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本山出走春晚十年,谁“杀”死了我们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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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春晚最后一次彩排的后台,气氛压抑得几乎能拧出水来。赵本山手里攥着被打回的剧本,纸面上的红笔批注比正文还要刺眼。那是他为了回归春晚,推掉所有活动,提前两个多月重新打磨出来的作品《中奖了》。在此之前,他原本准备的是一个“感化小偷”的剧本,结果被提前泄密,没办法只能重新创作,折腾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打磨出自己满意的版本,却被要求大改,而且改的方向,恰恰是他最不认同的——让小品失去原本的味道,变成生硬的说教。

“既如此,我今年将不踏入春晚的舞台。”话音刚落,他转身推开房门,径自离去,留下室内观众面露惊讶,相互对视。门扇半开,走廊中空旷的回音,比任何争执都要刺耳几分。

赵本山离开央视春晚舞台,标志着一个喜剧创作时代的落幕与转向的开始。从此之后,春晚语言类节目“不好笑”、“强行升华”的吐槽成为年年上演的“周期性仪式”。这十年间,舞台上的笑声经历了怎样的嬗变?

分水岭事件:两种喜剧理念的正面碰撞

2012年哈文接手春晚,带来了新的标准——“不能光图一乐,得有内涵”。她翻着赵本山的剧本,指着剧本里大妈跳广场舞那段说:“这包袱太普通,观众要看深度。”赵本山急了:“跳广场舞咋了?全中国大妈都在跳,多真实!”“真实不代表粗俗。”哈文推推眼镜,“你得把这段升华一下,展示新时代老人的精神面貌。”

这种情况早在几年前就有预兆。早几年导演组让他写“农民工进城”,他真跑工地蹲了半个月,跟工人们一起吃盒饭睡棚屋,结果评审时说“不够高大上”,非要加一出“农民工捐款”的戏。赵本山当时就憋着气:“苦命挣的钱,哪能随手乱捐?”“这是传播正能量!”他只能照做,但心里堵得慌。

到了2013年备稿的《相亲2》和《送蛋糕》,一个说“观念老旧”,一个说“缺乏深度”,全被毙了。到了最后审核,哈文把他改了八遍的本子里最核心的笑料全删了,换成合唱队克服困难的煽情戏。“这还算我的相声吗?”他拍桌子跳起来。哈文也急了:“春晚是给全国人民办的,不能只顾你一家乐意!”“扯淡!大家守着电视机等春晚,不就图一乐吗?你让人看拔高的东西,跟补课有啥两样?”

两人你来我往辩了半小时,其实这裂缝早就有了。话说到这份上,就没法再谈了。谁对谁错?辽宁卫视给出了答案。春节那天,赵本山带着原班人马去辽宁台演了原版《相亲2》,现场笑声一浪高过一浪,被央视否掉的段子,观众用掌声投了票。

风格转向:从“市井烟火”到“主题先行”

赵本山的小品成功秘诀在于扎根生活。从1990年《相亲》里穿着旧棉袄、操着一口东北腔的徐老蔫,到《卖拐》里把范伟忽悠瘸了的巧舌如簧,再到《不差钱》让小沈阳一夜爆红,这些作品共同点只有一个:接地气。他的压轴位置不是谁恩赐的,是几亿观众用笑声和收视率一票一票选出来的。赵本山曾犀利指出:“若小品能教育人,还要监狱做什么?”——这句话直指喜剧本质应是解压而非说教。

然而2013年之后,春晚语言类节目开始转向“笑中带思”甚至“先思后笑”的模式。“误会铺垫→矛盾激化→强行和解→主题升华”,几乎成了标准套路。节目结构趋于模板化,结尾必然指向家庭和睦、爱岗敬业、道德高尚、政策利好等正面主题,笑料成为点缀,甚至为“升华”让路。

官方说法是节目要“突出主题主线和思想内涵,把牢政治方向”,要“突出中国梦主题,贯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线,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先进时代文化,做到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在这种导向下,市井气息、灰色幽默、尖锐讽刺大幅减少;角色趋于“完美”或“瞬间觉悟”,矛盾冲突过于简单或脱离现实;方言、地域特色减弱,语言趋于标准化、网络化。

节目安全性提高,导向性明确,但失去了那种“挠到生活痒处”的生动与意外之喜,观众感觉“被教育”多于“被娱乐”。

变迁背后的多重动力:创作困境与生态演变

春晚的创作环境日益收紧。按照春晚惯例,节目得一遍遍过审查,连每个包袱、每个词都要精雕细琢。现场审查组基本就是不停让你改,要你备好好几个版本,哪怕刚刚通过了,下一轮又可能被毙掉。面对审查压力,创作者倾向于选择“安全”题材和表达方式,规避风险,导致作品棱角尽失。

宋小宝团队的转型策略暴露了系统性困境:题材收缩,近年作品大幅减少底层生活场景,转向安全系数更高的家庭伦理题材,削弱了接地气优势。搓澡工、摊贩等鲜活角色被替换为中产化人设,导致笑料脱离生活质感。结构异化,为满足“价值升华”要求,作品普遍采用“前段搞笑+后段煽情”的固定模板。表演规制,即兴发挥曾是东北喜剧的灵魂,但审查对台词精确性的要求限制了演员临场互动。

观众与传播生态也在发生深刻裂变。全民观看时代过去,观众趣味因年龄、地域、媒介使用习惯而严重分化,众口难调。《欢乐喜剧人》、脱口秀、短视频段子等提供了更灵活、更犀利、更贴近当下情绪的喜剧产品,春晚喜剧的“年度笑点供应”垄断地位不再。反馈机制从播出后的口口相传,变为实时弹幕、微博热搜的即时评判,任何瑕疵与“尴尬”都会被迅速放大、解构。

框架内的探索:新一代喜剧人的尝试与局限

面对双重压力,创作者正探索新平衡点。以开心麻花团队为例,他们在春晚舞台上试图在主题框架内注入更多现代元素、更巧妙的剧情结构、更年轻化的笑点。

2014年的《扶不扶》讲述了一个摔倒的老太太碰到了做完好事吃了亏的小伙子郝建,郝建不怕误解的在帮助老太太的过程中慢慢证明自己的清白的故事。该小品根据“扶不扶”这个社会热点话题创作,导演闫非称这个创意是在第三次语言类节目审查前三天“灵光一现”想到的。

2015年的《投其所好》涉及反腐内容,暗讽溜须拍马的现象。创作团队在跟春晚导演哈文聊想法的时候,哈文认为原剧本“这样会让观众认为领导没好人了”。创作团队跟春晚导演哈文聊想法的时候,哈文认为原剧本“这样会让观众认为领导没好人了”。最终创作团队修改的版本就是春晚上演出的版本。

开心麻花团队在央视春晚受限的题材,通过媒介场景切换迁移至审查宽松的地方台或网络平台。其团队将讽刺职场酒桌文化的《敬酒不吃》改为网络微短剧,保留“领导逼酒-主角装病”的核心冲突,通过动物拟人化(青蛙代酒)规避审查。

然而即使是最成功的尝试,也依然清晰可见“主题先行”的框架束缚。为了符合最终的价值导向,部分作品仍显出生硬转折或结尾升华的痕迹,未能完全复现早期小品那种“笑过之后,余味悠长”的自然状态。他们是旧模式下的优化者,而非颠覆者。其探索体现了在既定航道内寻求最大创作自由的努力,也反衬出整个系统创新的天花板。

情感联结的疏离:当春晚笑声不再“必需”

对比过去赵本山时代观众对春晚小品的全民期待、台词成为年度流行语、以及由此形成的共同文化记忆,与当下春晚语言类节目播出后充斥网络的“尴尬”、“不好笑”评价所形成的集体失落,变化是显而易见的。

2026年春晚收视数据显示,本届春晚以230.63亿次的境内全媒体总触达、79.29%的电视直播收视份额,创下13年来新高,可具体到节目排名,却完全颠覆了外界赛前预测。歌舞类节目包揽前三,周深的《吉量》以40.07%的平均收视率断层登顶,成为全场唯一突破40%的节目,而语言类节目则靠“去说教、重共情”集体逆袭。

观众早已默许这套流程,仿佛只要依循旧例,便能稳稳托住年味底线。但今年,这个公式明显失灵了。12年前,全家围坐电视前专注收看春晚是除夕夜的绝对核心仪式,荧幕是凝聚家庭注意力的唯一焦点。而2026年春晚,技术革新彻底重塑了观看场景:8K超高清、AR特效虽提升了视觉震撼,但多屏互动已让电视从“唯一主角”转变为“背景氛围”。

观众在社交媒体热议、抢红包、跨屏切换中完成对春晚的“碎片化参与”,传统“沉浸式守岁”的集体仪式感被解构,代之以更具自主性的数字狂欢。春晚作为凝聚家庭情感、提供共同话题的“文化年夜饭”功能,因其核心娱乐内容(喜剧)吸引力的下降而减弱。笑声的缺失,实质上是情感联结纽带的松动。

经典之问与未竟之路

如果赵本山的《卖拐》、《昨天今天明天》等作品放在今天的春晚舞台上播出,你觉得它们还能成为经典吗?

此问并非怀旧,而是借此引导思考:我们今天所怀念的,究竟是赵本山个人,还是那种敢于并善于从真实生活中打捞幽默、尊重喜剧艺术本身规律的创作环境?春晚喜剧的未来,是在“意义”与“意思”之间找到新的动态平衡,还是在两者间继续艰难摇摆?

春晚喜剧的十年变迁,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文艺创作与时代要求、大众娱乐与价值传播之间持续不断的张力与调试。它的“不好笑”,是一个结果,其背后是一连串关于创作、审查、传播和接受的复杂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