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登是生活中的一个伟大的隐喻。

文 | 王子伊

屏住呼吸，一场较量开始了。

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运动。没有绳索，没有保护锁扣，甚至没有退路。峭壁之上，徒手攀岩者只能依靠自己的手脚，以及一罐用来吸汗的镁粉。

作为纪录片导演，金国威（Jimmy Chin）在拍摄制作纪录片《徒手攀岩》的807天里，每天都在推演一种极端的可能：如果镜头里的挚友亚历克斯·霍诺德（Alex Honnold）从3000英尺高的酋长岩坠落，他将成为那个亲手按下快门、记录好友粉身碎骨瞬间的人。

所幸，悲剧没有发生。霍诺德成功登顶。2018年，金国威也凭借《徒手攀岩》捧回了第91届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的小金人。

金国威看似金光闪闪，在好友眼中却是个极其分裂的存在。前一秒，他可能是端坐在纽约某个牛排馆的西装革履的精英，但下一秒，他就会变为脏兮兮的、不修边幅的登山者。

随着《十三邀》第九季播出，这位美籍华裔导演再次进入大众视野。人们好奇他，不是因为攀岩本身有多传奇，而是他的经历，也与当下普通人的困惑暗暗相通：

当一个人决定把手中那副“正确”的好牌打烂，去对抗社会规范的惯性时，他究竟在寻找什么？

“我登山是因为做不到不登山”

金国威有两个家庭。

一个是他出生的家庭。

在那里，父亲与母亲是大学的图书管理员，姐姐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后在耶鲁大学工作。身为华人移民的后代，他被告知，成功的范本应该是安稳且体面的。在这个家里，姐弟俩曾一度以为世界上只有三种职业：医生、律师和教授。

3岁起，金国威的生活就被拉小提琴、跆拳道和游泳比赛填满。他面临的评判标准绝对且唯一。如果成绩单上出现了一个A-，少年就要面对母亲的拷问：“为什么不是A？”

另一个是他后天选择的家庭。

在卡尔顿学院（Carleton College）念书时，金国威第一次接触到了攀岩运动。那种指尖扣入裂缝的感觉与随之而来的精神冒险，瞬间击穿了他此前接受的规整、严格的教育。他意识到：“哦，这就是我想要的。”

21岁那年，他做出了一个离经叛道的决定。他没有出现在任何名企的管培生名单上，而是钻进了一辆1989年的斯巴鲁紧凑型轿车，辗转于攀登胜地。

金国威开始努力去过一种他以往甚至不了解的生活，一种他在广阔的花岗岩岩壁、沙漠塔峰和刀刃状山脊上发现的生活。

但父母并不理解儿子的选择。放眼当时的整个美国，以攀登为生的人十分少见。有两年，他们甚至不再互相联络。

父亲说：“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明，我都找不出来一个词来形容你的工作！”妈妈则跟姐姐哭诉：“我们攒了一辈子钱，供他读最好的私立学校，接受最好的教育，但我辛辛苦苦了一辈子，竟然养出来了一个流浪汉。”

就连许多身边熟识的朋友，也看不透他。他有好的学历、好的背景、好的体力、出色的问题解决能力，只要金国威愿意，“去应征特种兵都没问题”。但金国威选择靠端盘子、铲屋顶、代客停车赚取微薄的零工费，在岩石之间安家。

在旁人眼里，这是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的典型。

怀疑也曾缠绕着金国威。有很长一段时间，金国威在每个清晨醒来都要与自我展开博弈：这一切真的值得吗？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自己活在这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

他甚至认真考虑过，是否该结束流浪，去“正经找个班上”。

但金国威还是选择了忠于自我。哪怕代价是跃出主流社会规范划定的边界。

对他而言，每一个登山家都像是一个主动选择边缘生活的“弃儿”。他本来只打算流浪1年，然后去读法学院，结果，他一待就是7年。

“我喜欢西部，喜欢落基山脉，我喜欢漫无目的地在公路附近生活。”金国威说，“出名从来不是我登山的原因，我登山是因为做不到不登山。”

“攀登是生活中一个伟大的隐喻”

社交媒体上，人们对极限运动的敬佩与质疑通常成正比。

“选择爱好，甚至死于爱好”，这话听起来像是无比浪漫。但在现实中，它往往意味着极高的风险。

连一向以知识分子视角审视世界的许知远，在金国威面前也显得小心翼翼。他形容，金国威这种将一件事做到极致的驱动力，令他敬佩，却又让他“十分费解”。

金国威不止一次直面过死神。

有次，金国威从山上下来后坐了两个星期轮椅，还有一次在雪崩中被砸中，一度觉得自己的人生就要这样结束了。

但他身上有种“无可救药的乐观”。他的队友康拉德·安克回忆，金国威经常会讲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笑话。“嘿，前面风大得要命，但好在咱们已经快要冻死了！”即便在最艰难的时刻，金国威也总有办法让一切变得轻松。

2008年，金国威、安克与雷南·奥兹图克开始攀登喜马拉雅山梅鲁峰。他们的目标是梅鲁峰那面被称为“鲨鱼鳍”的岩壁——458米高、垂直上下，此前从未有人成功攀登。这是被评为世界上最难攀登的岩壁之一，所有的攀登都要在空中完成。攀登者需要连续半个月睡在悬挂在岩壁上的帐篷里。

第一次尝试，团队遭遇了暴风雪，被困两个多星期，食物几乎见底。当他们距离峰顶仅剩最后100米时，三人停下了。

那是整场攀登中最难的时刻。登顶的诱惑近在咫尺，撤退则意味着此前近20天的苦撑、1年多的准备化为乌有。但他们最终达成了共识：下撤。他们选择控制风险，哪怕代价是背负遗憾。最后，金国威甚至偷偷看了一眼顶峰，发誓自己永远不回来了。

3年后，金国威被自己“打脸”了。他们重返梅鲁峰，最终成功站在了“鲨鱼鳍”之巅。

这段经历被金国威拍成纪录片《攀登梅鲁峰》，并拿下了2015年圣丹斯电影节观众奖。豆瓣上的一条高赞评论是：“梅鲁的山峰，像是人心中的某种隐喻。”

对于金国威来说，攀登确实是生活中的隐喻。外界常将极限运动等同于鲁莽的赌博，但在他的逻辑里，所有的行动都经过极其精确的风险评估。那是一个不断丈量内心、理解何为“重要”的过程。

正如他在岩壁上反复权衡的那样：人该如何处理那种“只差一点就能赢”的诱惑？

“有些时刻，你必须决定是否继续攀登，或者你要掉头。”金国威说。

“我非常快乐”

通过镜头，金国威让那些背离主流、在世俗眼中近乎疯狂的探索者，被更多人看见了。

从探索太空的马斯克，到横穿110英里海域的长距离游泳选手，他的影像总在追问同一个命题：一个人的极限究竟在哪里？

在充满悲伤、灰心与愤怒的世界上，他希望用这种极致的力量作为某种抗衡。

这种力量，最终在他的家庭中完成了一次自然的传递。

金国威的女儿Marina七岁那年，主动提出要攀登大提顿峰。

犹豫再三，金国威同意了。虽然身为父亲本能地担忧安全，但他更不希望女儿的生活里存在“不可能”的禁区。他教女儿认真地做准备，学习基本技巧，在攀岩墙上练习。

他们选择了大提顿山的Upper Exum路线，那是难度系数5.4的技术攀岩专业路线。

一路上，金国威最常说的道理不是勇攀高峰，而是随心而行。他告诉女儿：“想停下来的时候，随时都可以停下来，不一定非得登顶，这不是一件必须完成的任务，你只要觉得开心就好了。”

鲜有人知的是，在那次长达18小时的登顶途中，他们曾一度陷入僵局。面对很难的关卡，父女俩差一点就放弃了。但在撤退之前，金国威在山间找了一块被太阳晒暖的地方，两个准备放弃的人躺在山上晒太阳。女儿躺在石头上睡了一觉，睡醒了又有了动力，改变主意，决心继续向上走。

金国威在后来的很多场合都会提起那次攀登。他最希望女儿记住的，是攀岩中的哲学。攀岩是一项不断练习失败的运动。高山并非遥不可及，它是由无数个“一步一步”组成的。

在父亲的见证下，Marina顺利完成了人生第一次登顶。

金国威的梦想，也曾被这样小心地守护。

他20多岁在斯巴鲁轿车里流浪的那段日子，家人中只有姐姐时常去看望他，帮他打点生活，给他鼓励。

在金国威获奖、出名后，当地媒体曾追问姐姐，为何一直支持“离经叛道”的弟弟。

姐姐的回答很简单。她说，每次打电话问旁人过得如何，得到的回复通常是“还不错”，但金国威的回答永远是：“我非常快乐。”

参考文献：

金国威：《去而复返：在世界尽头的瞬间》，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