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没买房，一直住在北京老小区的租屋里；女儿今年上小学二年级，书包带子断过三次，李晶用黑线缝好又用了两年。

王景春不是什么大明星，拍了快三十年戏，大多数时候在镜头里只露半张脸。早年在《白日焰火》里演个派出所片儿警，台词七句，他改了三遍方言；《隐秘的角落》里那个总在楼道抽烟的邻居，剧本没写他低头点烟前要先摸摸裤兜——那是他自己加的，怕火机没声儿，观众听不见“人还在那儿”。

李晶在片场做场记时，第一次注意他，是因为他拍完一条，非拉着灯光师重新调了两分钟光。不是嫌亮，是觉得“那道影子落的位置，让角色显得心虚了”。她没记他长什么样，但记住了他蹲在地上跟道具组商量怎么把假血浆调得更像夏天渗出来的汗。

2014年夏天，拍《地久天长》前的戏，王景春在横店高速口拍车祸戏，替身没到位，他自己上。车没刹住，撞上隔离墩，左腿骨裂。救护车来之前，他还让助理把刚拍完的那条素材卡拿给他看——“眼神对了，就别重来。”李晶当天开车送他去义乌医院，路上没说话，后座放着她包里的退热贴和一盒没拆封的钙片。

领证那天是2015年3月12号，民政局门口飘着柳絮。没穿礼服，他穿件洗得发白的灰夹克，袖口磨出毛边；她头发扎得歪，发绳断了一半，临时用根蓝皮筋绕了两圈。登记照里她笑得有点僵，他倒自然，嘴唇抿着，但眼角是松的。

他们没办婚礼。李晶说“请人吃饭不如把钱存着，以后孩子学钢琴用”。王景春点头，当天下午去银行开了个定期，存了十万。后来女儿出生，他抱着襁褓在出租屋阳台站了半小时，烟也没点，就看着对面楼晾的尿布发呆。

女儿三岁时，他拿了柏林影帝。颁奖礼结束当晚，他坐最早一班飞机回北京，没走VIP通道，拉着行李箱挤地铁，转了两次换乘，最后在六里桥东站下车，步行十五分钟回到那个没有电梯的五层老楼。进门时李晶正蹲在厨房擦地，毛巾拧干了又泡进水里，水盆边沿积着一圈灰。他蹲下去帮她拧，手背上还贴着国外带回来的创可贴。

这些年，他接戏更慢了。一个本子要看三个月，不是挑角色，是看导演有没有提前两个月进组筹备、能不能保证演员每天有八小时睡眠。李晶现在不干场记了，在一家儿童纪录片公司做制片，工资比以前少一半，但能准时下班。他们家晚饭七点开吃，电视从不打开，手机放玄关充电盒里。

有人问李晶后悔吗？她反问：“后悔什么？他没变，我没瞎。”

她真没瞎。王景春到现在还留着2007年拍《耳朵大有福》时的笔记本，纸页发黄，里面记着“王响说‘这日子熬着熬着就熟了’，熟不是甜，是软了、有嚼劲了”。他把这句话抄了三遍。

他们没换过手机号，微信好友一共197个，朋友圈三年没发过一张自拍。女儿作文写《我的爸爸》，开头是：“他总把伞往我这边歪，自己肩膀湿透。”老师没给满分，说“太普通”，李晶签字时写了句：“普通才真实。”

去年冬天，王景春拍戏摔了腰，卧床两周。李晶没请假，白天上班，晚上回来烧水、熬粥、把药片按天分好，用小药盒装着，标上数字。有天半夜他疼醒，看见她坐在沙发睡着了，手里还捏着没剪完的指甲刀——他在旁边沙发上躺着，她怕翻身压着他。

他们没谈过“门当户对”。

对这两个字，王景春的理解是：“饭要一起吃，错要一起认，地板要一起拖。”

李晶的理解更简单：“你说话算数，我就信你。”

女儿上小学后，家里多了块小白板，挂在厨房门背后。上面用马克笔写着几行字，有的被擦掉一半，有的加了括号和箭头：

“明天买醋。”

“妈妈报销单周三前交。”

“爸爸膝盖药，再吃两周。”

最后面一行，是女儿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的：

“我们仨，不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