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94版《三国演义》里的曹操，过了三十年还能让人念念不忘？ 那个眼神里藏着三分狡黠、七分霸气的枭雄，怎么就成了一代人心中的“本尊”？

说起这个，就不得不提塑造了这个经典形象的演员——鲍国安。

1946年，他出生在天津。

1960年，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到学校挑选儿童演员，13岁的鲍国安因为长得浓眉大眼，被一眼相中，出演了《少年英雄刘文学》。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13岁，就算是参加革命工作了。 ”

但你可能不知道，这位后来在荧幕上挥斥方遒的“曹操”，在18岁那年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决定。

196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到天津招募干部，鲍国安听说后，热血澎湃，主动请缨入疆。

他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来到新疆伊犁，被分配到农四师五〇农场。

住的是简陋的地窝子，吃的是苞谷馍馍和萝卜咸菜，每天还要参加插秧、灌田等繁重的农垦活动。 年轻的鲍国安没有退缩，反而觉得这是历练自己的好时机。 他在兵团一待就是五年，这段经历后来被他视为人生的宝贵财富。 他自己回忆说：“尽管我在农四师只工作了五年，却学到了很多东西。 没有那段生活，我是考不上中央戏剧学院的。 ”8年，全国恢复高考，鲍国安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 因为品学兼优，毕业后他留校任教，成为中央戏剧学院的一名教授。 1982年，他主演了个人首部电视剧《水浒传》，饰演宋江一角，正式进入演艺圈。

真正让鲍国安迎来演艺生涯巅峰的，是1990年。 那年的一个秋天，在中央戏剧学院的一间教师宿舍里，鲍国安局促不安地等待着《三国演义》剧组前来选角。 当大名鼎鼎的王扶林导演出现在他面前时，两人畅谈了半小时。 第二天，王导就打来电话：“曹操，就是你了。 ”

为了演好曹操，鲍国安下了苦功夫。 他不仅精读剧本，还跳出剧本框架，不拘泥于传统表演方式。 他曾专门写过几篇文章，表达自己对曹操的理解。 他认为，要抓住曹操机智多变、性格多变和多疑这“三多”。 在表演上要大度、自然，同时在忠于原著和服从导演总体构思的前提下，深入挖掘人物内心，寻找自己独特的感受和体验。

鲍国安特别研究了曹操的笑。 在他看来，年轻时的笑大多体现着不拘礼节、自负、无所顾忌以及强烈进取的个性；中年时的笑充分展现着意得志满、乐观高傲的情怀；晚年时的笑则更多了一种高深莫测和诡诈。 据他所说，曹操在赤壁之战后的一次大笑，他就研究了半个月之久。

1994年，央视版《三国演义》播出，鲍国安饰演的曹操迅速征服了亿万观众。

他打破了传统“白脸奸臣”的脸谱化塑造，以“人性化”为钥匙，精准诠释了这位乱世枭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复杂特质。

凭借这个角色，鲍国安在1995年一举斩获第1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男主角奖和第1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男演员奖，成为双料视帝。

拍摄《三国演义》的四年间，条件非常艰苦。 鲍国安几乎一年四季都在剧组里拍戏，当时因为经费问题，整个剧组的演员工资都比较低，他作为主演，工资才几十块。 有一次，盛饭的剧务误以为鲍国安只是个群众演员，看不起他，本来盛了几块牛肉，结果手一抖，把肉全都给抖掉了。 鲍国安拿着盒饭气冲冲地找到担任剧组组长的张光北抱怨：“光北，这饭你让我怎么吃啊？ ”这件事后来以剧务被开除告终。

鲍国安的敬业精神在圈内是出了名的。

早在1983年，为了在电影《山下是故乡》中塑造农民常茂这一角色，他主动要求提前体验生活。 剧组提前一个月把他一个人“下放”到湖南攸县的一个深山，住在老乡家里。

鲍国安身上被跳蚤都咬烂了，什么农活都干过。

这部电影拍了半年多，回家后儿子都差点没认出他来。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是天津？ 为什么天津能走出鲍国安这样“戏比天大”的表演艺术家？ 这就要从天津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基因说起了。

天津素有“曲艺之乡”的美誉，曲艺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

天津地处华北平原东北部、海河流域下游，东临渤海，北依燕山，是重要的水陆码头和商业重镇。

早在明清时期，天津人口流动频繁，南北文化在此交融碰撞，为曲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

不仅孕育出天津时调、天津快板等诸多具有本土特色的曲种，也让相声、评书、单弦、梅花大鼓、西河大鼓等在这里得以兴盛和发展。 同时孕育了众多大师级曲艺代表人物，如相声大师马三立、京韵鼓王骆玉笙、快板书大师李润杰、天津时调大师王毓宝等。

天津时调是天津曲艺中最具代表性的曲种之一，其表演形式为一人或二人执节子板站唱，另有人操大三弦和四胡等伴奏。 它由明清俗曲传入天津，融合了当地社会流行的民歌小调、俗曲和曲牌等，其内容雅俗兼得，唱腔明亮欢快，与津派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天津独特的文化景观。

1953年，经过王毓宝改革的天津时调《摔西瓜》在天津工人剧场首演获得空前成功，全国各地的曲艺同行纷纷来津学习观看。 正是在这一年，经过王毓宝改革创新的时调曲种被正式命名为“天津时调”。 王毓宝先生不无自豪地说：“这个曲种过去就叫时调，不叫天津时调。 现在为嘛叫天津时调呢？ 是说咱这个曲种就是天津的趣味、天津字儿、天津味儿，咱就叫天津时调吧。 ”6年，天津时调被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近年来，天津着力打造街巷转角“城市剧场”新舞台，通过“街角有戏”等模式，让天津时调等曲艺表演深度融入城市地标，吸引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2023年，天津在全国首创双层“移动相声剧场”，将舞台搬至观光巴士，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

除了时调，相声在天津的发展更是如鱼得水。 天津虽然不是相声的故乡，但的确是培育相声成长发展的一块沃土。 天津市民喜爱相声，相声也为天津市民带来更多的欢乐与笑声。

津派相声以方言幽默和“现挂”（即兴发挥）为特色，张寿臣、常宝堃、马三立、侯宝林等在此成名。 马三立先生创造的“马氏相声”独树一帜，他的表演风格以“冷面滑稽”著称，善于刻画小人物，语言幽默含蓄，耐人寻味。

京韵大鼓在天津也有深厚根基。 京韵大鼓又名小口大鼓，该曲种前身原是怯大鼓，后经钟万起、于德逵等人的改革，将唱词改为京口上韵，腔调翻新，变为京音大鼓。 二、三十年代以后，男女艺人如雨后春笋，进一步确立了京韵大鼓在曲艺中位居冠首的地位，并形成了以刘宝全、白云鹏、张小轩为代表的三大流派。

刘宝全曾从天津老艺人王庆宏学艺，加之他个人的天赋与勤奋，使他成为京韵大鼓一代巨擎，并有“鼓王”之称，蜚声曲坛50年而不衰。 白云鹏多演子弟书，其艺术特点以小、俏、细著称，独树一帜。 张小轩风格粗犷沉着，气力充沛，如长江之水一泻千里，在唱段收尾时戛然而止，使人感到余韵不绝，别具一格。

以后又有女艺人小彩舞（骆玉笙）崛起于鼓坛，她根据自身特点，兼容刘、白等人之长，创出了自己的艺术风格，特别在低音方面吐字真切，声腔清楚，为一般女艺人所不及。 小彩舞因此成为曲坛女鼓王，执天津曲坛牛耳三、四十年之多。 骆玉笙现为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仍偶尔登台献艺。

西河大鼓传入天津较早，以郝民一派独占，一致有天津西河大鼓为郝民家传之说。 由于西河大鼓所唱多为“蔓子活”（连台本），如《杨家将》、《施公案》等，因此很吸引观众，二、三十年代在东兴市场、河北鸟市、地道外、新大路等地都有固定观众捧场。

其中女艺人马增芬于1936年所唱的《绕口令》一曲，风靡津沽，妇孺皆唱，有如今日的通俗歌曲，想必当年西河大鼓也会有一支强大的追星族出现。

天津曲艺的繁荣，离不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众多的演出场所。 曲艺在天津最繁盛时期，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 当时天津不算在南市、广开、三角地、鸟市、谦德庄、地道外等处“撂地”的，有曲艺演出场所30余所，其中主要集中在南市，如燕乐升平、畅春园茶艺社等；旧城厢，如福仙茶园、大观楼等；日法租界天津曲艺各大商场，如中原公司游艺场、天乐茶社等。

曲艺在天津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当时人们把看曲艺表演叫作看“杂耍”。 由于天津人文地理环境因素，旧时有许多天津人喜欢曲艺。 从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之后，天津就成了京都门户水陆要冲，有着九河下梢的地理位置和五方杂处的人文环境，于是就形成了天津人所特有的市民文化，而最具特征的市民文化当数曲艺了。

清道光初年的《津门百咏》里，就有“戏园七处赛京城，纨绔逢场各有情，若问儿家住何处，家家门前有堂名”这样的竹枝词。

天津人热爱曲艺，也很会欣赏曲艺，因此使曲艺艺术得到发展，同时也使一些演员在天津曲艺舞台上崭露头角并走红。 像著名的相声演员小蘑菇就是在天津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曲艺舞台上活跃着一大批各个曲种、流派的代表人物，如京韵的刘宝全、更姑娘、骆玉笙等；梅花的金万昌；单弦的荣剑尘；河南坠子乔清秀；评书陈士和、顾存德、姜存瑞等；相声就更多，如李德饧、马三立、侯宝林、张寿臣等，当时天津曲艺人才济济，举不胜举。

这种深厚的曲艺文化底蕴，不仅培养了专业的曲艺人才，也为其他艺术门类输送了大量优秀演员。 除了鲍国安，从天津走出的影视明星名单长得让人惊讶。

陈道明，1955年4月26日出生于天津市，祖籍浙江省绍兴市，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1971年，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去陈道明所就读的十二中招生，朋友们把陈道明押到考试所在地的宣传队。 他不想面试却被评委老师选中，进入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学习舞台剧表演。

1989年，陈道明凭借电视剧《末代皇帝》获得第7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男演员和第9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男演员奖。 1990年凭借《围城》获得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第三届学会奖，全国制片厂第二届优秀电视剧评选最佳男主角奖，第十一届飞天奖最佳男主角奖。

张国立，1955年1月17日出生于天津市，毕业于成都铁二局文工团学员班。 他凭借《康熙微服私访记》、《金婚》、《一九四二》等作品获金鹰奖、百花奖、金鸡奖等多项荣誉。

冯巩，1957年12月6日出生于天津市，现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曾多次登上央视春晚，代表作《巧对影联》、《笑谈人生》等。

蒋雯丽，1969年6月20日生于安徽蚌埠，籍贯天津市。

1999年，参演《牵手》夺得第19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最佳女演员奖、第17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女演员奖。 2007年，凭借电影《立春》，夺得第2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

刘欢，1963年8月26日出生于中国天津市，中国内地流行乐男歌手、词曲作者，音乐制作人、音乐教育者。 他是中国内地第一批能用电脑作曲、编曲和制作的音乐人之一。

赵丽蓉，1928年生于天津，中国评剧及小品表演艺术家，代表作《花为媒》、《杨三姐告状》、《西游记》（车迟国王后）以及春晚小品《如此包装》、《打工奇遇》等。 她是天津籍演员中唯一获得东京国际电影节影后殊荣的艺术家。

郭德纲，1973年1月18日出生于中国天津市，德云社创始人。

他以传统相声为基础，融入现代元素，让相声这门艺术重新焕发生机，培养了众多优秀的相声演员。

毛晓彤，1988年2月16日出生于天津，代表作有《甄嬛传》、《三十而已》、《以年为单位的恋爱》等。 她凭借扎实的演技和甜美的形象，塑造了多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张碧晨，1989年9月10日出生于天津市，华语流行乐女歌手，毕业于天津外国语大学。 2014年，她获得浙江卫视歌唱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第三季》年度总冠军。

胡先煦，2000年8月17日出生于天津市，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

他在《小别离》、《琅琊榜之风起长林》等作品中表现出色。

这份名单还可以继续列下去：刘亚津、任重、张萌、郭麒麟、宋祖儿、常远、张云雷、黄志忠、张桐……天津籍的演艺明星几乎涵盖了老中青三代，横跨影视、曲艺、音乐等多个领域。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天津能成为艺术人才的“高产田”？ 除了前面提到的曲艺文化底蕴，还有几个因素不容忽视。

天津作为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历史上就是南北文化交融之地。 明清时期，天津是漕运枢纽，各地商贾云集，带来了不同的文化习俗和艺术形式。 这种开放包容的环境，让各种艺术都能在这里找到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天津人特有的幽默感和语言天赋，也是培养艺术人才的重要土壤。

天津方言以其独特的发音和丰富的词汇而闻名，天津时调中大量运用了天津方言的特色词汇，使其具有浓郁的地方风味。

如使用“倍儿”、“哏儿”等极具天津方言特色的词汇，生动地展现出说话者畅快、兴奋的情绪，独特的语言韵律感增强了天津时调的艺术感染力。

天津俗语和歇后语是津派语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生动形象、幽默风趣，具有很强的表现力。 天津时调善于运用这些俗语和歇后语，使唱词更加富有生活气息和趣味性。 “嘛钱不钱的，乐呵乐呵得了”这句广为流传的天津俗语，就常常出现在天津时调的唱词中，简单的话语中蕴含着天津人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

天津的艺术教育机构也为人才培养提供了平台。 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成立于1951年，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成立的话剧院团之一。 这里不仅培养了鲍国安、陈道明等表演艺术家，还排演了《雷雨》、《日出》、《茶馆》等大量经典剧目。

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等高等艺术院校在天津的招生，也为有艺术天赋的年轻人提供了深造的机会。

很多天津籍演员都是通过这些渠道进入专业院校学习，最终走上演艺道路的。

天津的市井文化和生活气息，为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天津的茶馆、戏园子、小吃摊，都是观察生活、体验人生的好地方。 这种浓郁的生活气息，让天津籍演员在塑造角色时，往往能更加贴近生活、更加真实自然。

回到鲍国安的故事。 1994年《三国演义》播出后，鲍国安饰演的曹操成为了难以超越的经典。 但很少有人知道，为了这个角色，他付出了多少。

在《三国演义》剧组，鲍国安不仅是演员，还是“曹操研究专家”。

他撰写的《电视剧“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创作手记》发表在《中国电视》杂志1994年第3期，详细记录了他对曹操这个人物的理解和塑造过程。

在这篇创作手记中，鲍国安写道：“我饰演的曹操年龄跨度为39岁至66岁，年龄与性格的发展要把握好，这是很重要的。

要赋予古人以新的生命，必须以现实主义的表演为根基。

”

他认为曹操这一人物的基本风貌是豪放，表演上忌拘谨。 “曹操个子不高，但男性雄风十足。

”要抓住曹操机智多变、性格多变和多疑这“三多”。

在表演上要大度、随意。 在忠于原著及服从导演总体构思的前提下，努力开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寻找到自己对人物独特的感受和体验。

毛宗岗称曹操为“自古奸雄第一奇人”，鲍国安认为文章要做在“奇”字上。 曹操的机敏、聪慧，诗人的气质与豪放的情怀和他的多疑、诡诈以及残忍对立统一地有机结合，构成了独特的“这一个”，奇亦奇在此处。 不能简单和概念化地演其“奸”，那是注定要失败的。

鲍国安特别研究了曹操的笑。 年轻时的“笑”大多体现着不拘礼节、自负、无所顾忌以及强烈进取的个性；中年时的“笑”充分展现着意得志满，乐观高傲的情怀；晚年时的“笑”更多了一种高深莫测和诡诈。

他认为曹操在情感的体现上往往真真假假，时真时假，或真假结合。 但该真挚的就要真挚，该动情时亦要动情，如对典韦、对郭嘉、对关羽等等。

曹操在全剧中有不少重场戏，戏虽重却不能“重”演。 像“煮酒论英雄”，你来我去，电闪雷鸣，惊心动魄，是一场灵魂深处的交锋，却是以曹操的随意，漫不经心的谈笑风生形成对刘备心理上的压力。 这样的戏绝不能拙演。

鲍国安还分析了曹操性格的悲剧性。 他认为赤壁之战的失败可以说是曹操的性格“悲剧”。 曹操性格中所有的弱点在赤壁之战前后展现得淋漓尽致：傲慢、多疑、狂妄、自以为是等等。 这就导致曹操对一系列重大抉择的判断失误；乃至有些失误几近愚蠢。

曹操性格的多疑导致他内心状态的恶性循环。 这些性格发展和内心状态要细细品味，获得独特的体验，寻求细节的展现。

只有如此才能将这一阶段重要的三集戏——“立嗣之争”、“巧取汉中”和“曹操之死”演好。

人将亡，其言也善。 曹操死前叹曰：“圣人云：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孤天命已尽、安可救乎？ ”鲍国安感受到人物内心世界的最后翻腾：对霸业未竟的深深遗憾，对往事依依的切切眷恋，对身后之事的忧忧惦念。

这种深入的研究和用心的塑造，让鲍国安版的曹操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 直到今天，94版《三国演义》在豆瓣上仍有超过15万人给出了高达9.6分的评分。

鲍国安之后，虽然有很多演员都尝试过曹操这个角色，但观众心中最经典的曹操，依然是鲍国安塑造的那个形象。 有观众评价说：“真正的曹操绝对没有比鲍国安更像自己！ ”

《新京报》评价鲍国安：“几乎把灵魂都倾注在《三国演义》剧中扮演曹操一角上，他饰演的曹操多疑时的眼神、狡诈时的蹙眉、骄矜时的昂首、豪放时的吟唱……每一个动作都准确传神。 他把曹操阴险狡诈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 ”

《北京晚报》则称鲍国安为“主旋律专业户”：“无论是一代枭雄曹操的跋扈霸气，还是市委书记的鞠躬尽瘁凛然正气，鲍国安的精彩演绎都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9年，在《三国演义》播出25周年之际，鲍国安受邀参加了央视节目《向经典致敬》的录制，与剧组主创人员重聚。

2024年2月5日，78岁的鲍国安又参加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之夜年度盛典》，在CCTV-1和CCTV-4播出的节目中，他表演了朗诵《观沧海》。

从13岁登上舞台，到78岁仍在朗诵曹操的诗篇，鲍国安的艺术生涯跨越了六十多年。 这六十多年里，他塑造了五十多个艺术形象，从《水浒传》的宋江到《三国演义》的曹操，从《鸦片战争》的林则徐到《少林寺传奇》的少林方丈，每一个角色都倾注了他的心血。

而鲍国安，只是天津这座“曲艺文化名城”走出的众多艺术人才中的一个代表。 从马三立的相声到骆玉笙的京韵大鼓，从王毓宝的天津时调到鲍国安的曹操，从陈道明的皇帝到冯巩的相声，从蒋雯丽的母亲到刘欢的歌声，天津的艺术人才在各个领域都绽放着光彩。

这种人才辈出的现象，不是偶然的。 它是天津深厚文化底蕴的必然结果，是天津开放包容环境的自然产物，是天津人幽默乐观性格的艺术体现。 当你在茶馆里听一段相声，在剧院里看一场话剧，在电视上欣赏一部电视剧时，你可能会发现，那些让你笑、让你哭、让你思考的艺术家，很多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天津。

天津的曲艺文化，就像海河的水，流淌了百年，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艺术人才。 而这些人，又用他们的艺术，让天津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这是一种良性循环，一种文化传承，一种艺术生态。

所以，当你下次看到鲍国安版的曹操，或者听到马三立的相声，或者欣赏陈道明的表演时，不妨想一想，他们背后的那座城市——天津。

想一想那里的茶馆、戏园子、小吃摊，想一想那里的海河、鼓楼、古文化街，想一想那里的人、那里的生活、那里的文化。

因为，正是这一切，造就了那些让我们难忘的艺术，和那些让我们敬佩的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