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为何被贴上“怨妇”标签，以及围绕他产生的巨大争议，并非源于单一事件，而是其多年来在文化立场、学术表达和个人言行上的累积效应。批评者眼中的易中天，从“学术明星”滑向了“文化怨妇”，其言论被指充满对自身文化的哀怨与不满。
易中天最引发争议的，是他对国学的激烈排斥。他曾在公开场合直言：“我坚决反对国学，见到国学躲都来不及，像躲梅毒和艾滋病一样躲”。这种将中华传统智慧比作恶性传染病的比喻，被舆论视为对文化根脉的极端亵渎。批评者认为，这种论调并非理性的学术讨论，而是充满情绪化的诋毁，企图切断民族的精神纽带，是一种“文化绝育术”。
在史学领域，易中天被批评为“历史虚无主义”的代表。他推出的《易中天中华史》试图砍掉中华1300年历史，声称文明仅3700年，这被指为迎合西方的“文明标准”。此外，他曾在对比中西时，过度美化西方，例如宣扬“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西方契约精神神话，却对西方的暴力现实选择性失语。这种“双重标准”让其被贴上“西方传声筒”和“思想买办”的标签。
为了追求通俗化，易中天对历史的解构屡屡触碰底线。在其主编的《中华经典故事》中，为了迎合市场，出现了大量低俗内容：刘邦被描绘成只会“泡妞泡吧”的猥琐形象，孟子则在足疗店衣衫不整地谈论“那两个妞不错”，插画中女性衣着暴露。这种将严肃历史人物“娱乐至死”的写法，被批为“毒教材”，不仅亵渎先贤，更对青少年造成误导。
易中天常以“讲真话”的独立学者自居，但其行为被指充满商业算计。他一边主张“学术可成商品”，以工业化速度量产书籍，被指内容肤浅；一边又通过发表惊悚言论（如“中国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来维持曝光度。网友批评他所谓的“真话”其实是“打擦边球”的模棱两可之语，意在树立“伪风骨”标签以谋取私利。
不管怎样讲，易中天之所以被一些人视为“怨妇”，是因为他呈现出的形象，已从传播知识的学者，转变为习惯性站在自己文化对立面、通过贩卖极端观点博取关注的“批评家”。他的言论在批评者看来，充满了对中华文明的哀怨与不自信，因此被认为是一种“端起碗吃饭，放下筷子骂娘”的当代典范。