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作家杨本芬因作品中被指“袭用他人语句”而陷入抄袭争议，引发舆论广泛关注。这位年逾八旬的作家在道歉信中的表态，彰显了她面对争议的真诚与自责，却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一个作家不能用别人文字，哪怕一句也不行”。作家写作时到底能不能引用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来看《山园小梅》这首诗。它出自北宋那位“以梅为妻，以鹤为子”的隐逸诗人——林逋。诗中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脱胎于南唐诗人江和的残句“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原句虽勾勒出清雅夜景，但并无独特辨识度，意境趋于平泛。林逋仅换两字，既保留了原句“横斜”“浮动”的动态韵律与“水清浅”“月黄昏”的环境铺垫，又将意象聚焦于梅花，让诗句瞬间有了专属的物象特质与精神内涵——“疏影”写形，见梅花的苍劲傲骨；“暗香”写神，传梅花的清雅脱俗，与“梅妻鹤子”的林逋本人气质完美契合。这种修改不是简单的替换，而是对原句意境的精准提纯与主题升华，赋予文字全新的艺术生命，被后世誉为“千古第一梅花诗”。千载之后，他更在2026年春晚节目《贺花神》中被奉为正月“梅花花神”，可谓享尽诗中余韵。

从文学传统来看，引用是允许的。这种“炼字化用”是古典诗词的重要创作手法。古人作诗常以“脱胎换骨”为追求，在借鉴前人佳句的基础上打磨创新。如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源自《孟子》“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却以更强烈的对比与更凝练的语言，将对社会不公的批判推向极致，在已有文学范式中，通过精准的文字革新，实现意境的跃迁。

判断是抄袭还是引用（化用），不在“是否借用原句结构”，而在“是否完成创造性转化”。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往往是对前人智慧的创造性吸收、转化。钱锺书在《围城》中塑造方鸿渐这一“围城人”形象时，虽未直接引用古籍，却暗合《庄子·秋水》“夏虫不可语冰”的认知局限隐喻，将古典哲学思想融入现代都市人的精神困境书写，让文字兼具思辨张力与文化底蕴。在学术领域，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引用晏殊“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柳永“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辛弃疾“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三句宋词，并非简单挪用，而是以此为支点构建“人生三境界”的美学体系，赋予古典词句全新的哲学内涵与时代价值。这些引用之所以成为典范，在于引用者并非只是“拿来”，而是通过自身的思考、重构与升华，让前人的文字在新的语境中焕发新生，实现“借古人之语，写今人之心”的传承智慧。

从《诗经》“赋比兴”对上古歌谣的传承转化，到唐诗宋词对前人意象的化用出新，从五四作家对西方文学的借鉴与本土化实践，到当代学术著作中规范的引文注释体系，引用始终是文化延续与创新的重要纽带。

杨本芬事件中引发争议的“袭用”，重点并非“使用了他人语句”，而是未标注来源、未进行任何加工转化，将他人的原创表达直接纳入自身作品。杨本芬的道歉展现了老作家面对失误的坦荡与敬畏，但“一句也不能用”的极端表态，显然混淆了引用与抄袭的边界。

在我看来，对于写作者与研究者而言，正确的引用之道，至少应包含三重维度：其一，明确标注来源，无论是直接引用还是间接引用，都需通过注释、参考文献等形式，尊重原作者的知识产权；其二，坚持创造性转化，引用并非简单复制，而是要结合自身的创作主题与表达需求，对引用内容进行诠释、重构或升华，赋予其新的语境价值；其三，坚守适度性原则，让引用服务于原创表达，而非替代原创，始终保持自身的思考主体性与表达独特性。

写作与研究从来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在古今中外的文字对话中寻找自我表达的坐标。杨本芬事件给我们启示：并非“拒绝一切引用”，而是学会在合理引用中汲取养分，在坚守边界中守护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