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我就慢慢不谈了，偃旗息鼓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表达下面的几层意思：对当时粤剧界的演员，表示一种深深的歉意。他们的名字我还记得几个：罗品超，吕玉郎，郎君玉……虽然他们大部分都不在人世了，我还是表示一种告罪。虽然领导没有要我检查，我现在要自己检查。没有领导的具体批准，在组织纪律上也是错误的。当时不知道轻重，不知道戏剧这个东西是老百姓几十年天天接触的，别的东西容易动，戏很难动。其他的事，我还没有自作主张干过、乱来过。这件事，我不讲，人家不会讲，人家不会把一九五二年的报纸翻出来讲。所以现在自己讲，不要人死了后别人说，他在那里胡搞呀！这个事，是有点胡搞，做错了。我不求原谅，只承认错误。

对香港有关事务问题的建议，对大学问题的建议

我做《南方日报》的负责人时，华南分局每个星期开一次会，有二三十个人，现在看来叫高干会、扩大会，我提了一些意见。我很知趣，我一看，人家都是一九二几年的老干部，不太好发言。我呢，往往在下面写一个纸条，递给方方，几十个字。方方很和蔼。

当时香港报纸天天看，知道情况。解放时期，香港左派不断发动捐助内地运动。我提过这样的意见，我说，从现在起，不要在香港发动任何募捐运动了。我说，过去我们在打仗，有困难，现在全国解放了，那点点钱对我们有什么用？这个运动应该停止。反过来，香港天天大火灾，我们要派慰问团去，以群众团体的名义去，像工会之类的。虽然拿不出多少东西，至少去慰问一下，总是可以的。当时香港的棚户区经常发生火灾，后来知道，是地产商故意烧的，是想把棚户区的人赶走后，他们好建高楼。像这类意见，我提得多。我大体上从全国的局面去提出问题。这些问题，在叶帅、方方那里，一提就通过。他们忙，想不到。这些问题，本来一说就清楚，不说的话，还糊里糊涂干下去，干个七年八年的。

关于教育问题，我提了一些建议，而且得到了实现。一个是大学。大学我们不敢去摸。中山大学，那时谁懂？没有人懂，连叶帅自己都没有去跟中山大学见过面，讲过话，其他人谁敢去呀！中山大学是有名的大学，其他人去讲，讲什么呀。

一九五一年夏天，陆定一陪着苏联的尤金来广州参观，我们去迎接。尤金是被派来翻译毛选的，当时给他的礼遇高得不得了，住在过去陈璧君的公馆里，一天三顿饭，除了陆定一，华南党委省政府负责干部轮流陪同。我分到陪一次早餐。我看到陆定一，便利用这个机会向他讲了大学问题。他不是老早就注意大学问题了吗？还没有进城，就叫我调查教会大学，准备接管。我说，中山大学这么大，这么出名，解放这么久，没有人理过，我们都不敢去碰，不懂，也没有人去问。我说，大学都不拿过来怎么行，赶快抓起来。中山大学的校长许崇清，老留德学生，老教育家，是孙中山的朋友，不能动，任何人都不敢动，我们也不能动。但是，他年纪大了，我建议，冯乃超同志回来当副校长。冯乃超是创造社的，把鲁迅骂得一塌糊涂。冯是很老的党员，年轻时犯过“左”倾错误，早就改了。当时冯乃超在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当秘书长或副秘书长。我说，冯乃超是广东人，是理想的人选，党内的干部，只有他。他出名二十几年了，也是大名人。他来当副校长兼党委书记。中山大学不是张三李四能去的，只有冯乃超，几个条件都合适。

陆定一说，你这个想法不错。但陆定一回北京后，没有见动静。到了一九五二年的夏天，叶帅调到北京去了，方方调到中央当侨委副主任，陶铸以第四书记的身份全权主持华南一切工作。我有建议要找他单独谈。一天晚上，陶铸叫我去。他实在忙，吃晚饭的时候，抽时间叫我去。我说，我们现在要办正规教育，而不应该用全力去办什么“革大”（革命大学）了。办“革大”有什么用？过去办“革大”，到处发动群众参加军队，是为了打仗。现在是建设，再办这样的学校没有意思了。改造思想，三个月，几个报告就能改变思想吗？改不过来。我说，办“革大”是临时性的措施，这就是抗大、陕公呀，能一直办下去吗？我说，“革大”停办，改成师范大学，“革大”副院长陈维实，实际去负责。陈维实也是广东人，我们老延安，很有名。另外找一个当地有名的学者当校长。我说，我们连最著名的中学大学都摸不到边，还不敢去碰哩。我建议，今后我们要抓正规教育，从广州市来讲，先抓大学，再抓中学。因此，教育部门的干部都不能像从前那样安排，要当成很重要的干部来安排。

陶铸这个人爽快得很，能干得很。一听，对，就照你讲的办，你就去当教育厅长。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呀，教育厅长不是杜老（杜国庠）吗？他说，杜老年纪大了，叫他一天到晚到处跑，不行。杜老我另外安排。省里有文教委员会，还有华南科学院，总之比现在教育厅长名誉地位要高得多，这是肯定的，这个你不要担心。他说，既然你提出了这个问题，具体抓，就要你去，不变了。

很快，他就作了决定。“革大”停办。华南“革大”是全国办得最晚、停得最早的，成立了华南师院。当时房子不够，“革大”都是临时的干打垒房子。陈维实改任师范学院副院长，找了个著名的教授当院长。冯乃超也真的调到广州，当了几年中山大学的副校长，后来又调回北京。我当教育厅长，还正式走马上任。但是两三个月后，我就走不动，关节炎大发了。

教育厅长做了个把月，就是暑假，遇到了问题。中学生要考高中，但是根本没有那么多高中来接收，高中毕业的，更不能都进大学。没有几天，就示威。我没有办法，只好草拟个谈话，自己担起这个责任，要不，就是省政府，就是华南分局承担。谈话经过审查，公开发表。我说，全世界这样的情况都会有的，不是说所有的高中生毕业都能升大学，不是所有的初中生毕业都能升高中，现在全国都是这样。如果所有的初中生都能升高中，那要办多少高中才够呀，大学就更不用说了。公开表了态，登了报。不公开表态，怎么办呢？我来顶着，我想，无非示威更大一些，要接见的话，我就出来接见，无非还是讲这一套。当时虽然请愿了好几次，但讲了这些道理，事态没有太扩大。其实我这套办法是把问题推开，是打太极拳，即打官腔。

一九五三年三四月间，开全国第一次教育厅长工作会议，我代表广东教育厅参加。后来“反右”派时，人民出版社人事科长贴大字报，说曾彦修填的表，说他当过教育厅长，完全捏造。我也不去辩，运动一来，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说，你们去翻翻报纸，我正式发表过谈话，我参加过全国教育厅长会议，不但参加会议，钱俊瑞当时是教育部的副部长，还提到过我。算好，这些事，我不怕。我发现运动一来，除了不好说你是外国人外，其他全可胡说。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