难，为纪念路遥一周年1993年11月17日赶时间，连续工作十四个昼夜，伏案打盹，烟头烧着大衣袖口自己都不知道。

这部作品不仅成为研究路遥不可替代的珍贵文献，更被业内赞为“中国纪录片史上的质朴佳作”。

有评论家说，何志铭拍路遥，是因为他懂路遥——他们都从黄土地上走来，都懂得什么叫“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而这句话，用来形容何志铭自己，再恰当不过了。

为黄土地立传：一个电影人的文化使命。何志铭常说：“不懂陕北民歌，就抓不住这片土地的魂。”

于是，他的镜头里总有旋律流淌，让黄土地的悲欢顺着信天游的调子，唱进观众心里。

电视连续剧《半个红月亮》、《模范张民办》《到一斗谷当村长》到纪录片《陕北父老》、《陕北是个好地方》，他以数十年的时间跨度，记录下黄土高原从“黄尘漫卷”到“绿意遍野”的伟大的生态变迁。

信天游、安塞腰鼓、陕北说书……这些民俗符号在他的镜头下不再是孤立的元素，而成为叙事里跳动的脉搏，成为这片土地活着的灵魂。

在拍摄纪录片《李鼎铭先生》时，何志铭大胆融入故事片的叙事手法，凭早年积累的美工功底真实地还原历史场景，让远去的历史人物有了鲜活的质感与温度。

《李鼎铭先生》一片，何志铭孤军作战，六十多个日日夜夜，在米脂、延安实拍，前后折腾四年，冬天大雪封山，往往上山容易下山难，他将自己军大衣铺路下，才免于车祸。

他坚持“吃尽最大苦头，拍出最好的影片”的信念，米脂山地陡峭，他往往要爬在地下看监视器！

不知吃多少苦，完成了这部从清末到民国和建国初的真实历史描写影片。三集投资费用，他完成了八集的长度，成为影视界少有的“苦行僧”式导演。

在拍摄《东方红》和《想起男人背地里哭》电影时，为追求真实，在延长县黄河与延河交汇处“天尽头”的地方拍片，离延长县城九十公里，翻过五座大山。

冬夜拍下雨，棉衣服淋透，全冻成盔甲式，哗哗地响。他在延长一拍完大部分外景，长途驱车，不辞辛苦到靖边拍三边情节。他以为劳累只是一时的，而电影则要永远留下了，要经得起时间考验，必须吃尽天下苦头而不惧。

为追求艺术真实，《东方红》决心在佳县拍，远离延安投资方，又是孤军作战，住老乡土炕，蹲乡下茅厕，枣刺刺破耳垂又被枣刺划破流着脓。捂着耳朵，硬是忍着剧痛工作，在寒冬里，为避开绦色，追求历史年代感，将《东方红》这首伟大的陕北民歌，在它的真实发生地完成了拍摄，这是他一生获奖最多的影片。

他还用镜头为家乡榆林立传。《梦回榆林》贯通历史、现在与未来，艰苦之状，笔墨难描，本着好事就是难事的至理，默默承受，克难制胜，此片获有关部门多次赞赏。

与榆林著名文化学者李春元先生合作完成《梦回榆林》后，他俩再度携手，拍摄第一部反映榆林中学，光荣革命传统，影响“两点一存”的纪录片《榆中星火》，反响巨大。

为了挖掘榆林的历史文化，他呕心沥血，不遗余力。他曾说：“好事皆为难事，名人多是苦人。”而他自己，恰恰就是一个不怕困难、勇往直前、吃苦耐劳、勇于担当的陕北汉子。

西部电影的守望者：为时代存照。作为西部电影的亲历者与传承者，何志铭从未停下回望与记录的脚步。

他主编《西影44年》，将西影的峥嵘岁月沉淀为厚重的文字；担任《西部电影16部》编委，编辑完成了《西部电影中的民歌民谣》，下了大功夫。为纪念中国电影百年，他带摄制组走访五十多位老电影人，拍出十集大型文献纪录片《大话新西部电影》，完整地再现了西部电影从崛起到辉煌、从探索到传承的全过程。

《西影44年》主编 何志铭

此片成为今天的西影人，走向未来的参考片。在他看来，“西部电影的魂，在于扎根土地的创新”。他镜头里的路遥如此，他镜头下的西影亦如此。他自己也以半生坚守，践行着这份“把根扎在黄土里”的工匠精神。

如今，何志铭先生已成为陕北榆林乃至西北地区著名的影视专家和文史专家。但他依然保持着陕北汉子那份质朴与谦逊。

他常说，电影的核心，就是用镜头讲好一个有温度的故事。而他自己的故事，却本身就是一部有温度的传奇。

从灶台边烟气蒸腾，到银幕之上陆离的光影；从道具室里的细碎打磨，到导演岗位上的厚重担当——何志铭用半个世纪的毅力坚守，为黄土高原的文化与变迁，立起了一座沉甸甸的影像丰碑。

他的镜头里，装着陕北的风——裹着信天游的悠扬，带着黄土地的温度；藏着西影的魂——承着西部电影的风骨，记着光影筑梦的赤诚；更凝着一个电影人对初心最纯粹的坚守。

这份坚守，恰似黄土高原上扎根数十年的老榆树，不喧哗，不张扬，却在时光的冲刷里愈发苍劲，用沉默的力量，撑起一片属于光影与土地的长青天地。

他说过：“真正的艺术从不是悬于云端的空中楼阁，而是要在黄土里扎下深根、在岁月里反复淬炼、在热爱里灼灼燃烧。”何志铭做到了。他用一生，为这句话写下了最滚烫的注脚。

杨子江

2026年3月30日

本文作者:杨子江玉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