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完一部电影或电视剧，颇有感触，在微博写下观后感，顺带谈及几位演员。很快，陌生账号的留言接踵而至，“不如关注新作品吧”“请不要这样称呼他”“请勿比较，拒炒CP。”你试图回复，但类似评论如潮水涌来，“这里劝删哦。”

最终，你疲惫地删掉了那条微博。

不少人第一次意识到饭圈的力量，就是在社交平台的评论区，控评、刷屏、统一话术，如另一套秩序忽然降临。

“‘控评’是饭圈最日常的行动之一，底层逻辑是为偶像争夺线上的‘第一印象’。” 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苏州大学新媒介与青年研究中心主任马中红举例说，一条对偶像不利的负面微博出现，启动的是一套高度成熟的信息分发和任务拆解机制——核心成员在群内发布链接和控评文案；管理员将任务拆解，分配给数据组的不同小组；成员们统一话术、集中点赞，将负面评论压下去；专人截图反馈，形成闭环。这套职业化的运作流程，背后是粉丝日复一日的“数据劳动”。

由马中红与南京晓庄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传播学博士唐乐水合著的新书《饭圈纪实：爱、数据和权力》于2026年3月出版，书中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和深度采访，对饭圈生态展开全景观察。马中红认为，要理解饭圈的运行机制，首先需要厘清“粉丝”与“饭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基于情感认同的个体或群体，后者则是作为文化工业的基层组织单位。马中红表示，两者的核心界限在于内驱力：粉丝的内驱力是单纯的“喜欢”“爱”，是私人的、感性的、非功利的；饭圈的内驱力除了“喜欢”，还附加了“责任”和“使命”。

在这样的运作系统中，粉丝既是“主动参与者”，也是结构中的“被剥削者”。马中红认为，这种悖论的统一在于：剥削得以持续，正因它以“主动参与”的形式来实现。粉丝在“为自己的意义而劳动”，她们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最终被资本占有。透过爱的帷幕，可见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残酷本质。

《饭圈纪实》的写作主要在2020到2023年间，采访对象有六十余人，其中CP粉的含量偏多。让唐乐水印象最深的细节，都与“流水线上的愣神”有关。一位被访者在凌晨的火车上，为偶像冲一个重要奖项的投票。“她窝在铺位手指都按肿了，在火车浓重的人肉味道里，她也有过抽离，‘偶像此刻正在干嘛呢？他是不是正在酣睡？’但这种抽离只是一瞬间，立刻又被投票这个机械的动作占据了。”

另一位做“反黑”的被访者也经历了类似的愣神。“任务量大到她根本来不及看接到组里任务要举报的这个帖子具体写的是什么。当她‘像流水线上愣神的人一样喘了口气，看了一眼手里的零件’，突然产生自我怀疑，她觉得这个帖子其实并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从写作到出版的数年间，书中采访的部分粉丝经历了偶像的更迭。唐乐水注意到，几位互不相识的受访者，在接下来的几年会不约而同地在同一个阶段粉上同一个新明星。“以喜欢嗑CP的CP粉为例，我们发现，娱乐圈提供给大家的营养代餐就那么几种。嗑的对象是谁其实没那么重要，嗑这个动作本身很重要。”唐乐水说，“这也是这本书所强调的：关注故事里‘粉’的动作，比关注‘粉的是谁’更重要。”

马中红 图/受访者提供

“造物权”

南方人物周刊：在早期的追星文化中，“喜欢”更多是一种私人情感。如今，“喜欢”往往意味着参与、任务和动员。这种转变是平台技术推动的结果，还是偶像工业结构变化的产物？

马中红：从私人情感到集体任务，这种转变是理解当代饭圈文化的核心密码。国内的追星文化经历了三个比较明显的阶段：个体、趣缘群体、饭圈。个体追星阶段的粉丝之间不一定产生交流协作；趣缘群体阶段的粉丝借助社交媒体平等地聚集，共享和共创文化；饭圈阶段则透过科层制的、有组织的方式去喜欢和养成偶像。

这种变化的影响因素很复杂，无法归因于某一方。

首先，平台技术提供了将“情感”转化为“数据”的可能性。平台设计的数据指标，把原本情感浓度很高但比较模糊的“喜爱”拆解成了一个个可量化可操作的任务。平台还引入游戏化机制，将粉丝的“喜爱”转化为一种竞争性游戏。社交媒体连接的可视化带来的群体压力加剧了“任务感”——在微信群、QQ群里接龙晒单、截图汇报打投进度。你的“喜欢”如果不被看见、不被量化，在这个群体里就等于没有贡献。

其次，偶像经济的结构性变革，可以说是娱乐工业的一种升级。主要表现为从作品中心到人设中心的变化。这里关键的转变是偶像的价值不完全依靠作品质量，更取决于粉丝为他创造的“流量数据”，粉丝成为偶像的共创者，平台和经纪公司出售的不仅是偶像，更是一种“造物权”。在饭圈文化中，争夺偶像人设塑造、维持的权力表现得非常典型。

还有一个层面是青年群体社会心理的作用力。一方面，当传统的集体主义叙事式微，个体在获得自由的同时也陷入原子般的孤立。饭圈通过严密的组织、统一的行动、共同的“爱人”和“假想敌”，构建了一个高度同频的情感共同体。承担集体任务，不是负担，而是对抗孤独、获得身份认同的捷径。另一方面，年轻人对现实生活的掌控感有限，而在饭圈中，规则是明确的、努力是可见的、反馈是及时的，这种通过“任务”获得的确定性和成就感，是对充满不确定性的现实生活的一种心理代偿。

总的来说，平台技术将情感量化，创造了动员的工具和场景；偶像工业将偶像价值与粉丝劳动捆缚，创造了动员的逻辑和动力；青年社会心理将个体孤独、意义追寻投射到集体行动中，创造了动员的心理基础。

从“私人情感”到“集体任务”转变的实质是情感被组织化、关系被生产化，个体在其中既是主动的参与者，也是被结构化的“棋子”。

2025年8月20日，上海，歌迷前往观看时代少年团演唱会 图/视觉中国

南方人物周刊：许多人将饭圈视作“韩流”的产物，中国饭圈与日韩的偶像体系是怎样的关系？

马中红：饭圈“韩流起源说”是一种共识，但饭圈机制进入中国并非简单移植，而是在本土独特的社交媒体平台生态和算法流量推荐机制中，完成了一次非常重要且深刻的基因重组。

第一，中国饭圈与日韩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平台从渠道变成了主导者。

第二，流量可以直接兑换商业价值，这是中国饭圈区别于日韩最关键的机制。在韩国X平台上，偶像人气与广告代言之间保持着相对的距离。但在中国，品牌方、制片方被普遍认为会直接根据“超话排名”“脱水数据”等来评价偶像的商业价值。

第三，组织权力的转移。在日韩，大型娱乐公司完全掌控偶像的业务、商务，平台数据只是参与，资源分配绝对地掌控在公司手中。但在中国，权力似乎被让渡给了平台。平台的数据决定了偶像的曝光度和商业价值。这导致饭圈的粉丝成了平台流量生态的免费劳动力，平台通过算法规则“规训”粉丝，而粉丝为了偶像不得不接受这套规则。

南方人物周刊：粉丝的无偿劳动，为偶像、平台、资本结构创造了客观的收益。在这种机制中，粉丝是被剥削者，还是主动参与者？她们如何理解自己与产业的关系？

马中红：粉丝既是“主动参与者”，也是结构中的“被剥削者”。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粉丝的数字劳动、情感劳动、消费劳动、声誉劳动被无偿整合进了流量—资本的变现链条中，她们是价值的生产者，却不是价值的利益者和分配者。但是，你问粉丝的话，她们的主观体验一定不是被强迫的、被剥削的。

从青年文化研究视角来看，粉丝在数字劳动中获得了社群认同感、自我价值感、集体归属感、生命成长感等情感回报，在她们的价值体系中足以抵消付出的时间和精力。

悖论的统一恰恰是被剥削者以主动参与的形式实现的。粉丝不是在被迫劳动，而是在“为自己的意义而劳动”——而她们劳动所创造的物质利益，最终被资本所占有，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是，这一过程中所生成的情感和意义价值是属于她们的。

所以，她们如何理解自身与资本和产业的关系比较复杂，主要有这几种：一是情感本体，只认同自己在为爱发电，不管资本不资本；二是工具人，知道在被利用，但认为这是“唯一可走的路”；三是反抗叙事，认为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对抗资本；四是意义追寻，感到被需要就够了。大多数粉丝的认知是混合型的，而且会随着情境变化而调整，不断地在复杂的情感与利益交织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2025年11月28日，中国香港，Mnet亚洲音乐大奖（MAMA）颁奖典礼之前，粉丝在启德体育场附近拍照 图/视觉中国

“饭圈化”

南方人物周刊：当“饭圈”这种高效动员机制被复制到其他领域时，“饭圈化”还是原来的粉丝文化吗？

马中红：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饭圈化”的“化”指什么？泛化、化用。在原生的饭圈里，“爱”是发动机，是意义来源，组织是为了“爱”服务的。在“饭圈化”的场景里，组织化的手段（控评、打投、反黑）被复制了，但那个作为原动力的、指向具体偶像的私人情感即“爱”被抽走了，换成了其他驱动力——比如对品牌的狂热忠诚、对体育主队的认同，甚至纯粹的意识形态立场或商业利益。

饭圈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它诞生于娱乐工业与粉丝情感的交汇处，以爱为名、以组织化为手段。但是，在“饭圈化”现象中，我们看到的不是爱的复制，而是这套行动逻辑的扩散和迁移。控评、打榜、反黑等原本服务于情感表达的行为，被提炼为一种通用的舆论战技术，可以被任何人、任何立场、任何利益所征用。

南方人物周刊：当饭圈式动员进入公共议题和社会讨论时，控评、站队、数据压制等行为对公共表达空间会产生什么影响？

马中红：对公共表达空间的影响是显然的，也比较复杂。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话语权的异化。在正常的公共讨论中，观点的说服力来自论据的充分和逻辑的严谨，但饭圈化动员将“控评”等手段带入后，占据评论区前排的不再是哪个观点更有道理，而是哪一方面能调动更多人瞬间点赞。话语权力从讲理的能力异化为刷量的能力。

二是扭曲讨论的逻辑。“我们VS他们”这套饭圈化的逻辑进入公共议题，复杂的现实问题被简化为“支持我方/反对敌方”的站队游戏，思辨被非黑即白的立场宣示替代。久而久之，容易形成极端思维。

三是表达空间萎缩。饭圈行为中的集中举报、刷屏覆盖等数据压制，使普通网民的表达意愿急剧下降，这种寒蝉效应容易导致公共空间只剩下两种声音，要么是组织化地去战斗的声音，要么就沉默无声。

当公共议题被饭圈化，公共讨论本身的形态就从自由表达、理性辩论、寻求共识变成了一个情绪的战场，胜负不在于对错，而在于谁的人多、谁的组织强、谁更会控场。讨论不再是对话，而是对抗，不再是寻求理解，而是争夺话语霸权。

2024年8月12日，巴黎奥运会中国代表团部分运动员凯旋回国，粉丝在机场迎接乒乓球运动员王楚钦 图/视觉中国

标签

南方人物周刊：饭圈常常被性别化地理解（饭圈女、追星少女），同时被贴上“疯狂”、“情绪化”的标签。以年轻女性为主体的组织形态是否影响了公众对饭圈的评价？年轻女性的集体行动是否更容易被道德化？

马中红：在实际构成上，饭圈是以12-25岁的年轻女性为主体的，但非全部。男性粉丝也有许多，比如虚拟偶像A-soul的主体粉丝是年轻男性。在饭圈化现象中，数码圈、体育圈、电竞圈等，男性参与度更高，但他们很少被称为“饭圈”，也很少被称为“男性粉丝”，更多被称为“球迷”“玩家”。“饭圈”“粉丝”“女性”叠加起来显然会影响公众的评价。

年轻女性的集体行动更容易被道德化，原因比较复杂。

首先，父权秩序对“女性集体”是有恐惧的。在这个秩序中，女性是以女儿、妻子、母亲的个体化身份存在于家庭内部，而不是以“XX粉”“姐妹们”的集体身份出现在公共空间。饭圈女孩不是被家庭、学校、单位组织的，而是基于共同的情感自主集结的——这种“失控的集体性”触发了深层的文化焦虑。

其次，情感劳动的不可见性和被贬低。在传统的性别分工中，情感劳动一直被贬低，因为它是女性的工作。当这种劳动从家庭内部的相夫教子、照顾长辈迁移到公共空间时，饭圈女孩无偿的、以爱为名的、维系社群的一系列情感付出既不被承认为真正有价值的劳动，又被赋予过度的道德含义，因为它越界了。

再次，性别等级的差异化。通常，理性被更多地理解为男性特质，情感被更多地归为女性特质，理性高于情感。当饭圈女孩大规模地公开表达情感时，她们不仅是在追星，更是在挑战“情感应该被克制”“公共空间应该理性”的性别规范。公众用“疯狂”“情绪化”来标签她们，本质上是在用“理性”的权威来贬低“情感”的表达。

最后是代际焦虑的性别投射。每一代人都会对下一代的文化消费感到不安，这种不安往往被投射到最容易“被看见”的群体身上。饭圈“年轻人”与“女性”的双重身份叠加，又是那么高调、可见、组织化，很容易就成为令人担忧的叙事主角。

《创造101》节目中的粉丝被称为“女团创始人”，他们的投票直接决定了选手的排名与下一阶段的去留。图为第二场公演录制现场等候区，女团创始人们高举手幅，为自己支持的选手加油打气 图/视觉中国

南方人物周刊：当“饭圈化”成为负面词汇，真正基于文化创作和情感支持的粉丝实践是否被一并污名化？这种泛化的批评对粉丝意味着什么？你们说“需要去理解”，那如何描述饭圈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位置？

马中红：确实存在一种危险的泛化效应，原本健康的粉丝文化实践，如同人创作、情感分享、线下公益、社群互助等也可能被一并拖入污名化的漩涡。

饭圈不是铁板一块。它有被资本征用的数据劳动，也有真实的情感支持；有组织化的盲从，也有自发的文化创造。当批评从“饭圈化”泛化到“饭圈”，那些真正有价值的文化实践就被遮蔽了，也会给粉丝带来身份认同撕裂、表达空间萎缩的困扰，使真正的理性对话消失。

我们要批评的是饭圈异化了的组织逻辑，而不是粉丝情感的真诚；批评的是资本征用的机制，而不是文化创作的活力。泛化的污名不仅伤害了那些认真生活、认真热爱的年轻人，也让我们失去了理解这个时代的青年文化的一个入口。

饭圈是我们观察当下社会根本性变革的一个窗口：情感如何被技术量化、组织如何被平台重构、个体如何在资本逻辑中寻找意义、公共表达如何被新的权力形式影响。我们理解饭圈，一方面当然是在理解年轻女性的情感——她们在原子化社会中对归属感的渴望、在学习和生活压力下对意义感的追寻、在公共表达空间受限时对自我价值的确认；另一方面是在理解一种新的权力结构——平台如何通过算法规训将情感转化为数据、资本如何通过组织动员将爱征用为生产力，使饭圈成为当代“情感—资本”的结合体。

这两种理解不能彼此遮蔽，只看到情感而忽视权力，就会浪漫化饭圈；只看到权力而否定情感，就会陷入武断的批判。饭圈的复杂性在于，最真诚的爱与最精密的剥削，最自主的表达与最隐蔽的规训，最温暖的支持与最冰冷的做任务，是同时存在的。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欧阳诗蕾 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段彦琳

责编 周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