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丽琳
这个"机会"可说是父亲的"旧雨"--便是他在那里曾经演出过近两年时间的黄金大戏院。
九年前，黄金大戏院由于上演《明末遗恨》的那场纠葛而歇业之后，约摸过了一年之后，便恢复营业了，但卖座一直不很景气，连月亏损。好在黄金荣在上海经营的企业很多，黄金大戏院虽然亏损了点，但还不至伤及元气，因此便一直不阴不阳地维持着。不久，上海的另一个"闻人"黄楚九行骗失败，宣告破产，不得不把创办的那所全市最大的游乐场"大世界"盘让给黄金荣，改名为"荣记大世界"。于是便有人怂恿黄金荣在"大世界"门前另外盖所戏院，取名为"共舞台"。这所共舞台的规模要比黄金大戏院大得多，在建造时特地设计了座特制的舞台，专演包括京戏在内的各种剧种的机关布景戏，倒也吸引了不少观众，赚了不少钱。相形之下，黄金大戏院便更成了个赔钱的累赘，因此黄金荣便在保留房屋产权的情况下，把戏院的营业和生财盘让给了自己一个门徒。那门徒原以为依靠自己经营能转亏为盈，但事与愿违，仍旧是连年亏蚀，便只能再盘让给别人。到抗战胜利时，这所戏馆已数易其主了，然而由于一直邀约不到好角儿，叫不上座，当然更无法提高票价，再加座位又不多，因此总是入不敷出，即使在"下江佬"纷纷"复员"，娱乐业开始兴旺时，也只能做到勉强维持。业主考虑之后，决定还是把戏馆出租，按月收取租金来得实惠。但又苦于一时找不到承租者，听到父亲正在寻觅演出场所，便托人吹风过来，让父亲上门去找他洽谈。
要办理这类业务照例是我们的双亲一道出场的，并且在洽谈过程中还往往以母亲为主角。由于局势不同，黄金大戏院这回所索的租金要比卡尔登高得多。母亲回家后找了几位内行朋友仔细地分析了下，发现黄金大戏院过去那几年亏损主要是由于管理松弛，经营不善造成的，倘若改善经营，那是有可能扭亏为盈的；但如果采取承租的办法，在支付了那笔高额的租金之后，即使改善了经营，要想获得盈余的机会还是不多的，甚至也有可能继续亏损下去。
但尽管为亏本而担冒的风险挺不少，母亲还是决定把黄金大戏院承租下来。她很明白：自己的丈夫作为一位艺人，是决不能长期脱离舞台的。舞台就是他的生活，他的世界，他的一切……
就这样，在那一年（民国三十五年）的春天，父亲到律师事务所去，在承租黄金大戏院的合同上签下了字。
由父亲接办经营之后的黄金大戏院上演的头一台戏便是《徽钦二帝》。为了庆贺这部八年前被禁演的戏重新同上海观众见面，父亲采纳了当时已担任了《时代日报》总编辑的姜椿芳叔父的建议，在红棉酒家举行了一次招待上海新闻家的茶话会，出席这个茶话会的有不少当时新闻界的宿将名人，如严独鹤、潘梓年、金仲华、胡风、刘尊祺等，还有不少文坛名人和父亲的旧雨如欧阳予倩伯父、田汉叔父、于伶叔父和金山叔父等，也都出席了这个招待会。
父亲原意是想利用这部当年曾被禁演的戏为黄金大戏院打开局面，因为八年前在卡尔登上演这部戏的时候，二十一场场场满座，每场在开锣之后不少时间，戏院门前还拥满着等候退票的观众；《徽钦二帝》被捕房禁演之后，还常有些老观众谈起来还因为没能看到这部戏而深感遗憾。可是，这回父亲的估计却发生了失误，由于抗战已经胜利，民众的心理已发生了变化，对于这出宣传救亡的戏的兴趣已大不如前了，因此虽然事前做了大规模宣传，但卖座却并不理想，通常只上五六成座。不仅《徽》剧这样，就连接着上演的父亲的看家戏《明末遗恨》的上座率也并不很高，直到父亲意识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更换了戏码，改演那些被称为"麒"派代表作品的戏如《生死板》、《赵五娘》、《九更天》、《清风亭》、《一捧雪》等戏目时，卖座率才逐渐恢复而取得了相对稳定。
全国地经营一所戏院，自然会有不少业务和财务上的往来，例如签订合同，交纳捐税，向银行存借款项等等。为了在对外业务中取得"法人"地位，一位做律师的朋友建议父亲成立一家公司。不久，由母亲担任理事长的那家"宏昌公司"便宣告成立了。尽管这家"宏昌公司"也郑重其事地办理了注册登记手续，领取了营业执照，还在《申报》上刊登了成立启事，但我双亲的一些朋友一直开玩笑地把它叫做是"夫妻老婆店"。因为这家公司的几位"理事"除掉父亲以外，全都是我家的亲戚，请那些七姨八姑三大舅挂着个空名，连这公司的名称也是根据母亲的闺名"宏祯"和父亲的表字"君昌"组合而起的。
周信芳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约摸有二年多，母亲除了当这家"宏昌公司"的光杆理事长，帮助父亲管理黄金大戏院的前台业务以外，还支持和参加了"上海妇女生活互助社"的工作。
"上海妇女生活互助社"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的外围组织，原来的名称是"上海戏院业妇女联谊会"。会长是母亲为我们三姐妹延聘的家庭教师丁毓珠小姐。当时她才只二十七岁，"宏昌公司"承租经营黄金大戏院之后，她兼任前台副经理，因此也算是戏院业中的一位职业妇女。原来组织这"联谊会"的目的是想团结上海戏院业中的一些职业妇女，可以后她的上级感到这样的工作面还太狭隘，可以适当地进行扩大，于是便决定改名为"上海妇女生活互助社"，把工作范围扩大为介绍失业、失学妇女就业，宣传男女平权，组织妇女识字班。同时还派遣樊雯、张慰慈等女共产党员同丁毓珠一起开展工作。
当时国民党当局规定：凡属民间组织的社团，都必须向社会局申请办理登记手续，方准开展活动。为了防止共产党进行渗透活动，社会局对这些申请的审查有时是很严格的。"妇女生活互助社"的那几位组织者虽然在日伪和国民党的警察局里都没有留下"共产党嫌疑"的案底，但她们的公开身份都只是普通的职业妇女，既拿不出一份可观的履历，也没有显赫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可以作为背景，因此她们都顾虑着那份理事名单送进社会局之后，会被延搁下来进行调查，而如果进入深入细致的调查，也许会惹出些不必要的麻烦，因为国民党的特工机关也并不是完全吃干饭的。
怎样才是个防止调查的妥善办法呢？丁毓珠等请示了上级之后，决定邀请母亲参加她们这"互助社"并且担任理事。父亲的名声、母亲的家庭出身，再加上外婆同宋老夫人和两位颜夫人之间的关系，无疑都有助于社会局批准这个社团的成立的。
当时，母亲还不知道自己家里这位年轻的女家庭教师的身份，但她对于争取女权的活动一向都是支持的，因此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非但如此，还建议把自己的一位好朋友也邀请来担任理事，那位朋友的丈夫经营着好几个企业，并且在政界里有不少朋友，因此也算是上海的一个名人。她自己对争取女权的活动也很有兴趣，所以也很乐于参加这个"妇女生活互助社"。
尽管事前进行了这些周密准备，但当丁毓珠拿着"上海妇女生活互助社"的宗旨草案和理事会名单上社会局去办理申请登记手续时，心中还是在打着鼓的。她们找来的那两道"护符"是否会有效验呢？作为一个"特殊机构"的社会局会不会卖这两位"名人太太"的账呢？……根据以后的回忆，她把申请书和名单交给一个坐在张象银行柜台样的长柜后面的官员之后，那官员先微蹙起眉头看完了申请书，又拿起那份理事名单来看着，当看到上面写着的"周裘丽琳"的名字时，凝神想了想，抬起头来问道："这周裘丽琳是不是麒麟童的太太？"丁毓珠回答说是，这时，她看到那官员蹙起的眉头似乎展开了些，便趁势指着名单上母亲那位朋友的姓名告诉他这是谁的妻子。这下，那官员原来板起的脸上露出了点笑容，眼光也变得和蔼了，声气挺客气地说道："你把这个先放在这里吧，我们一定尽快给你们回音。"
果然，回音很快便来了，第三天便接到通知：批准"妇女生活互助组"在其成立宗旨范围内开展活动。这样，这个共产党地下外围组织便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取得了合法地位。
为了支持这个妇女组织，父亲专门进行了一场义演，把全部票款收入捐助给她们作为经费。母亲在黄金后台二楼腾出了一间约莫三十平方米的房间给"妇女生活互助社"做办公室，另外还自己掏钱购买办公和会客家具供社里办事人员使用。母亲的那位朋友在常德路购置下两间面积共约六十平方米的平房给"互助．社"开办妇女和失学儿童的识字班。
这个"上海妇女生活互助社"从民国三十五年三月成立起，一直存在到解放以后才归并进上海市民主妇女联合会。由于她们在活动中都恪守着迂回战术，并不公开出面反对或抨击当时的政权，因此三年多来，这个妇女组织的真实政治背景一直没有被国民党特工发现，因此也并没有遭遇到严重的政治风险。
在母亲参加"妇女生活互助社"的同时，父亲正式参加了"艺友座谈会"，并被推选为这个组织的主持人。在座谈会上，他通过于伶叔父的介绍，认识了前来看望进步"艺友"们的周恩来。民国三十五年六月，全面内战即将爆发，中共驻沪办事处撤离上海前夕，他又应邀到思南路七十三号"周公馆"去参加了周恩来召开的告别座谈会；以后，又参加了戏曲界人士反内战签名运动，并且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反内战文章……大概是由于他的这一系列活动，才使他被目为"左倾老生"，一年多之后，和他的弟子高百岁受到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正式传讯，严厉警告他们"不得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否则则要"后果自负"。
日月相易，寒暑更替，三年时光就在那急风骤雨的变化中迅速地流过去，到民国三十八年初的淮海战役之后，形势更是急转直下，国民党政权在大陆上的气数已将尽了。在淮海战役之前四个月，黄金大戏院由于租约期满，业主要收回自己经营，父亲便只能结束掉那家"宏昌公司"，重又赋闲在家读书。这时，祖父已在几年前去世，我们全家连和祖母一起搬进了长乐路七百八十八号的新居。
这新居是幢三层楼的法国式小洋房，每层有三个房间，即通常所谓的"三上三下"。但是属于"假三层"，三楼的房间比较低矮狭窄，只能堆放东西，不宜住人。屋前屋后各有一片小小的花园，占地共计一亩多些。它是民国三十年初秋时，母亲从一个美国侨民那里买下的。那美国侨民原在上海做猪鬃买卖，那时候猪鬃的货源已越来越少，同时他又意识到战事已经临近，急于回国，因此所要的房价并不很高。母亲仔细考虑之后，拿出了她嫁资中的全部余款，又用这幢房子的道契向银行抵押了笔钱，买下了这幢房子。
买下这幢房子之后，我们并没有马上从高福里搬进去居住，一则因为母亲考虑到搬进新居去容易树大招风，可能会招来日本人和汉奸的敲诈勒索，再则为了买房还欠着银行一大笔钱，应当让这处房产有所收益，以便逐年偿还借款。因此，通过伊萨贝尔的介绍，把这幢房子租给了葡萄牙驻沪总领事作为住宅。抗战胜利之后，葡萄牙总领事馆虽然撤消，但仍由原来的领事馆官员住在里面。直到这时租约期满，方才收回由自家居住。
这所新居确实比高福里的那幢弄堂房子宽敞得多了，孩子们不但有了自己的卧室，而且还有了做功课和玩耍的房间。我和大姐、三妹都已经是大学和高中学生了，因此也分配到一间专用会客间，那是底层朝南的一间阳台间，虽然很小，但挺舒适而安逸。底层朝北的那一间房间虽然光线较暗，但比较宽敞，母亲原是安排给父亲做书房的，但父亲认为那里还不够安静，经常会受到孩子们的嬉闹声和母亲的一些来客的干扰，于是母亲便在屋后的车房上面添造起一间房间给他做书房。由于车房的建筑原就比较简陋，在上面添加的建筑当然只能愈加单薄，因此那书房只是由四堵挺薄的单砖墙和一块并不隔热的平顶构成的，在里面正可以说冬寒夏热。尽管如此，凡是父亲在家里的时候，我们要找他，多半都是到那间书房里去。当然，冬天那里是生着火炉的，但那时中国还没有家用冷气机，因此在盛夏季节里到那里去找父亲时，耽不上几分钟就会汗流浃背，只想着快些离开了到别处去凉快一下。奇怪的是，父亲尽管也是不住地摇着扇子，有时甚至还光着背脊，但他却宁愿耽在里面，一面淌着汗一面看报，读书，看信，写字，整理剧本和吊嗓子……"在这幢房子里，你们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一块'小天地'。你们的爸爸好比是个大孩子，那间书房就是他'天地'"。母亲曾经这样笑着对我们说过。
尽管父亲很喜欢他在家中的这一角"天地"，但恐怕他用尽自己所有的想象力也决难想象到：这间简陋而冬寒夏热的房间，竟会成为他一生的最后九年中合家蜗居在一起的场所，同时也是他受到长期幽禁的变相牢房……父亲和母亲也决都不会想到：这里竟会成为他俩经常泪眼相对而又是最后离别的地方……
淮海战役之后不久，便进行了渡江战役，﹣解放军占领南京，眼看着上海即将兵临城下。尽管国民党政府竭力宣传要固守上海，并且把"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移到了上海，但有识之士都明白这些纯属空话，上海是说什么也无法守住的。不少达官贵人和有产者已纷纷在作离开上海的打算。其中有准备去欧美各国或是拉丁美洲的，但这毕竟只是少数，也有打算去台湾的，但为数也并不很多，大多数还是盘算到香港去，在米字旗下发展他们的事业或是充当寓公。香港﹣﹣这一座原来在政治和经济上并不显得重要的海岛城市眼看着将要取代上海的地位而日趋繁华发达了。在那些日子里，在母亲周围的那些朋友中，最时髦而普遍的话题便是"香港"、" H · K "、" Hong Kong "……有人已经在香港置买了房产，有人已经到香港筹备办厂开店，也有人已经看准了香港日后的发展，正筹集资金准备到那里去进行地产投机……但尽管母亲耳朵中灌满了这些谈论，她却似乎不为所动，在那些朋友谈论着香港的时候，她只是默默地听着，虽然脸上也带着笑容，但只要仔细留心，就能发现她的那些微笑只是出于对说话的人表示礼貌才挂在脸上的。每当有朋友问及她是否也在考虑到香港去的时候，她总是抿着嘴笑着回答："我们怎么能跟你们比呢？你们都是有根基，有实力，打算到香港买房置产发财去的。信芳是唱京戏的，香港多半是广东人，不爱听京戏，我们到了那边去难道靠喝西北风过日子吗？"
其实，她所说的并不是实情。早在解放军渡过长江之前，有个也算是她和父亲的熟人打电话单约她到国际饭店十四楼吃西餐。此人姓李，是上海一家中型影剧院的老板，另外还开着家规模不小的呢绒批发行，因此在上海也算得个第二流"闻人"。以后此人在香港开办过当时闻名全港的游乐场"李氏花园"，同时又集资办了家银行，一度成为香港的社会名流。最后由于贩毒案发受到通缉而逃往台湾，到台湾后，又因犯下命案被逮捕判刑，七十年代中期死于狱中。那天，他在同母亲一起进餐时告诉她：香港虽然过去一直都是粤剧的天下，但根据他的分析，随着上海人的大批迁移，京剧观众必定会越来越多。他已经看准了这个风向，因此前些日子已经在香港英皇道北角买下了一块地基，准备在那里盖一所戏院，专演京戏，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要找到个能久站压阵的角儿，才能保持经久不衰的卖座率。因此，他便想到了我的父亲，希望父亲能去香港跟他合作。接着，他又讲了准备付给父亲的包银数额和其他条件，包括百分之二十的戏院干股、专用汽车和坐落在浅水湾的一幢别墅等等；最后他还提出：不要母亲马上答复是否接受聘邀，可以考虑一星期再给他回音，倘若还有其他要求，到时还可以磋商。
这个姓李的人在找我母亲商谈之前显然是经过一番考虑和分析的。首先，他知道母亲掌管着家庭的财务大权，父亲过去的那些"公事"都由她参于谈判的，因此以为只要能把母亲这一"关"攻下来，大局便基本已定了；其次，他当然也摸清了母亲的底细，知道她出身富家，平时对衣食住行各方面的享受也是有所追求的，因此，香港这样的花花世界和他所许诺的那些物质条件是决不可能对她毫无诱惑力的。然而，当约定的那一星期过去之后，他从母亲那里得到的答复却是谢绝他的邀。以后，他又亲自或托人来找母亲谈过好几回，许诺的条件比原来更加优渥，并且表示：为了保证履行条件，他可以同父亲一起到英国人的律师事务所去办理协议公证手续，还可以通过汇丰银行向父亲提供一笔合同保证金。直到母亲明确地回答他决不离开上海之后，他才算死掉了那条心，不再来向母亲纠缠了。
尽管母亲并没有把这件事情讲给很多朋友听过，但她不愿去香港的消息还是逐渐地传开了，并且在一部分朋友中引起了一些议论，纷纷猜测着她不愿去香港的原因，有人说她是舍不下长乐路那幢新居，也有人猜她是因为那个李老板许诺的条件不够优渥，她还在待价而沽，还有人认为她是怕父亲在香港站不住脚，退回上海时颜面难堪，因此不敢冒这个险……但在议论中，彼此间又觉得这些理由都不够充分，于是便越发对母亲拒绝去香港感到难以理解……
那么，母亲拒绝去香港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一九五一年中秋节前一天，母亲在家里设便宴招待陈毅市长。那时我刚考进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算是个大学生了，因此父亲允许大学新闻系，算是个大学生了，因此父亲允许我陪席。在席间，我听到陈市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询问母亲：为什么会在解放前夕拒绝迁移到香港居住？她当时微笑着看父亲回答道："为了这件事情，解放后有人称赞过我爱国，也有人说我是拥护共产党。可我自己知道，在当时这些都谈不上，我只是在想，信芳的观众不仅在上海，在北方、南方、东北、西北，也有不少他的观众，这些观众就是他生长的根，要是硬逼着把他从这块土地拔起来，离开自己的广大观众，他一定会闷得生病，说不定就此会同我闹离婚。"
-﹣招待陈市长的那回家宴过去已有三十多年了，但在我提笔追叙这桩往事的时候，眼前似乎还浮现着母亲在讲上面那段话的面容：白皙而开始有点发胖的脸上洋溢着从容的微笑，似乎在为自己的坦率而感到有些自得。
五月二十四日深夜，我在睡梦中被爆炸声惊醒，睁开眼睛，便听到一阵象爆豆样的密集枪声，中间还夹杂着几下闷沉的爆炸声。我赶紧揽衣起床，借着从窗外透进来的微弱光亮，看到大姐已经起床，正蹲在窗台边探头向外张望着。不一会，穿着睡衣的母亲也来了，我们一齐伏在窗台向下观看。昏暗的路灯照着下面的马路，不时有憧憧的黑影跑过，从远处还传来一阵阵枪声，但约莫半小时之后，枪声逐渐静息，下面马路上也归于沉寂了。母亲叫我们重新上床睡觉。我躺在床上，一面转侧翻腾，一面揣测着可能会发生什么变化，因为从市郊传来的隐约的炮声虽然已听到了好几天了，但在自家门前听到枪声却还是头一回……
这发生的变化到第二天早晨方才揭晓。第二天早晨，当我吃过早饭准备出外的时候，拉开大门，第一眼看到的便是一长排穿灰色军服的士兵，或躺或坐地在人行道边休息。他们脸容憔悴，疲乏不堪，在这初夏季节里还有不少人穿着棉衣﹣﹣这便是我头一回看到共产党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
我关上门，回进屋里，走过门厅时，照例伸手在挂在墙上的日历上撕下了一页。这撕下的一页也意味着这上海城里已经结束了"民国"的纪元，以后就该用公元年份来进行记叙了﹣-
周易
周采蕴，笔名周易，1932年出生于上海，是京剧表演艺术家、麒派创始人周信芳与上海名媛裘丽琳的女儿，排行第二。解放初期曾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校花，因其出众美貌和高冷性格被称为“石膏美人。后定居美国旧金山，是著名的商人和作家，著有描写父母爱情故事的《伴飞》等作品。
周信芳
周信芳（1895年1月14日－1975年3月8日），名士楚，字信芳，艺名麒麟童，籍贯浙江慈城（今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生于江苏清江浦，京剧“麒派”艺术创始人。出身艺人家庭。六岁随父旅居浙江杭州，从陈长兴练功学戏，七岁以七龄童艺名登台演出。后流动演出于汉口、芜湖及沪宁线一带，改艺名“七灵童”。1907年至上海演出，始用“麒麟童”艺名。次年至北京，进喜连成科班，与梅兰芳等同台演出，辗转烟台、天津、海参崴等地演出。1912年返沪，在新新舞台等剧场与谭鑫培等同台演出，演技渐趋成熟。1915年进上海丹桂第一台，后两度赴北平。1924年回沪，先后于丹桂第一台、更新舞台、大新舞台、天蟾舞台演出，尝试改革京剧艺术。与王鸿寿、汪笑侬、潘月樵等协作，编演、移植诸多剧目。艺术上勇于创造，继承发展民族戏曲现实主义表现方法，塑造具有鲜明性格的典型人物，形成独特的“麒派”表演艺术风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京剧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等职位。1975年3月8日在上海病逝。代表剧目有《徐策跑城》《乌龙院》《萧何月下追韩信》《香妃》《董小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