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晚间，结束了白天密集的政协履职，姚珏与冯远征出现在《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的专访镜头前。
他们的日程表里没有空白，除了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冯远征是北京人艺（即“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70多年来的第一位演员院长；音乐世家出身的姚珏不仅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小提琴家，还创立了香港弦乐团。
“我经常向冯院长‘取经’，如何在一天之内完成角色的极速切换？毕竟，舞台上的艺术思维与行政管理的逻辑脑区截然不同。”姚珏感慨道。其实，她何尝不是一位在多重身份间自如穿梭的“斜杠艺术家”。面对新时代、新观众、新从业者，“不能躺在金字招牌上吃老本”，是两人不约而同的态度。
如何面对，怎样面对？在接受记者专访期间，冯远征多次用到“克制”二字，对流量诱惑、对商业压力、对技术依赖⋯⋯创新不能止步，但创新的底色永远是人。
左：姚珏 右：冯远征 受访者供图
三次谢幕仍意犹未尽
当《梁祝》邂逅《蝴蝶夫人》，看《张居正》亮相圣彼得堡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关键是把作品真正推向世界、落地海外。中国故事、中国历史人物具备与世界对话的基础，但外界对中国艺术仍不了解，存在落后、片面的偏见。只有被看见了，才会被真正喜欢上，文化走出去不能只靠口头讲述，要靠真实体验打动人心。
NBD
：“文化强国”是两位委员都关注的议题，这和二位的工作实践应该非常相关？
姚珏：
我理解的“文化强国”，是将优秀的中华文化带到世界。去年11月，适逢中意建交五十五周年，我带领香港弦乐团赴意大利开展“从蝴蝶夫人到梁祝”的主题巡演，香港弦乐团成为首支走进中世纪古城古比奥的中国乐团。
我们用“两只蝴蝶”作为核心象征，在意大利剧作家普契尼代表作《蝴蝶夫人》的抒情旋律里，融入中国传统越剧元素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化蝶传奇”。当时在意大利反响特别大，这是两国文化的交流，而不仅是一场音乐会。我们还演奏了香港电影金曲串烧，当李小龙的电影主题曲演奏结束后，意大利观众激动得起立鼓掌。中西文化在这一刻通过音乐实现了无缝对接与热烈拥抱。这一幕幕让我们感受到艺术的共鸣、心的相通。
受访者供图
冯远征：
展望2035年，建设文化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支撑。如果说姚老师是用音乐搭建桥梁，那么我们“人艺”则是用故事传递心声。
去年，我们将话剧《张居正》带到了圣彼得堡。从舞美设计到服化道，我们将中国传统美学发挥到极致。俄罗斯观众不仅被精彩的故事所吸引，更看到了一个立体、真实的改革者形象，在当今全球变革的浪潮中，让他们深切感受到了改革的艰难与必要。
我们的舞台看似简约，实则精致至极：三把龙椅、十根立柱、一面旧砖墙。然而，当大幕在圣彼得堡拉开，连当地的舞美专家都为之震撼。那三把龙椅是依照故宫原物精细复刻，其工艺之精湛，让当地专业人士都“不敢触碰”。演出结束时，全场观众长时间起立鼓掌，谢幕礼反复进行了三次，仍意犹未尽。最后，我不得不把翻译请上台，我讲了一段话，才为这场热烈的互动画上句号。
“
对商业联名，我们始终保持克制”
艺术不是特权，是照进生活的光
从文艺工作者的评价体系，到经典艺术如何走进千家万户，姚珏和冯远征关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永远是人。
NBD
：今年两位委员的提案不约而同聚焦在了“文艺人才的评价与激励机制”上，在你们看来这件事情为什么如此迫切？
冯远征：
我的提案，是聚焦于构建和完善针对戏剧艺术工作者的奖励与支持机制。说实话，我们的戏剧工作者其实非常勤奋，也做出了很多亮眼的成绩，但在国内，针对这个群体的专项奖励机制还相对较少。所以我呼吁，设立更多面向一线戏剧人的权威奖项与支持项目。这个奖励不在于奖金多少，而是来自国家的认可，不仅是荣誉，更是信心。
受访者供图
姚珏：
冯院长提到对戏剧人才的鼓励，我今年也提交了相关的人才提案。因为香港与内地的评审不同，内地有一级演员、不同的职称类型，但香港没有。我觉得香港的年轻文艺工作者也希望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所以我提出，如何能让内地的文艺人才评审机制在香港落地，让双方的交流更为密切。
NBD
：在当下的文化环境中，艺术机构和个人常常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要应对市场运营的压力，另一方面又要思考如何真正走进普通大众。请问，在你们各自的领域里，如何平衡“坚守艺术水准”与“降低参与门槛”这两者的关系？你们做出了哪些关键的选择，来确保艺术不仅仅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能成为滋养普通人精神生活的力量？
冯远征：
北京人艺的票价多年来一直非常亲民，最低80元，最高也不过680元。就像我们在小剧场推出的青年版《哈姆雷特》，四位年轻人演了80多场，是120元、280元两档票价。如果单算经济账，这个票价确实难盈利，但我们是自己的剧场，不用交租金，省掉了一大笔成本。所以我们最主要的职责还是惠民演出，同时国家也会给我们一些补贴，另外我们也要做一些巡回商演，为剧院带来一部分收入。我们也有做一些衍生周边。在话剧《茶馆》演出时，我们推出冰箱贴，与吴裕泰合作灌装茶叶。但对商业联名，我们始终保持克制。
姚珏：
我出生于上海的一个音乐世家，我的父亲是知名音乐家、上海电影乐团指挥姚笛。在他的严格要求下，我4岁开始学小提琴，每天雷打不动练习3个小时。我小时候学乐器是被“打过来的”，我父亲逼我拉琴，不拉就要跪洗衣板半小时。
现在我也是两个女儿的妈妈，我不再用以前我受到的管教方式来教育她们，学琴有艰苦和枯燥的一面，一味的“铁血管教”会让孩子失去兴趣和耐心。我写了一套小孩子的课程，用有趣的方式让孩子感受节奏，形成家庭音乐学习的氛围，孩子和家长一起学，最开始可能家长学得快一些，到最后一般是孩子超越家长。我的理念很明确：并非每个孩子都要成为演奏家，但每个孩子都可以通过音乐获得自信、审美与意志力。
这份信念，也延伸到了我们的“音乐能量计划”中。十年来，我们已助力900个香港普通家庭的孩子叩开音乐之门。其中不少孩子居住在“劏房”，那是被隔板切割出的狭小空间，全屋不过洗手间大小，压抑而逼仄。但在这些连转身都困难的角落里，音乐成了照进裂缝的光。我们将乐器带进他们的生活，亲眼见证了音符如何穿透暂时窘迫的居所，点亮那一颗颗渴望飞翔的心灵。
“
我进剧场就想看到人”
平均年龄“
90
后”的观众，看着“
00
后”演《骆驼祥子》
经典艺术如何吸引年轻人？对于姚珏和冯远征而言，舞台上的从业者和舞台下的观众都已改变。经典艺术走到今天，不是简单的因循守旧，但舞台的核心永远是人。
NBD
：刚才我们探讨了艺术如何“向下扎根”服务大众，现在想聊聊艺术如何“向上生长”拥抱时代。在推动艺术“年轻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你们是如何界定创新与本色的边界？面对新技术的冲击时，你们坚持的“底线”是什么？
冯远征：
现在其实走进人艺剧院的是“90后”最多，年轻观众看话剧不完全是为了追星，他们有自己喜欢的演员，但更重要的还是喜欢话剧这种形式。观众的变化在2020年左右发生，我认为是观众的自然迭代，并非我们有意地去“迎合”“投喂”。
去年我们排的《骆驼祥子》，是按照北京人艺1957年演出的这个版本来排的，布景、服装、妆造、表演都致敬最早的经典，但我们的演员最小的是“00后”，大一点的是“80后”，平均年龄都是“90后”。我当时觉得这个戏观众可能不一定那么接受，上座率能在60%到70%就不错了，我也跟年轻演员说，最重要的是先通过这部戏让观众认识你们，没想到这部戏的上座率在90%以上。人艺在1957年有一部经典话剧《风雪夜归人》，我们也把它恢复了，舞美引入现代元素，服装设计兼具民国风韵与“新汉服”的现代审美，也深受年轻观众喜爱。
所以戏剧走到今天，不是简单地因循守旧，我们要与当下结合，融入科技赋能艺术，但我们不会迎合所谓的流行时尚。我们不会用多媒体霸占舞台、用声光电把演员“吃掉”，对于炫酷的舞台特效，北京人艺非常克制。我觉得大家走进剧院，最重要的还是看到人，就像我去听姚老师的演奏会，不是只听到琴声就可以了，如果看不到姚老师本人，这就不是剧场艺术了，剧场艺术还是人的艺术。
姚珏：
冯院长说得极是。创新与坚守也是古典音乐的一体两面。你演绎什么曲目？这些曲目能否与当代观众产生共鸣？我们的弦乐团一直在探索新路，比如我自己就热衷于将流行音乐与古典乐融合。在与流行歌手合作的过程中，我汲取了许多养分，这让我的艺术表达变得更加立体丰满。而如何将流行旋律改编为严谨的弦乐作品，则考验着我们对音乐本质的深刻理解。
无论是前沿科技还是人工智能，它们都是辅助者，而非主角。音乐剧场的主角，永远只能是音乐家及其作品。科技的价值，在于帮助观众以更具想象力、更沉浸的方式，去走进作品、理解灵魂，而不是喧宾夺主。
艺术家的“双面人生”
“
新老交替的关键时期，只能这么累着”
舞台是一面镜子，折射出现实。如今北京人艺仍坚持“无麦演出”，“让最后一排观众听清台词”是对每一个人艺演员的基本要求
。
NBD
：除了本身的演员身份、演奏家身份，你们还承担了其他工作，你们怎样定义自己的艺术家生命？进入到这些职业轨道会影响你们的艺术创作吗？
冯远征
：我从年轻时喜欢艺术、追逐艺术，经历了被不认可到被认可。不被认可的阶段，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就是从自身找问题。比如，我作为演员长相平平，那我就好好学表演，来弥补自己长相的短板。在真正进入表演行业，特别是走进北京人艺大门以后，我就想我要做一个好演员，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就做像于是之老师那样的好演员加艺术家。
在2015年以前，我在人艺是个散淡的人，没想过要承担多大的职责，但当前辈演员一个个退休时，我意识到就该我这辈顶上。2016年我担任演员队队长，开始对剧院有责任感。我油然而生的，看不惯别人不努力，后来又当副院长，但都是负责个别部门就可以了。直到我们前任院长突然离世，组织要任命我当院长，我当时原本还有几个月就准备退休了⋯⋯就这样接下来院长的担子，做了才知道不是那么好做的。
最难的是前两年，做管理者的同时，我还要演戏、排新戏，所以那时候长期睡不着觉。做院长之前我的头发是黑的，现在已经白了。也没有什么好诉苦的，因为我接了，就该去做。北京人艺从2024年开始，尝试了顶格的生产节奏，所有人的劳动量都超负荷。一年最少35部话剧，然后八九部新戏，前年我们排了11部新戏，去年我们排了9部新戏，全年500场以上演出，去年我们的票房达到历史最高，所以从这点上来，我觉得这些年的付出收获还不错。
做院长和做演员，是最难平衡的，只能说顶着一口气撑到今天，我经常畅想我退休该过怎样的生活，我先睡一个月，谁也别管我，但目前来说还不行。比如，我演《张居正》，我是全剧组最后一个背下台词的，那在以前是不可能的。我早上不到七点起床，到剧院处理一天的工作，如果下午需要排练我就排戏，很可能晚上还要演另一个戏，回到家快十二点。几年来都这样，同事们都说我们这行很辛苦，但想想远征老师就不累了。我说你们别学我，现在是人艺的一个新老交替的特殊关键时期，“60后”的演员陆陆续续退休了，年轻人顶不顶得上，就看这几年。所以我只能先这么累着。
姚珏：
我和冯院长在两届政协委员会议上都是同组，新老交替这件事是他这几年的工作重点。我还向他取经，怎么在一天时间里把自己的角色迅速切换。因为我们在舞台上用到的脑子，和做行政是完全不同的。我要是早上不练琴，先处理行政工作，下午再练，我就集中不了。我现在一般是早上练琴三小时，我尽量把其他事务都安排在早上练琴以后，这样可以确保自己可以登台表演的演奏状态。
其实如果说是角色切换，我离开舞台最长的时间是我初为人母的时候。妈妈的角色，分散了我做演奏家的时间和精力。后来我回到舞台，我把当妈妈作为我人生阅历，对音乐的表达和理解。生命中的酸甜苦辣，我可以用音乐来呈现。所以我不觉得生命中有任何的“垃圾时间”，它们都给予我不同的成长。
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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