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现在住在北京西山脚下一个没挂门牌的院子里，铁门漆皮掉了大半，院角堆着几只旧纸箱，里面垫着旧毛衣，躺着三只刚断奶的狸花猫。手机支架歪在狗食盆边，镜头晃着拍她蹲下倒狗粮的手——指甲剪得极短，指节粗，有道淡白旧疤，像小时候打排球时被球网铁丝刮的。
二十岁那年，她还在北京某医院当实习护士，白大褂第二颗扣子永远系得死紧，值班表贴在床头，连梦里都在量血压。电影厂来挑人那天，她正蹲在开水房擦地，水汽蒙了眼镜，一个穿卡其布夹克的男人隔着雾问：“姑娘，敢不敢把听诊器换成剧本？”她没抬头，只把抹布拧干，水滴在水泥地上，啪嗒，啪嗒。父亲后来在走廊拦住她，拐杖戳地三下，声音压得比心电监护仪报警还低：“你敢签，我断你腿。”
她签了。不是为拍戏，是为甩开那根拐杖的影子。
《北京故事》火了，她演那个拧着劲儿往外撞的胡同姑娘，观众说像极了她本人。可没人知道，拍完最后一场夜戏，她蹲在北影厂后巷垃圾桶旁吐到胆汁发苦——不是因为酒，是刚接完电话，日本丈夫说要带孩子回大阪，语气像通知天气预报。那会儿她才二十六，金鱼眼线没卸，睫毛膏晕成两道黑，手抖着拨通前夫号码，听筒里先传来一声轻咳，再是女声用日语说“他半年前心梗走的”，然后忙音。她站在路灯下，把手机翻来覆去看了三遍，像在确认它是不是坏了。
美国丈夫送过她一条镶碎钻的蓝宝石项链，说“你眼里有海”。后来她在对方西装内袋摸到酒店房卡，房号是华尔道夫2804，日期是她连拍十七天《红月亮》的杀青夜。她没撕，没闹，把卡塞回原处，当晚给制片人发了条信息：“下部戏，我想演守寡十年的寡妇。”
第三任法国丈夫总在饭桌上算账，说她片酬“像塞纳河涨潮”，却连咖啡机都舍不得换新的。有次她发现他用她的卡给巴黎某画廊汇款，收款人姓氏带“杜邦”。她盯着转账截图看了很久，最后删掉手机银行APP，转头去领养了一只被遗弃的京巴，起名“杜邦”。
前阵子有人在山里偶遇她，她正用镊子给一只瘸腿刺猬拔芒刺，灰布裤脚沾满泥，鬓角白得扎眼。那人递烟，她摆手，指指树杈上挂的鸟窝：“刚孵出来的，吵得我昨儿没睡好。”
她账号最新一条视频，是给流浪狗剪趾甲，镜头晃得厉害，狗哼唧，她笑出眼角纹：“别动，你比当年《北京故事》导演还难搞。”
山风卷起她额前一缕白发，飘到狗鼻子上，它打了个喷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