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想不到的爱

“我倒是挺喜欢这种石库门的老房子。”金焰的上海话让我倍感亲切，紧张的情绪也逐渐缓解。我能感受到，金焰是一个体贴入微的人。

金焰，出生于1910年的韩国首尔，年长我十二载。他身材健硕，面容俊朗，性格豁达，思想深邃，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堪称新时代青年的楷模，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男演员中，堪称翘楚。1933年至1935年间，上海《电声日报》借鉴好莱坞模式，举办了“电影皇帝”的评选活动，金焰连续三年荣登榜首，成为首位由观众票选产生的“电影皇帝”。

后来方始得知，刘琼携金焰于除夕之夜亲临我家，实则是意图将金焰引荐于我。刘琼与金焰交情匪浅，深知金焰在与王人美解除婚姻关系后倍感孤独。抗战胜利之际，金焰自重庆返抵上海，便暂居于刘琼府上。继而，刘琼又闻我亦孑然一身，遂萌生牵线搭桥之念。他将此意告知金焰，金焰亦欣然同意，这才促成了除夕之夜的这场邂逅。对我而言，这实乃一段突如其来的爱情佳话。

“你们年纪也不小了，何不在香港步入婚姻的殿堂？我可以帮你们筹备一切。”在朋友们如此热心的鼓励下，我们便默许了。于是，吴祖光及一众朋友着手为我们筹备婚礼。

1947年12月15日的夜晚，我们于宇宙俱乐部举办了婚礼，由郭沫若先生担任证婚人。茅盾夫妇、翦伯赞、李惠堂、丁聪、夏衍、吴祖光等众多亲朋好友纷纷出席，为我们的婚礼增添了喜庆气氛。一年之后，我们迎来了一个可爱的儿子，为他取名金捷，昵称小弟。孩子的到来使得原本就不宽敞的住所和有限的积蓄变得更加紧张。幸运的是，此时国泰影业公司邀请我们夫妻共同出演《失去的爱情》，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该片成为我在新中国成立前拍摄的最后一部影片，也是我与金焰先生合作出演的唯一一部电影。

《失去的爱情》这部作品，从故事层面描绘了人世间的喜怒哀乐，堪称一部极具观赏价值的佳作。然而，当影片上映之际，正值上海解放之际，我与金焰的首次携手合作，虽然对观众极具吸引力，一上映便座无虚席，但评论界却并未给予热烈反响。原因在于，那时正值解放初期，评论界普遍认为影片应更加突出革命精神。因此，《失去的爱情》在放映不久后便被撤下，甚至拷贝也遗失无踪。直至四十年后的1997年初，我在马来西亚访问时，在一座偏远的小城，一位影迷向我透露，他在澳大利亚的朋友那里收集了我所有的作品，并逐一列举了片名，其中便包括了《失去的爱情》。我对这位观众羡慕不已，因为他至今仍能观赏到我早已无法看到的影片。

拥抱新时代

1949年5月26日，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自上海市郊向市区发起猛攻。我整日宅于家中，耳畔不时传来远方传来的沉闷炮响，心中激动难平。夜幕降临，炮声愈发响亮，机关枪的扫射声亦清晰可辨，我推测解放军或许已深入市区。在这样的氛围中，我沉浸在想象之中，一夜未眠。

翌日清晨，我携着幼弟步出家门。甫一踏上街头，小弟便声嘶力竭地呼喊：“妈妈……枪……”我抬头望去，只见那队伍绵延不绝，不见首尾。头戴解放帽，身裹绑腿，背挎背包，手持枪械的解放军战士们，正乘坐军车自北向南，沿着瑞金路缓缓行进。两旁的民众自发地排列成列，热情地夹道欢迎。他们有的鼓掌欢呼，有的挥舞着红旗，更有甚者，将物品塞入战士们的手中。然而，战士们却保持着从容不迫的态度，面带微笑，向路边的人群挥手致意。

上海，作为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汇聚了众多影视明星与业界大师，装备精良，技术实力强大。自上海解放后，中央电影局派钟敬之接管了南京的国民党电影机构，随即抵达上海，在军管会领导下，迅速接管了国民党的中国电影制片一厂、二厂，中央电影制片厂摄影场以及四十余家电影院。至1949年6月，为振兴发展人民电影事业，党组织将未加入私人电影厂的演员集结，从政治与生活层面给予关怀。在党组织安排下，我成为学习组组长，黄宗英担任福利组组长。作为学习组长，我每日清晨便前往延安中路的浦东大楼，引导演员们学习时事政治，研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学习讲话的过程中，结合形势分析，深入探讨演戏的意义、人的角色与如何精湛演绎。这些曾是旧时代演员未曾深思的问题。通过学习，我们深切感受到毛主席对文艺的全新阐释深刻而精辟，长期生活在蒋管区的演员们也因此觉悟提升。

1949年11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正式宣告成立，剧作家于伶担任厂长一职，钟敬之则担任副厂长，陈白尘则被任命为艺术委员会主任。自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以来，我与金焰均为基本演员，金焰更是荣任演员剧团的首任团长，并荣获一级演员的称号。相较之下，我的艺术级别略逊于金焰，然而，我们两人均享有固定的薪资待遇，每月合计数百元。在那个建国初期，这样的收入可谓相当可观。

一切尽如人意，我与金焰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事业之中，热切希望拍摄更多电影，以服务党和人民。我虽在城市中长大，却未曾踏足农村、工厂或军营，对农民、工人以及解放军战士的生活并不熟悉。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我曾参演二十余部话剧，拍摄过十余部电影，塑造了诸多女性角色，然而，这些角色往往更注重外在形象，而忽略了内在精神，我多是用技巧来弥补对生活理解的不足，未能真正深入工农兵的生活，故而不能算作真正的扮演工农兵。如何去诠释这些角色，我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与挑战。

在“工农兵”角色中登艺术峰。

“秦怡的表演愈发成熟，观之令人舒心，希望你能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前行。”我自己也认为，这标志着我从1946年投身电影工作以来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从塑造人物的角度来看，我开始拥有了更多的发挥空间。

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毅然决定启动我国首部彩色故事片的制作。在众多剧本中，经过层层筛选，最终锁定了基础扎实的《女篮五号》。剧本确定后，厂领导慧眼识珠，指定谢晋担任导演一职。彼时的谢晋，正值而立之年，精神抖擞，自信满满，言谈举止中流露出同龄导演所少有的才华。他细致研读剧本，首度挑选的演员便是本人，委以《女篮五号》中母亲林洁这一角色。该片在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荣获银质奖章，随后在埃及开罗举办的首届中国电影周上，也收获了观众的如潮好评。作为首部展现运动员生活的体育题材影片，《女篮五号》引领了同类题材作品四十年，至今未曾有作品在艺术成就上超越。这部影片带来的深远影响，为我赢得了极高的荣誉。1957年下半年，我有幸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这一职位一坐就是近四十年，直至2003年，因年事已高，我方才告别了全国政协的舞台。

《女篮五号》的镜头刚刚落幕，我便马不停蹄地投身于《铁道游击队》的拍摄工作，在剧中扮演一位英勇抗日的女性角色芳林嫂。该剧拍摄周期紧迫，摄制组未能深入生活进行细致的准备工作。我们的外景拍摄地选在了无锡，整个团队驻扎在一处位于山坳中的部队宿舍，条件相当简陋。正值炎炎夏日，阳光灼热，宿舍内没有一台风扇，夜晚辗转反侧，汗水湿透衣衫；清晨醒来，席子上留下了湿漉漉的“人形”痕迹。其中有一场戏，芳林嫂与战友们一同将政委送到后方休养，在湖边与他告别。由于是冬季的场景，我身着厚重的棉袄和围巾，而当时地表温度高达五十摄氏度，热得让人几乎无法忍受，里层的衣服早已湿透，但表面上我却必须装作若无其事。拍摄完毕，我身上长满了痱子，尤其是脖子上的痱子密集成片，结成了硬块，看起来红肿厚重，颇为吓人。然而，欣慰的是，影片上映后，观众们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我饰演的芳林嫂形象也深深烙印在观众们的心中。那首广为传唱的主题歌，其优美的旋律在民间广泛流传。即便时至今日，每当听到那熟悉的旋律，许多人仍会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心中充满激荡。

1959年5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很兴奋，也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带着这样的心情，我参加了电影《青春之歌》的拍摄，扮演女革命者林红。这个电影取材于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为了向建国十周年献礼，北京电影制片厂决定将《青春之歌》搬上银幕。1959年6月，导演崔嵬专程从北京赶到上海找到我，跟我说了扮演林红的事情。当时，崔嵬和我不熟，他说话很客气，而且口气是试探性的。为了物色演林红的演员，崔嵬动了番脑筋，找过一位女演员试镜，效果不理想。当时，崔嵬刚看了电影《林则徐》，从我扮演的阿宽嫂身上发现了一种特殊的气质，于是决定让我扮演林红。看了剧本，我开始感到困难和压力，也感到了时间上的急促。因为去莫斯科参加首届国际电影节的日期很近了，留给我准备和拍摄的时间只有十天。要在那么短短的几天内就沉浸到剧本所描写的那个时代中去，生活到角色的心灵中去，难度是很大的。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去剧组报到后，我没有先想人物的具体设计，而是白天阅读小说《青春之歌》的争论材料，晚上再读《革命烈士诗抄》等回忆录，读烈士的生平事迹，凭借着那些文字把我带到那个时代氛围中。在拍摄林红临别就义那场戏时，因为找到了感觉，演起来水到渠成。我没有考虑如何去表演，而是完全沉浸在角色之中，一切听凭感情的自然流露而发挥。后来我在谈到这场戏的体会时说：我感到浑身发颤，血往头上涌，完全和角色融为一体。为了不让林道静痛苦，我表现得十分平静，就跟什么都不会发生一样。拍完这场戏，我疲劳到了极点，只想一下子倒在床上，再也不要起来。后来崔嵬拉着金山一起看样片，金山看后激动地对我说：大妹子，你这个戏演得这么好，我真是没想到。新中国成立前，金山在重庆就和我相识，年纪又比我大，所以他叫我“大妹子”。剧作家曹禺也说：林红演得非常出色，这部电影就属秦怡演得最好，非常自然，与人物完全吻合。我不知道她怎么会演得这么好。

让我倍感惊喜和激动的，是周总理给予我的鼓励与赞誉。《青春之歌》一经上映，周总理便在百忙之中观看了该影片，并对我说：“你饰演的林红角色相当出色。一个演员在演绎一部作品时，无需过于关注戏份的多少，亦无需纠结于是否是主角或是配角，关键在于能否将人物形象刻画得深入人心。相信你，林红这一角色将长久留在观众的心中。或许，你过往塑造的其他角色观众们会逐渐淡忘，但林红这一形象，必定会被人们铭记。”

噩梦降临。

1966年4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此之前，因为身体的缘故，我一直在住院。刚刚出院回到家里，已没有往日的清净了。弄堂里整天敲着锣鼓，摇着红旗，到处是破四旧和抄家的叫喊声，甚至还有人跳楼自杀。我听了心里慌慌的，感觉这次的运动有点稀奇古怪，发展下去不知是什么样子。我上班了，一年病假只休息了两个月，刚上班一个月就“靠边站”，第二个月就被打成牛鬼蛇神，进了牛棚，所以有人说，我是自己送上门的“修正主义黑线的宠儿”。

于上海电影制片厂之地，造反派将厂门前的那块巨幅招牌强行摘下，迫使厂长徐桑楚手持，并将其狠狠摔至地上。随后，他们纷纷涌上前，肆意践踏。接着，他们点燃了一把火。眼见火焰逐渐蔓延，造反派们高喊着口号，唱着语录歌，欢愉之情溢于言表。目睹此景，我内心不禁感到既好笑又恐惧。

最初，我饱受抄家与囚禁之苦，随后的局势愈发恶劣。赵丹、白杨与张瑞芳相继被隔离审查，并被关押入狱。不久，轮到了我。那是一个1968年冬日的日子，造反派以“化装美女的毒蛇”之名，对我宣布成立市级的专案组，对我进行新一轮的审查。批斗会结束后，我被禁止回家。两天后，我再次被转移，直接被送往上海的少年管教所，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囚禁生活。在少管所中，他们询问了所有必要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却未发现我有任何问题，继续关押下去亦无任何结果。1970年的冬天，我被专案组释放，撤销了隔离监护，但没有做出任何结论。只是，释放后我仍不能回家，必须先前往“五七”干校报到。在干校稍作安置后，我急忙返回了上海的家。两年未见亲人，心中充满担忧，不知他们如今情形如何。然而，一回到家，我便发现家中一片狼藉：金焰卧床不起；小弟反复发作，已无法认出我这位母亲；母亲早在1969年初便离世，而专案组却一直封锁消息，未告知我。

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了！回忆往昔，悲痛之情油然而生。

4月5日，清明佳节，首都的人民群众齐聚天安门广场，缅怀周总理，共同声讨“四人帮”，此举震惊了全国。身处摄制组的我，听闻此消息亦倍感振奋，坚信那些苦难的日子即将成为过去。

跑龙套挺不错。

历经磨难，如今我已步入半百之年，却依旧活力四溢，如同年轻般活跃在新时代的舞台与银幕之上。自1978年6月在电影《风浪》中担纲渔轮厂党委书记一职起，我陆续参演了《苦恼人的笑》、《海外赤子》、《张衡》等共计十二部影片及六部电视剧，成为同行女演员中作品量最多的一员。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在这近二十部影视作品中，除少数几部如《风浪》之外，我多扮演的是配角，戏份也相对较少。例如在《苦恼人的笑》中，我饰演一位资深演员，仅有一场戏，而且时间十分短暂。再如《张衡》中，我扮演老夫人，同样只有一场戏，镜头寥寥无几。尽管这些角色的戏份不多，我并未因此草率对待，而是全情投入，心甘情愿地扮演绿叶，让这些角色焕发出独特的光彩，收获了意想不到的社会反响。

1986年，我挥笔撰写了一篇名为《跑龙套》的短文，旨在总结我数十年来从艺的心得体会。初入重庆舞台，我对演戏一无所知，总担心戏份过多，生怕上台后手足无措，难以开口。于是，当我有幸扮演群众角色时，便在一旁细心观察，用心体会。记得有一次，我自告奋勇地请求参与舒绣文演绎的《虎符》中的群众角色。剧中，如姬夫人奔跑至高高的台阶，以激昂悲壮的语调尽情抒发情感，舒绣文倾情演绎了一段精彩的独白。我和其他群众演员背对观众跪于台下，被她的表演深深打动，激动得泪水横流，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我们完全沉浸在角色之中。演出结束后，我也感受到了创作带来的愉悦。经过一次次的磨练，我逐渐成长为一位出色的“跑龙套”演员。在戏中，我与角色间的搭配与沟通，我从未松懈。即便是简单地回应一声“是”，或是端一盘道具，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若处理不当，也可能影响主角的表演，甚至扰乱整部戏的节奏。

解放之后，我的声名虽有所提升，但我对“跑龙套”的坚持未曾改变。在电影《哥哥与妹妹》里，我仅有寥寥数个镜头；而在《春催桃李》中，饰演老校长一角，总共不过两个画面。至《青春之歌》，我扮演的林红角色戏份虽较重，不足以称之为“跑龙套”，但林红的戏份也仅有一场，相较于全剧的宏大篇幅，其时间分量同样微不足道。在此期间，我对“跑龙套”的理解有了新的层次，我深知，若一位艺术家能够将内心的情感真实流露于银幕之上，那将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若生命得以轮回，我定不愿如今般度过此生。然而，既然生命无法重演，那便唯有直面现实。无论何事，皆需付出辛勤汗水，方能有所收获。若心怀宽广，则世间无大小之分；若心怀沉重，则世间无轻重之别；若心怀真诚，即便成败各异，亦能稍感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